案情2007年11月至2008年1月间，陈某伙同黄某等人（另案处理）先后7次来到上海市崇明县、浦东新区、闵行区等地，窃得各类型号车牌照12幅，并将写有联系电话的纸条贴在车的挡风玻璃上，以便车主与其联系赎回车牌，共敲诈得款2400元。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汽车牌照是国家交通管理部门依法颁发，主要用于证明该车辆的权属及身份，属国有机关证件的范畴，陈某明知而故意多次盗窃，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为敲诈勒索罪。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一、盗窃机动车号牌的行为不能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hr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处罚。”由此可以看出，机动车号牌只有存在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的情形下，才能等同于国家机关证件来对待，而对于盗窃机动车牌证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本案中，将陈某的行为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实际上是比照《规定》而进行的一种类推解释，这无疑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二、机动车号牌属于一种标志。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机动车号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笔者认为，机动车号牌并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而只是一种标志，其作用是表明一种事物的特征，证明机动车的权属，也是机动车取得合法行驶权的必备条件，没有号牌或者号牌不符合规定的车辆是不允许在道路上行驶的。而证件则是一种用来证明身份的文件，如工作证、代表证等。从刑法某些条文的规定也可以推断出机动车号牌的性质，如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该罪是指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律将武装部队的车辆号牌列为专用标志的一种，而不是证件。既然武装部队的机动车号牌都是一种标志，那么普通居民的机动车的号牌也就更没有理由成为国家机关证件。此外，如果机动车号牌本身是国家机关证件的话，那就无需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专门规定，而直接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就可以了，那么《规定》中的第七条就是多余的了。正是因为机动车牌证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而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的行为又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有关机关才对此作出了专门的解释。三、本案定为敲诈勒索罪更为合适。第一，本案中，被告人只有一个犯罪故意，其主观目的是单一的，即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而盗窃机动车号牌只是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行为人之所以盗窃机动车号牌并不是为了取得机动车号牌本身，而是要通过此行为达到索要钱财的目的。第二，行为人对被害人采取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是指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从而使其不敢反抗。在本案中，被告人盗取被害人的车牌后留下联系方式，利用了被害人怕麻烦或怕报复的心理，从而达到勒索财物的目的。第三，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犯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敲诈勒索财物的数额以1000至3000元为较大的起点。被告人共敲诈财物2400元，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数额较大”的规定。被告人是出于一个犯罪故意，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以盗取机动车号牌的手段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非法所得财物数额较大，因而构成敲诈勒索罪。（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