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作家，北京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为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
上世纪80年代在许多具有怀旧情节的人看来，怀有许多我们现在已经失去的品质，《八十年代访谈录》通过采访者查建英与11位文化风云人物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意识的对话，令人我们能够再次想起并反思这个短暂、脆弱却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作为77届北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见证了一个被文学、诗歌、激情和愤怒充盈血液的青春时代；1981年留学美国成为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领军人物；夏志清、梁左、陈建功、阿城、陈丹青……因缘际会，她结识了这些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留有一笔的重要人物；进入2006年，她推出了"蓄谋已久"的作品《80年代访谈录》。在查建英的访谈录中，陈丹青、阿城、陈平原、李陀、刘索拉们等人以极大的热忱回顾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她用"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来形容80年代，因为她觉得这么多的人那么疯狂那么热烈地"务虚"、"谈玄"，就像对待初恋、对待梦中情人那样痴迷地追求知识、追求创作，把阅读、探索、思索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并且感到幸福，她觉得那是一种很浪漫很诗意的生活。当然那时中国正好处在一个从政治中心转向经济中心的过渡期，文化刚刚浮出水面，大家都吃国家饭，生活在体制内，安身没什么问题，经济上压力和诱惑都不大，政治空气又比较开放，所以可以全力以赴地去讨论文艺和哲学。这种特殊时期以后再难有了。查建英所在的北京大学77届卧虎藏龙，梁左，陈建功，黄子平、黄蓓佳等等都是她的同班同学。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她的大学时代很丰富。她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从生活阅历来讲是根本没资格开口的。他们都是一肚子故事，就像阿城讲的：当时高等院校忽然进来一大批"社会油子"。陈建功是矿工8年，黄子平是从海南的橡胶农场来的，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梁左比较小，只比她大三岁，好像没有下乡的经历，查建英至今记得他有回夏天和她骑自行车进城，在路上给她买了根雪糕，那就算当时男生招待女生了。查建英班上有几个工作多年已经发表过小说的"业余"。而且当时高校盛行办文学刊物，所以当时写小说的气氛就特别浓。比如说当时陈建功有名的就是爱讲构思，他的小说可以讲出来，而且连细节带形容词全都有了。大家一人拿一个洋瓷盆或饭盒去大饭厅吃饭的路上，他的小说就出炉了。这个后来在黄子平给她写的第一本小说的序里还提到过，当时每个人都狂热虔诚，不但酷爱创作还酷爱互相切磋作品。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学"沙龙"或者圈子。记得当时班里有人拿到11块钱的稿费，就足够在中关村小饭馆请一大桌同学美餐一顿，但查建英几乎没有印象有人谈论过毕业以后工作做什么，更没人谈钱，学就是了，都是如饥似渴地在看课外书。查建英大学二年纪开始写小说。当时她们班上和各个大学的文学系都在办文学刊物。后来大江南北的连起来叫做《这一代》。之前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出的刊物叫做《早晨》。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当时人的心态，好像过了一个长夜，清晨来了，不管什么年纪的人都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她的第一篇小说发在那个刊物上，黄子平给这篇小说写的评论也发在上面，那就是他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后来她写了《丛林下的冰河》。查建英于1982年赴美留学。当时她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艺术家交流很多。:她和陈丹青是1990年前后认识的。作家出版社当时出了一套新星丛书，刘索拉、徐星、余华都是这套丛书里面的。查建英请丹青给她那本画了个素描。索拉也是1990年才认识的。阿城是1986年认识的，那时她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李陀是1987年回国认识的。当时所有人都叫他陀爷，他要说谁的小说好、有意思，那小说恨不得第二天就红了。当时包括余华对他也有感恩戴德的这种心理。因为余华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牙医，到了北京，然后小说被李陀说得无比前卫，一下子就传开了。查建英跟李陀认识以后，开始他对她的小说不以为然，后来不知怎么忽然读到她的一个短篇《头版新闻人物》，他很欣赏，认为很独特，而且一个中国人写的小说以一个美国人为主角，这就不是单纯的留学生文学了，是好小说。所以有很多交往是从80年代开始的。给查建英的小说评价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是她从美国念了5年书回来后。1987-1989年之间她比较集中地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黄子平对她的评价是她的小说分了三段，第一段就是青春小说，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特别好奇外面的世界，想要飞出去。还有一批是典型的留学生文学，因为里面从人物到故事，都是讲在外面留学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心理感受之类的。而后来的《丛林下的冰河》和《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被认为是超越了一般的留学生小说。
