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我国文学中较早自觉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内容侧重叙事状物，兼具抒情说理功能。汉人习惯于将辞和赋视为同一体裁，以赋统辞，统称为辞赋。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辞是指“楚辞”一类的诗歌，多是便于歌唱的韵文。赋虽受“楚辞”的影响极大，但它已脱离音乐，更多采用散文手法。二者的写作侧重点、押韵规则、句式形式、结构组织等均有不同。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而盛行于汉。秦代赋创作很少，据《文心雕龙·诠赋》言“颇有杂赋”，然今皆不传，难窥其貌。
汉赋被清人焦循、近人王国维称为“一代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学者通常将其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三类，三者之中，大赋又是汉赋的代表，其创作手法对后世的诗、词、戏剧和小说都有很大影响。
骚赋指的是模仿“楚辞”写成的赋，内容侧重抒情，篇幅短小，多用“兮”字语句。这种赋从汉初到汉末都有人创作，以汉初较有代表性。汉初的骚赋，内容继承“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句式大抵也保持“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辞婉转的特点，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其代表。武帝之后，骚赋有所新变，一些赋家尝试突破旧式，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创造方面较《招魂》均有不同；班婕妤的《捣素赋》干脆取消“兮”字，换成其他虚字，并杂糅三言、四言。其他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马融的《围棋赋》、班固的《白绮扇赋》、傅毅的《舞赋》，也能在“楚辞”句式基础上，糅进散文和三、四言句式。不过，西汉中期以后的绝大多数骚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大抵都走上了祖述屈原的规范化道路，只是这些作家，大都失去了屈原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骚赋不是汉赋的主流。
后世常说的汉赋主要是就大赋而言的。汉大赋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春秋以来思维的精细化、“渐尚骋辞”的语言自觉、追求大、全、气势力量的审美意识，汉帝国的强盛和汉代帝王、藩侯的爱好提倡，是影响其产生的文学之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文学渊源看，《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纵横家说辞、俳优讽谏之语等，都给汉大赋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大赋又叫体物大赋，或散体大赋。它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其主旨则既美且刺，一方面大力宣扬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帝王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的奢淫进行讽谏。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即鼓励、提倡的成分淹没讽谏的成分，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在结构上，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序”，是开头，交代赋中人物问对的缘由，以引出正文；中间是正文，主客之间，或彼此夸耀宫苑、京都的壮丽，或极力描绘帝王贵族畋猎歌舞的欢乐；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从中显露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其韵散的组成，也有大致模式，一般序和结尾用散文，中间的正文，以韵文为主。夹杂一些散文。也有个别大赋不用问答体，除前面的序用散文外，正文以至结尾都用韵文。大赋的韵文以四、六字为主，杂以三言、五言等。
汉大赋的发展，一般分为三期。汉初为形成期，枚乘的《七发》是其奠基之作。武帝到东汉中叶，是其鼎盛期，作家辈出，名作荟萃。著名的汉赋四大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皆出于此期。此外，汉武帝、枚皋、东方朔、王褒、刘向、刘歆、班婕妤、班彪、冯衍、杜笃、傅毅、崔骃等，也都是此时的重要赋家。东汉中期以后，大赋创作衰微，只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较著名。
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篇幅短小精悍，不用问答体，句式多样，文辞清丽，多用韵语。汉初即有咏物小赋，而西汉末扬雄的《酒赋》是较有名的咏物小赋。东汉中期以后，汉帝国衰微，政治黑暗，社会危机严重，大赋失去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稀少，抒情小赋应运而生。张衡的《归田赋》标志着这一转变。其后，蔡邕、赵壹是其代表作家。
从整体上综观汉赋的发展，亦可分三个阶段看，第一个阶段是从汉初到武帝即位。这一阶段流行骚赋，大赋也开始形成。由于此时几朝天子不重辞赋而诸侯王中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招士重赋，因而辞赋创作中心不在朝廷而在藩国。第二个阶段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此期大赋创作最为兴盛，骚赋和小赋创作无法与之相比，但亦未中止。第三个阶段从东汉中叶以后至汉末，这是大赋衰微期，抒情小赋的勃兴期，直启魏晋的抒情赋创作。
两汉有以下重要的赋作家及作品：
一、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郎中，劝阻吴王谋反无效，改作梁孝王刘武宾客。梁孝王死，归故里。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聘他，因年老病死途中。其赋今仅存《七发》、《柳赋》、《梁王菟园赋》三篇，完整者只《七发》一篇。《七发》假托楚太子和吴客对话展开，告诫居高位者不要沉溺于奢侈浮华的生活，要遵守圣人之道，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要言妙道”有益的道理，也透露出诸侯王僭越制度、奢侈荒淫的事实。《七发》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用虚构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铺陈描绘事物。最精彩的是观涛一节，用一系列比喻、侧面烘托等手法，形象描写了江涛由初起到极盛再逐渐平缓的过程，使人感到奇观满目，宏声动耳，如临其境。此外，《七发》设为问答，辞藻华美，韵散结合，意旨讽谏，篇幅较长，已具备了汉大赋的正式形式，在汉赋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结构形式也引起后世许多文士的模仿。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以至《文选》别立“七”体。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著有散文、乐府诗、赋，以赋成就最高。其赋今存六篇，除《子虚赋》、《上林赋》外，还有《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二者实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的前后两部分。《子虚赋》写楚使子虚先生盛夸楚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畋猎歌舞之乐，藉以傲齐。接着齐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彰君恶，伤私义”，而又极赞齐国的山川方物远胜于楚。《上林赋》则写亡是公批评子虚、乌有和楚、齐二君有违诸侯之礼，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及天子上林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以压倒楚、齐。最后天子自我醒悟到游猎“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于是解酒罢猎，废上林苑，交百姓使用。前后两部分，主题是统一的，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是汉人发扬蹈厉精神和自信心态的反映。
