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傅樱老人约在她家附近的一家麦当劳见面，老人指指里面的一个角落说，辞去深圳的工作回北京准备hr这段时间，常常在这个角落里，和辅导班上的年轻同学一起做试题，讨论考题。
从1998年开始，傅樱报名参加国家hr。除2000年未报名参加考试外，在有“天下第一难考”之称的hr考场，傅樱老人拼了8次。2007年，她以379分的高分通过了国家hr。这一年，她73岁，退休12年。
深圳8年60岁结缘法律
“我很失落，也闲不住，人生不能就这样打住了！”1995年，傅樱从国防科工委第九研究所退休。从事了38年理论物理研究的她突然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尤其不能忍受“早起盼天黑，休闲变痛苦”的生活。
“离开北京，找点好玩的事情做！”经朋友介绍，60岁的傅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了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小助理员。小助理员的工作不过是整理录音，跑跑法院，送送材料，但是干了38年科研，“每天除了书还是书”的傅樱觉得“天天在听故事”，生活特别鲜活，干得有声有色，偶尔还对案子提些问题，看看有关法律的书，报送的材料几乎没有出过错。领导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很快便得到了提升。
听说有个律师资格考试，傅樱没多想，兴冲冲地跑去司法局报名，心想考个证也好，自己这样一个没有律师资格的人在律师事务所的行政岗位上待着，自己也觉得别扭。但是人家告诉她，按规定60岁以上的人不能报名。傅樱第一次萌发了hr的念头，以未获得入场券而告终。
如果hr的政策一直不变，傅樱老人的晚年生活应该不会像现在那么充实。第二年，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给傅樱打电话：“律师资格考试放宽年龄限制了。”傅樱说自己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觉得搞了38年科研，这些看看背背的东西怎么会攻不下来呢？于是又一次兴冲冲地跑去报名，这一报，前前后后共报了8次。
时间跨度太长，傅樱只能扳着手指讲述10年司考路上的故事。1998年和1999年，因为不够重视，考试成绩“惨不忍睹”，“真的不是划划ABCD那么简单的，题很活，有陷阱，不简单呀”，老人感叹。当时，深圳司法局的一位老同志看她那么大年纪了，忍不住劝她：“司考要考14门课实在太累了，你要真喜欢，就去考个法律工证吧，现在正在报名。”傅樱马上赶去报名，一咬牙，当年年底就通过了考试。拿到证后，身边的人都劝她，有这个证就可以办案子了，你的心愿也了了，别考了。傅樱也有些动摇，“我当时想这些东西学理的人可能真的是很难攻下来的，不较劲了”，于是，她放弃了考试，出国休假。
2000年成了傅樱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已经决定放弃司考了，但是看到那年的分数线降到了231分，回国后傅樱又坐不住了，越想越后悔：这样的分数线，自己如果拼一把，没准就上线了。2002年，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国家hr，傅樱又报名了。跟着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一起啃了几个月的课本，但是天不遂人愿，虽然分数有了不小的提高，但还是没能过线。
傅樱是个好强的人，当时已经是律师事务所的行政主管的她，觉得自己一个“非律师”管着一群大律师，心里不安，这也给了她一定要考过的动力。她仔细想了想，觉得边工作边准备考试压力太大，通过的希望也很小。于是，在2003年年末，毅然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到北京专心备考，成了一名hr“专职”学生，这一考，就是4年。
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真的很想跟年轻人说，我一个老太太都能坚持下来，考试没有过不去的坎！”傅樱抿了口咖啡，她说特别愿意接受的采访，“我的故事对老年人没什么参考价值了，不能让一把年纪的人都这样折腾吧，但激励激励年轻人还是可以的”。
“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傅樱10年来hr的真实写照。
国家hr被称为“中国第一难考”，难度大、通过率低，而且每年都是“归零考试”，考完后考生在下一年必须重新准备、重新学习。国家hr将14门法律课程整合在一起，出4套卷子，其中既有对理论的考查，即法律条款的熟练程度，又有对真实案例的考查，即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
还在律师事务所上班时候，傅樱的时间就总是排得满满的，工作日上班，晚上挑灯夜战看14门课的材料，周末赶去和参加“司考”的年轻人一起上辅导班。为通过考试，她辗转于大大小小的辅导班。有一次，晚上的辅导课结束后，已经9点多了，傅樱去赶公交车，黑暗中，凸起的路面绊倒了她。她被送到医院，脸上缝了15针。回到家，稍稍休息后，她又强打精神去上早8点的辅导课。
