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中，不同的见解和争议，总是越辩越明，使人受益匪浅。最近，又有学者撰文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学者认为，说大城市会患“城市病”，如交通堵塞和污染，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现有人口设计的，如纽约规划人口是100万，伦敦交通是为马车设计的。规划合理的大城市可以避免“城市病”，如二战后规划的东京，情况就好得多。“城市污染并非更严重，只是更集中”。即便离开大城市，人们还是会污染环境，污染的范围会更大。大城市形成的规模效益，有利于降低治理污染的成本，有利于创造的工作机会。但是，主张发展小城市者则认为，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反思“大城市文明”所带来的“城市危机”。针对城市之“大”所带来的一系列“大问题”，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在大城市周边建立“卫星城”，从“卧城”、“科学城”、“创意产业城”到各类新城，卓有成效地分解了大城市居住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欧洲的成功经验表明，建设“小城市”好处很多。发展小城市的主张不能不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发展小城市的认识和行动，是在基本完成城市化之后的一种调整。在这些国家里，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国情决定着实际路径和方式的不同，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什么样的路才是自己的路？那就是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分布，正在重新布局。中国是世界上地域差异最大的大国，只要地域差异存在，发达地区仍会出现人口集聚效应，中国人口分布正通过“无形之手”重新调整。目前，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东部沿海等经济最发达地区，而且其密度还在增加。这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的结果。有关专家的论述也印证着这一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界人均的1/4，更糟糕的是，有限的水资源已被严重污染，北方许多地区的水资源无法支持城市化进程。“南水北调”成本太高，中国多数人口最终将在长江沿岸超大城市居住。中国水供给的长期可得性，有赖于对江河与沿海水体污染的严厉控制，而水处理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得讲究规模效益，只有在超大城市才能获得可行性。综合专家的种种见解，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龙头，市场的力量最终决定着城市化的路径，这是没有疑义的，只是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的配套要跟上，城市的规划要有远见，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有专家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制度、农村土地不能流转等现状，虽然拖了城市化的后腿，但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调节器，改变这一现状，还不能操之过急。也有专家告诫说，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中国不能走这些国家大城市里有大量贫民窟的路子。这些见解，都给我们提了个醒儿。那么，城市化的比例究竟应以多大为好？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有关专家认为，不能仅以人口作为发展水平的标准，以免产生对城市化概念的严重误读。全国城市化率保持年增长1%就可以了，至2020年达到60%多一点，同时，在控制总人口16亿人口时，保留5亿－6亿农民，从事基本农田和林牧业以及就地加工农、林、牧产品。专家认为，我们应该创造全民意义上的城市化。城市化不应只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当包括农业和农村生活水平应和城市相当。看来，这是我们在走向城市化过程中应当确立的一个明确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