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高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要提供各种土地用途和平衡不同需求,修建、改建、重建旧区、以破旧立新的方向,不断去改善城市素质和改变景观面貌。但因城市楼宇建设很依赖不同形式的发展投资,这些投资普遍以经济回报凌驾一切,在没有一套颇完善的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条例下,及缺乏一套全盘保育政策暨指引和现有的地契条款下,对社会责任、文化历史回忆的保育、环境人文景观的敏感度是有不足之处。从消失的香港「外滩」、见证历史部分的九龙城寨、前绮丽的尖沙咀火车站、生气勃勃而逝去的康乐街、不能重拾旧味及模样的现利舞台广场、到现在岌岌可危的天星码头及其钟楼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令人多么感慨、无奈、惋惜和遗憾。首先从要多元化的可持续性政策和策略开始,凡是独特而造成「不可还原」的「社会人文价值」,以致现今市民大众和后代子孙可享用、使用、观赏和体验的历史见证是应该保留重生的,其中天星码头的集体回忆价值是包括天星小轮加价、填海的过程,第二代现代建筑的香港典范等,最重要的是它是中环建筑群(包括爱丁堡广场、大会堂和皇后像广场)结合成一群不可分割的建筑,凸显出它在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交通、文化、历史中担当的角色和作出的贡献。从国际经验世界上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开发新区,保育旧城,香港往往要集中在维港两岸的「都会区」争取高密度发展,这当然是反映香港独特的社会人口、经济地理和政治行政的种种因素。可是立新「新发展及重建」是比较有颇成熟的发展机制以管控发展模式及密度,在香港有不下十多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但文物古迹的保育只有古物咨询委员会作为主要评核组织个体,以文化事务局作重要决定,可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机制,其他部门的提示和意见交换往往不是有法规上的约束力,加上缺乏充足的公众意见考虑和参与,因此在「量」的管控评估是不足。在「质」方面,以前虽有古物保育政策的咨询的展开和报告,但对古物古迹的定义和评核的细节上,是没有真正的深入讨论及公开透明度,结果在天星码头的评核中,只停留在颇零碎的评核的指引中这包括建筑特色和其年龄、历史及其有关重要事件及建筑组合方面价值等,对于受重建中的文物的全盘社会人文价值是缺乏探讨,这包括文物定义中的历史文化、社区风貌及联系、社会意义、社区经济动力、社区暨城市设计及硬软件的结合等方面的价值,由于缺乏全面分析和交待,因此立新不一定要全面破旧。深入讨论新旧融合方面,很多本土经验可参考,这包括新旧不融的西港城、缺乏传统生气的李节街、孤独割裂的雀仔街(康乐街)、零碎的美利楼重建和「孤立无援」的天星码头,试问香港文物保育危机何日终止呢?其实在二○○一年三月左右,文化委员会所提出的咨询,亦提到要保护香港的文化遗产。在二○○四年二月,推出《文物建筑保护政策检讨》,至今应该得到社会普罗大众的普遍原则的认同和共识,古物咨询委员会应可以拯救「天星」,但事与愿违,惟有在天星一命呜呼前希望社会大众还可以给它一条生路。总括,政府应正面研究一个较弹性机制,让相关部门及社会人士有足够时间进行记录、研究及全面深入的公开讨论,制定可持续性的重建及保育,造福香江,善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