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未在刑事诉讼中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常常遭到侵犯而又缺乏救济途径。因此，应当采取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以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申请权，对被超期羁押的申告权，对超期羁押行为进行治罪，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设立取保候审脱逃罪、监视居住脱逃罪，放宽逮捕条件，缩短刑事拘留期限等方法，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保障公民权利。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狭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基本处于被羁押状态。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制度，取保候审又有保证人保证和财产保保证两种形式。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我国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但通常都规定了保释制度。根据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审前羁押只是一个例外，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能被保释在外则是一个原则。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有罪之前，除了几种特殊情况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都能获得保释。西方国家的保释制度是基于其无罪推定的理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有效保障。我国的取保候审与国外的保释制度有相近之处，但在实际内涵上却有根本的不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处于不被羁押状态，但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以保证其随传随到的强制手段，正确适用，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的一种重要保障。但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却很少被适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上的缺陷。这种缺陷体现在：其一，适用范围狭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才能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的；4、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5、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7、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从这些规定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有罪之前能被取保候审的为极少数。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均处于被羁押状态。这是我国的取保候审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的最大区别。其二，未对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脱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之所以更愿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起来，而不愿对其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其实是担心被取保候审人或者被监视居住人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脱逃。即使被迫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采用监视居住措施，在执行上也是违反规定，将其变相羁押。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我国的刑事法律未规定被取保候审人、被监视居住人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脱逃的刑事责任。这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基本处于被羁押状态，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无罪，则对其羁押就是对其人身自由权利的严惩侵犯。作为公民个人而言，并无义务为国家惩罚犯罪而牺牲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监视居住执行方面存在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应当说，监视居住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或不宜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无法找到保证人或者交不出保证金时，对其适用监视居住是最好的选择。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执行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公安部于1998年5月14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8条规定：“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指定的居所，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为犯罪嫌疑人指定的生活居所。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根据这些规定执行监视居住应当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但办案机关或者执行机关由于担心被监视居住人逃跑或者实施其他妨碍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行为，因而在执行监视居住时，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侵犯被监视居住人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例如，派执行人员住进被监视居住人家中，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生活起居均进行监视；又如，违反规定，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或者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变相羁押被监视居住人，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而对办案机关或者执行机关这种违法监视居住的行为，法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由于本身承担着控诉犯罪的职能，因而对这种违法行为往往是听之任之。《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不服的，有权向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一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在接到复议申请的第二日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请复核，上一级机关应在接到复核申请的第二日作出复核决定。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进行复议、复核时，应召集案件承办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人及其聘请的律师到场，由案件承办人说明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被采取强制措施人及其聘请的律师可以对此进行反驳。4、放宽逮捕条件，缩短刑事拘留期限，以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的逮捕条件过高，使得刑事拘留很难与其衔接，反过来又促使刑事拘留期限越来越长，超期羁押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使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更加完善，必须放宽逮捕条件，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与国际接轨，规定对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即可实施逮捕。由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这样放宽逮捕条件后，也不会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逮捕条件放宽后，相应地就可以缩短刑事拘留期限，将刑事拘留期限最长限定在96小时为宜。如能如此修改，就可以使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使其有效发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作用。参考文献：孙谦.逮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李昌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9－60.陈瑞华.刑事程序中的公民权利.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57－29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李忠诚.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