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形势下，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是整个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而对处于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两难境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来说，节约集约用地也是唯一的驶向光明彼岸的路径。
用市场化手段提高用地成本
研究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中，现存在20%到30%的水分。这也是我国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的比例。
规划专家郑振源认为，造成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招商引资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二是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以地生财的模式。三是低成本的土地供给，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郑振源说，现在开发商手里的资金来得很容易，拿土地使用证去银行马上就可以贷款。土地供给的成本很低，这样就造成了用地越多越有利。比如说，城市建设中的大广场、大马路，一个区政府办公楼盖得像天安门，一个工厂占的地可以盖四个工厂，原因就是土地便宜。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工业大院占了很多地，原因也是集体土地来得容易。所以说，造成土地粗放利用的根本原因是低成本的土地供给。
“要把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压下来，把20%到30%的粗放利用水分挤出去，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郑振源认为，“多要地就得多花钱，要好地就得多花钱，这样大家就会主动地考虑如何节约用地，才能促使用地单位节约用地。不进行市场化改革，达不到节约用地的目的。只有市场才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部有关业务司负责人说，节约集约用地是我们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能说这块地批了就完事了，这块地批得集约还是不集约才是我们的管理目标。他认为，推行节约集约用地，真正起作用的，是价值规律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没有这个，其他的都是权宜之计。问题是，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批地，至于后面的监管就不关注了。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维提出，应该关注建设用地再利用的周期，很多建设用地是可以再利用的，但不同土地再利用的周期和强度不一样。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地“拎”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增量控制就有一定的保障。他认为，应该将盘活存量和新增占地的成本进行对比。北京已经做过这样的分析，将一个工厂存量土地的置换，与在厂子周边征用农用地的补偿成本进行对比。“我们算过，有可能搬一个厂子成本更低。”
胡存智认为，现在工业用地铺张浪费，与城市居住用地过度密集同时存在。城市建设中占用良田摊大饼的建设方式已经成风。看起来，这种沿着道路旁边建设的方式成本最低，但从城市长远来看，其成本最高昂，因为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要建立交桥，就更贵了。
保住18亿亩耕地必须建立利益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不只是调动政府的积极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严金明认为，农地发展权属于国家这种说法值得斟酌。因为做规划的时候，同一块地是规划成30层高楼，还是规划成农田，收益差距非常明显。现在虽然理论上说发展权属于国家，实际上对发展权要进行界定，要进行细化和量化。他提出，发展权应该在不同主体之间共享，对取消发展权的要给予适当的补偿。不然，国家凭什么把农民的地划成基本农田？
因此有专家提出，规划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策问题，修编规划在考虑技术层面的同时也要考虑提出相应的政策。“例如基本农田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愿意划？老百姓也不愿意划？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也有道理，无缘无故把我的耕地划成基本农田，然后就开始来限制我，不许种果树，不让盖房子。限制我可以，但你给我什么好处了？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规划不能只是强调限制，没有让群众得到利益。”北京大学教授林坚提出，要尽快树立资源资产并重的观念。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整个体系来说，非常大的关注点在资源保护问题。但对土地本身来说，其资产的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物权法》通过以后，如何衡量和量化土地本身的资产属性，并将它纳入整个已有的资源保护体系中，是这轮土地利用规划有别于其他规划的地方。只有将资源管理与资产管理融合起来，才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管理。
人均用地标准，我们没有资格和别人比
“做规划要讲国情。在用地标准上，我们没有资格跟人家比，一点资格都没有。美国、澳大利亚，我们比不起。要比只能向我们的邻居日本学习，向韩国学习，向台湾和香港学习。”陆大道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反思。
城市发展是建设占用耕地的最主要因素。一位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家说，建设部曾经设定了一个标准，城市人均用地从6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的幅度，而且分了四档，一直强调要严格执行。如果现状是人均用地60平方米，在修编规划时只能在这个幅度里面提高，最多提到人均75平方米；如果现状是76平方米到78平方米，顶多提高到90平方米。问题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变成人均用地100平方米了。上下都这样说，现在地方审查规划也拿100平方米来说事。我们经过调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土地资源很紧张，有的城市现在人均用地只有50多平方米，如果也要搞成100平方米显然是不合理的。人均用地100平方米“一刀切”的状况，既不符合土地资源保护的要求，也不符合城镇发展实际。
陆大道说，各地做规划愿意参照的指标多是土地资源较多国家的指标。密度低，绿地大，环境好，生活质量好，似乎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准。其实没那么高的指标也可以建成现代化的城市，比如东京和香港，目前东京是人均60平方米，香港是人均40平方米，而我们有的地方用的却是美国标准。
“要将集约用地的原则贯穿于整个城镇发展始终。用地的弹性是很大的。像香港这样的城市用这么少的地是可以的，美国、澳大利亚式的宽打宽用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要建立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用地标准。”胡存智指出。
“对集体建设用地，失之过宽，没有具体的标准，这次在规划修编中应该明确提出来。比如说，农村居住点的升级改造，也得有一个标准。”有专家说。
对于产业用地，更是这样，没有标准就无法监管。
要建立衡量用地集约度的指标体系
陈百明说，温总理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把集约用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那么这在规划修编中如何体现？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是多少，如何衡量？要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回答现有土地利用的情况是怎样的，经过这轮规划期以后，到2010年、2020年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度”，需要建立一套衡量的指标体系。
当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制定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不能‘一刀切’，集约程度东部的和西部的肯定不一样。”
要用具体行业的控制指标来支撑各省（区、市）总的用地指标。比如说，修高速公路要论证。这个省（区、市）的高速公路密度达到多少了，运量达到了多少了。没有达到运量的省（区、市），就不应该再建高速公路，国土资源部门就不能再批给地了。
建设用地能不能有后备区？张凤荣说，一直以来我们想的都是耕地的后备资源，建设用地怎么后备？实际是要研究哪里可以用做建设用地。
它指的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选址的问题。“现在有的人说东部的土地利用效率高，因此上海、珠三角的地可能多占点，发展起来再保西部，这是不对的。资源是天赋的，好的耕地必须保起来。”
“将来建设必须要占的地还得给，规划应该提供一些能够去的区域。以前我们做规划就是划基本农田，这次也可以划工业园区，划城镇区域，就在建设用地后备资源里面划。现在要在评价的基础上确定这些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