回国1987年回国的时候，查建英感觉她参与的那部分，文化的，像文学啊，办杂志啊，特别活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心态比较自由。大家一起来推动一个事业，有点像同道的感觉，没有太多利益的算计，也没有特别功利的态度，气氛特别好。后来陈平原总结说，一个社会在大多数比较正常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应该像当时那么大。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参与和改良社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作为一支挺重要的力量，身在其中，感觉还是挺高兴的.那时的生活形态除了创作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讨论、Party，包括大家一起研究怎么办刊物。朱伟那时候办了一个《东方纪事》，也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里面，形式也很特别，每个人办一个栏目，都是作家什么的，像李陀啊都在里面。大家除了自己写，还特别愿意用这个半独立的杂志发出这些人的声音，对当时的改革也好，丰富大家的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探索文学艺术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那时候气氛真是很热烈的，这些东西还是很值得珍惜的。1995年出版的查建英的《中国波普》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这本书是她一次用英文写作。1989年秋天她回美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回来时候正好赶上《渴望》热播，全国轰动。当时《渴望》的争论特别大：一方面家喻户晓，收视率特别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在骂，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剧，把"文革"的经历变成肥皂剧了，里面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很恶劣很可恶。然后一批80年代的严肃作家也进去搞这种特别商业化的制作，像王朔、郑万隆。《渴望》实际上是90年代最早的娱乐八卦戏，开启了后来一系列的流行文化变脸和杂拌。编剧策划里有几个严肃小说家，但形态是肥皂剧。内容好像触及了"文革"，但有大量的煽情的、感伤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查建英记得里面一天到晚东家长西家短、包饺子、一堆胡同串子串来串去的，老是闹三角恋爱。所谓重大历史题材全被它那一缸子醋和家长里短给消解了，一切变得又酸又轻。从那开始后来的《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之类麻辣和搞笑的东西也就出来了。也就是从《渴望》开始，她对文化转型和旧时的精英在新的时代如何调整、如何继续生存产生了兴趣。所以写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出版以后很多人惊讶她竟然那么早就对中国艺术商业化的内容感兴趣，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对于中国的研究都是陷在一个政治化的情结里面，关键词都是很政治化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时代的先声，它从局部开始发生，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汹涌的主流了。现在她对这个汹涌的主流反倒没多少热情了，因为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实在太多了。美丑并存的年代任何时代当然都是美丑并存的。查建英采访的这些人对80年代的问题其实批评得相当尖锐，尽管由于话语空间的种种限制，对有些问题大家还不能真正畅所欲言。大家的确怀念80年代式的真诚、激情和友谊这些美好的东西当然值得怀念！但书中大多数人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丹青甚至形容80年代为"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查建英以为，更重要的是，这个病人是怎么瘫痪的？他的腿是谁给打瘸的？怎样才能避免那样的悲剧和残暴重演？怎样恢复和重建比较健康的人格和比较丰富的文化？换句话说，瘫痪是个结果，关键是原因，是复苏和建设。她觉得提供这种反省和批判或许比提供的"琐碎"更重要。查建英对当下的年轻人充满好奇与热忱，她欣赏韩寒的才华和叛逆，韩寒的某些文字看得她击节称快。她看到了韩寒这代人身上的"影响或超越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也是20年前，她与她的同辈曾经经历过的。她并不认为她书中访谈的这些"80年代人"和像韩寒这种80后小孩们有多么严重的文化冲突，尽管彼此了解可能不多。不必老拿"代"来说事，同代人不等于同类人，而跨代人如果气质相投，心也完全可以相通，就像你可以和古人神游却不见得能和你的邻居交朋友。所谓"80年代人"只是个笼统概念，当年那个共同大背景下的同路人，从来就是形形色色，90年代以后，所谓的文化精英当中，出现了一大批见风转舵、自我阉割的名利之徒，有些人甚至倚权自重以势压人、既无独立人格也无公共责任感。80后的小孩如果看不上这类人恰恰证明这些小孩目光锐利而且有良知。要是年轻人都给驯化成了一批精明乖巧的小老头小滑头，那等于这个社会的明天提早都被窒息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有问题的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你没有令人尊重的人格，凭什么要小孩尊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