回北京之后，傅樱的生活更是全部被“司考”包围了。4月份进入复习状态之后，和复习无关的事，她基本上都不参与。每天，她花10~12个小时看书。因为长时间的看书加上年纪大视力不好，她的眼睛出现了老年性的黄斑病变，长期久坐又引起了腰椎间盘突出。后来，傅樱就允许自己每隔一小时休息一下，但是她给自己下了死规定：每天必须保证学习8个小时。她甚至就在书房里安放了一张木板床，困了累了，上床和衣而眠，有了精神，就起身苦读。
傅樱用手比划着描述她家的书房。这10年来，她买的最多的就是司考书，钻在书堆里的时间也是最多的。没有退休之前，老人喜欢旅游、跳舞、购物、看电视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活动，但是，备考以来，“毛衣都几年没换了”，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唯一的娱乐是带着小狗出门遛一圈回来，其他什么都不管，连房间里的门轴坏了也没换，一直用一根绳子拉着。
复习的这几个月，出门吃饭也显得很奢侈。傅樱说，自己一般每天中午做一顿饭，在电饭煲里煮好米饭，自己炒个菜。工序复杂、耗时太长的炸、炖等，她都很少沾手。晚饭一般都是中午的剩饭，有时候实在不愿意做饭了，就啃几块饼干或者拿超市的速食将就一下。说到“啃”饼干，老人笑了笑，反问笔者，这个字是不是太时髦了，只适合年轻人的生活呀？
其实，傅樱老人有一颗年轻上进的心，何止是这些呢？她自己上网查考试资料，发E-mail与同学、老师探讨、请教问题，发手机短信与年轻人沟通。家门口的这家麦当劳就是傅樱和她在二里庄附近的同学们经常讨论的地方。
“很多年轻人就是不够刻苦，如果能像我这样，他们一定早就过了。”老人相信“勤能补老”“勤能补拙”。hr中有一堆需要记忆的资料，“这对我才是最大的考验”。她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中学学历史，总是记不住那些朝代，分不清哪朝推行了哪些政策。但是，人家背5次，她就背50次，人家做1套题，她就做5套题，今年不行明年接着考，万变不离其宗，总有攻下来的时候。
考试失利造成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大概从2005年起，傅樱开始脱发。“那段时间，我都不敢洗头，一洗就掉一大把。”回忆起备考中的这些事，傅樱已经颇为淡然，“轻伤不下火线”，她头戴假发继续复习迎考。
很多人都问傅樱，“你作为当年邓稼先手下的得力干将，有丰厚的退休金，退休前本来就有高级职称了，事业也算得圆满了，还这样孜孜不倦地折腾自己，图什么呢？”傅樱说，自己1999年拿到法律工证，2004年考了驾照，拿了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书，也不为什么，就是觉得人活着一天就应该有一天的精神。而hr通过之后，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动力自然更大。
辗转于各个辅导班又爱又恨
10年时间，为了司考，从深圳到北京，傅樱辗转于各个辅导班。
对于辅导班，傅樱可谓“又爱又恨”。
“踏踏实实看书、做题，分析一些案例才是王道，那种希望参加辅导班能透出点题来的想法太天真了。”傅樱觉得，希望只能寄托在自己扎实的根基上。
1999年临考前，傅樱报了个周末辅导班，每周末上两天课。因为当时自己没怎么看书，傅樱只是觉得“一堆的东西往自己脑子里灌”，跟不上进度，基本接受不了，复习没有大的进展。
回北京之后，傅樱一直都在辅导班学习。从理论基础班到强化提高班，从全面的辅导班到专项训练班，傅樱上了不下10个班。
傅樱认为，上辅导班最大的作用在于：替自己理一下思路，划一些考试重点，制订一些学习计划，认识一些同学，互相鼓励鼓励，讨论讨论案例。
她提醒正在紧张备考的考生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挑选辅导班。复习已经比较充分，基础知识已经基本掌握的考生，可以选一些强化班，抓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平时比较忙，自己看书时间比较少的考生，不要选那些“集中式轰炸”的辅导班，最好选择周末的基础班，每周两天，上课前自己先提前梳理一下基础知识，上课时跟着老师再复习一次，课后再翻一遍，三次下来基本上心里就会有点底了，并且能够节约不少学习时间。如果对于做某一类题比如论述题等特别没把握，选择专项训练班，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效果会更明显。
“辅导班多少都是辅助性的，最重要的还是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下工夫学。”傅樱认为，备考后期，最重要的就是做真题，熟悉题型，了解出题思路，同时对照标准答案，看看自己的答案欠缺在哪里，哪些是得分点。不过傅樱感觉，现在市面上很多司考参考资料都很不正规，容易误导考生，最可靠最有效的还是真题。傅樱说，每次对照完真题答案，自己都会感叹“原来是这样啊”，很多答题要点，自己都是知道的，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组织答案，多看看真题，思路会开阔很多。
“再有困难也要不吭声地上”，老人最后说，10年司考，即使已是人到晚年，自己也一直都记得当年邓稼先经常教导他们的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