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主观上通常是以一种不满足之感，或者对某种对象的必要感被体验，它是推动人们以一定方式向着一定方向进行活动的直接的始动力量。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从主观而言，无不起源于需要。所以，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①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也不例外。前苏联学者斯塔拉鲁欣明确指出：“反社会行为，首先由反常的、畸形的或臆想的需要引起的。”②当前，贪污受贿犯罪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无视法律、不计后果，猖狂地贪污受贿，从主观上分析，正是在于他们身上已形成了以畸形需要为基础的犯罪心理结构。“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权钱交易这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内在动因是利益，或者说是它的主要表现——需要。”③因此，要预防此类犯罪，遏制其势头，分析一下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方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3、可分为畸形的物质需要和畸形的精神需要。不少人认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表现为物质上的，即对财物的无节制的追求和享受。其实不然。此类犯罪虽然都表现为对财物的非法占有上，可这只是表面现象。尽管贪污受贿者的主要需要是财物，但现实中，确有不少腐败者对财物的需求只是满足精神需要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犯罪的根本需要是畸形的精神需要。因此，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可以分为两种，即畸形的物质需要和畸形的精神需要。正如上述所言，两者都属于低级需要，并不能认为精神需要就是高级的需要。对畸形的物质需要不难理解，无庸赘述。这里着重谈谈畸形的精神需要。所谓畸形的精神需要，是指贪污受贿犯罪人只有通过非法手段、途经才能得到的低级庸俗的精神上的满足。结合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畸形的精神需要主要有以下两种。⑴畸形的异性需要。现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如中国信托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包养了三个情妇。与一个情妇闹反时，高就支付给该女所谓青春赔偿费23万元。为了过这种腐朽的生活，高森祥便在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的二年时间里，先后收受十多名贷款户的贿赂，计港币191万余元、人民币55万余元。高也因此被判处死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畸形的享乐需要。这是一种追求畸形的异性需要以外的感官享乐需要。这些人精神颓废，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认为人生在世，短暂有限，应及时行乐。于是经常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饕餮大餐、暴殄天物，或频繁到国内外旅游胜地观光，寻求感官刺激，弥补精神空虚。显然，这样的享受是建立在巨额金钱之上的。仅有薪水收入的堕落者，就不得不敛取不义之财。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刘国修，到了曼谷后，抵挡不了腐朽生活的诱惑，滋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把享乐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经常光顾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长期捧养十几个歌女。这种糜烂的生活需要巨额资金，刘国修就伸出黑手大肆侵吞公款，贪污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天津市某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在任副局长后14个月内，到“东方之珠”等夜总会吃喝公款53万元，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晋津在被捕后吐露真言：“我一走进那些地方就上了瘾，令我鬼使神差般地每天下班都往那里跑。”正是这种畸形的享乐需要，葬送了他的前程。二、畸形需要产生的原因面对难以遏制的贪污受贿犯罪的势头，不少同志也对畸形需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种种观点。如“外来侵蚀说”，认为改革开放后，西方腐朽的东西占领了一些人的头脑；如“历史源流说”，认为是旧中国封建思想意识残余仍在散发着臭味，腐蚀了一些人；还有的简单地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认为是剥削阶级的意识支配了一些人的行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很显然，上述观点都是片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⑨因此，畸形需要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其产生的原因，只能从当前的改革开放这一大环境中去寻找。脱离中国实际，去分析当前产生腐败的原因，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畸形需要，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1、物质利益已成为市民活动的出发点，这是畸形物质需要产生的前提条件。当今中国，有目共睹的是，市民社会已从政治社会中相对分离出来，物质利益成为市民活动的出发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一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合理成份，来解释社会组织的理论，是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概念。这里的政治社会是指国家政权；市民社会则是指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说通俗一点，政治社会是组织管理社会的层面，市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的层面。⑩我国在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模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合而为一的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五’期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后来虽有一定的变化，但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国家行政机构对微观经济管理上过于集中统一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⑾产供销、人财物全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管理，企业成了政府直接控制管理下的部门，没有局部利益可言。职工生活保障也由国家统管，物质利益并非企业、职工进行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力。相反，而是大力批判“物质剌激”、“奖金挂帅”，大兴“政治上的不断革命”。在农村，推行“一大二公”，种什么、种多少都由国家决定；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严重脱钩，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总之，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中，政治社会直接统管着市民社会，把物质利益说成“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我们的干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腐蚀剂”⑿人们并不把物质利益作为生产活动的直接动力，整个社会在“假大空”的政治笼罩下，大搞“政治”经济，物质利益只能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游离于人们之外。正如陈兴良博士所说：“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尤其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直接进行规划，国家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其结果是国家吞没了市民社会。”⒀人们在物质需求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过着清贫的平均主义生活。这个时代里，物质利益在社会中，从而也在人们心目中，不能占主导地位。而且，社会商品也十分短缺，大量按计划凭票供应。因此，很难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人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从整体上说每个劳动者和每个经济单位的生产动力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依然来自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而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据物质利益原则，将劳动者和经济单位获取报酬的多少、利益分配的大小与其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成果挂钩，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民社会从政治社会中相对分离出现，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自己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在经济活动领域，由于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利益经济”，因此，人们从事劳动的最直接、最大的动力，就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追求物质利益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改革开放正是这样解放了人这一生产力的最重要要素，城乡经济突飞猛进，商品供应丰富多彩，经济不再是短缺型的了，大多数商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存在中，不断得到强化。最典型的是个私企业，这类企业在改革开放前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私企业不断涌现、壮大，有的区域、有的产业甚至以个私企业为主导。其地位也从必要补充，到目前由国家宪法确定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个私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不能不讲物质利益的。一个根本不讲投入产出、经济效益，不讲物质利益的个私企业，是不可想象的。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只有不断追求物质利益，才能实现自我发展目标。因此，可以这么讲，在中国，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已初步形成，而物质利益则是市民社会中的核心。3、由于市民社会中的阴暗面的影响，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市民社会一改过去高度一统社会僵死的体制，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更广的活动空间、更高的自主权，社会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无疑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但同时，我国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管理疏漏较多，再加上公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落后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在局部解体的社会中，许多人借助相对自由活动的条件，干起丑恶的、犯罪的勾当。社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吸贩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盛行，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亚文化。在这种市民社会阴暗面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也被腐蚀了，精神颓废，寻求低级的感官剌激，产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以上所述的是畸形需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并非市民社会一定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这里还有个产生畸形需要的主观条件问题。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⒅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产生畸形的需要。三、抑制畸形需要的基本方法癌细胞，一旦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就很难医治，就会致人死亡。畸形需要，就如癌症一样，一旦占据了人的头脑，就很难根除，就会促使人犯罪。因此，要预防贪污受贿犯罪，遏制此类现象的势头，就必须想方设法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畸形的需要。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建立法治的、民主的、文明的市民社会。既然畸形需要产生的客观根源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市民社会，那么我们就要从市民社会入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市民社会。要以完备的法律治理社会，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健全管理体制，有效控制社会以纯洁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以达到抑制畸形需要产生的目的。如果因噎废食，为了抑制畸形的物质需要而将复苏充满活力不久的市民社会再拉回到僵死的老体制中去，则是倒行逆驶，不仅不能做，也根本无法做到。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⒆因此，发展经济，是抑制畸形需要的根本方法。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