《天子游猎赋》以描写帝王、诸侯生活为内容，以微刺帝王淫奢为指归，既美且刺，欲抑先扬，劝百讽一。全文辞采富丽，瑰谲多姿，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标志着汉大赋的体制已臻于成熟。它也成为两汉及后世大赋创作效法的对象，如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取式于此。
《大人赋》是讽谏汉武帝好神仙方术的，但“劝百讽一”，武帝读后，反倒“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大赋而外，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也写得不错，如《长门赋》是宫怨题材的名篇，表现了以陈皇后为代表的后宫女子“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的可悲可怜命运和悲愁心境。《哀二世赋》哀胡亥“持身不谨”、“信谗不寤”而终至亡国，实吊古以讽今。
三、扬雄
扬雄（前53——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历成、哀、平三世，皆为黄门郎。王莽时，升为太中大夫。天凤五卒。他是西汉末年最重要的赋家。其辞赋今存11篇。
扬雄的辞赋创作，以成帝去世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即蛰居成都和游走京师为成帝制作辞赋时期，此时，他政治热情较高，关心朝政，对成帝寄以厚望。主要有《蜀都赋》、《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后四篇是他的代表作。作品洋溢着昂扬乐观情调，表现出作者的用世追求和政治理想。讽谏帝王奢靡、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歌颂汉帝国的统一与强盛，这多重主题时时交织其中。成帝以后，是他辞赋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仕途不得志，生活长期拮据和冷酷现实的教育，他对现实政治产生失望和不满。此期的赋作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暴露比前期深刻，消极避世思想也较浓重。主要作品有《太玄赋》、《逐贫赋》、《酒赋》、《解嘲》等。
扬雄赋尤其是大赋，铺陈夸张，且讽且劝，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范式和表现手法。但在题材和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不仅描写帝王生活，而且贵族的生活、官僚的内幕、古代历史人物等皆摄其中，还把目光投向地方都市。其次，开创了蕴籍迂徐的赋风。其赋讽谏说理成分大大加重，少了些相如赋的飘逸恣肆、浑元浩荡，而变得理赡辞坚、从容徐缓，有儒雅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其赋文辞奇诡人所共知，但很多地方选词炼句极见功力，奇怪字多用在描写处，叙事时常用浅显之字。铺陈也不象相如那样繁琐，而是扼要简括，却不失奇丽精彩。此外，扬雄大赋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对大夫问答体制也有所突破。
四、班固
班固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长子。自幼聪慧好学，有文才，博览百家。其赋分京都赋、答难赋、山水赋、咏物赋四类，多模拟之作。《两都赋》是其代表作，《幽通赋》《答宾戏》也颇有名。
《两都赋》作于永平、永元年间，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围绕迁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辩论，表现了提倡、歌颂法度的主题。其所谓“法度”，即儒家倡导的节俭、教化，同时歌颂了汉帝国京都的繁荣昌盛、四邻臣服朝贡的盛况、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及汉代帝王功德等。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两都赋》明显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但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开拓了汉赋题材，将汉赋描写范围由帝王贵族的苑猎等扩大到整个都邑的形势、布局和气象，树立了“京都赋”的创作典范。其二，在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的同时，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对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物产的富饶，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其三，主题集中、鲜明、强烈，繁简得当，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其四，语言严整、富赡、平实、晓畅而又能据实而变。如西都部分重在夸饰，故文字华丽、夸张；东都部分立意于法度，所以语言典雅、古朴。此外，在体制上也较《天子游猎赋》篇制更壮阔宏大。
五、张衡
张衡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尤以赋著称。其赋今存十三篇，以《二京赋》、《归田赋》最负盛名，前者创汉赋长篇之极轨，后者开后世抒情赋之先河。
《二京赋》作于东汉和帝时，是张衡花十年工夫精思傅会而成的。其创作主旨首在讽谏天子、各级官吏及富商的“逾侈”。其次是对美丽、富饶、强盛、繁荣的汉帝国的歌颂。此赋是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的，但又力图超过它。事实上，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确有超出前人之处。首先，它的讽谏成分和讽谏之意，都比班固多而深刻。如《东京赋》中提出天子当“守位以仁”，而不能“以肆奢为贤”，如此立意，实借西汉喻东汉的“逾侈”现实。其次，描写内容比《两都赋》有所扩大，除京都及帝王贵族生活，还描写了一些风俗民情、文化艺术，如《西京赋》就写到商贾、游侠、辩士的活动及杂技表演等。此外，在结构、构思、气势、辞藻等方面，也有不同于班固《两都赋》之处。
《归田赋》约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免官归家时。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全赋紧扣“归田”，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和仕宦的苦闷。艺术上也有突出的特色。其一，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美景象，以景寄情，情景交融。其二，摆脱了大赋铺采摛文、堆积辞藻、排列词汇、刻意雕凿的旧习，一改而为自然、恬淡、活泼、流畅的新文风。尤其通篇用韵，并随内容和抒情的不同，四次换韵，更使全赋音韵铿锵、流丽和畅。其三，摆脱骚体束缚，多用对偶，几近骈体，但精工而不失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