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大概约在东汉明帝或西汉哀帝时，就开始渐渐传进我国。据传其时汉明帝梦见金人，醒后请人解梦，于是便遣使西域，敬求佛法，结果西域僧摄摩腾、竺法兰被请，让白马驮着佛经一路东行，来到汉土，止息于鸿胪寺。其后不久，皇上在洛阳西面雍门之外，敕建白马寺，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佛寺的缘起。世传佛寺的得名和鸿胪寺有关，其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摄摩腾、竺法兰刚来东土之初，朝廷要把他们安置在鸿胪寺呢?原来国家规定，鸿胪寺掌管当时诸侯和少数民族领袖的迎送、接待、朝会、封授等礼仪，以及赞导郊庙行礼、管理郡国计吏等事，由于摄摩腾、竺法兰初来乍到，属于少数民族外来人员，所以就被礼貌地安置在了鸿胪寺。由于白马寺的创建，自此以后，随着汉地寺庙的纷纷建立，人们出家及僧团的逐步形成，这就在客观上，有了设置僧众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必要。然而，由于这种专门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设置，最早还没雏形可供借鉴，于是有关方面就索性暂时决定由鸿胪寺出面，兼管僧尼事务。自鸿胪寺兼管僧尼事务以来，直到西晋的漫长历史时期，随着西域高僧来华的渐次增多，以及汉地翻经事业的蓬勃兴起，基于朝廷考虑到一个时期来僧道巫觋彼此杂处互融的社会现实，所以有关方面曾经一度援引优礼巫觋的仪注，接待中外高僧。《梁高僧传》说：“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皈戒，正以剪俗殊俗耳。复设斋忏，事法祠祀。”正是这一时期僧人实况的写照。由此，西晋官府以巫待僧，以巫治僧的做法，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大乱，战火蜂起，人们为了祈求太平，慰籍心灵，佛教一时大行，僧众如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这一时期佛教空前繁荣的佐证。当时，后秦姚兴酷信佛法，为了更加有效地统摄全国僧徒，朝廷开始建立起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僧官管理制度。这时僧官的名称，出现了僧正、悦众、僧录等。僧正是国家管理僧尼的最高职务；悦众又叫都维那，属于僧正的副职；僧录掌管僧尼簿籍和有关事务。对于僧正等职官的待遇，《僧史略》记载为：“给车与吏力，僧正秩同侍中，余则差价。”僧官职秩确定之后，姚兴开始下书正式任命有关人员，于是受封僧官便开始走马上任。他任命僧碧出任僧正之职，让僧迁担任悦众，同时又让法钦、慧斌充任僧录。姚兴弘始七年(405)，又敕给亲信伏身、白从各30人。僧碧走马上任，几年以后，碰上了佛驮跋陀罗事件。佛驮跋陀罗原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人，因为在厨宾国进修佛学碰上中国僧人智严，遂被智严邀来中国，弘传佛法。当时长安城里，有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弘传龙树大乘学说，而佛驮跋陀罗其人奉持的，则为声闻乘上座部的那套。姚兴弘始十三年(411)，曾在鸠摩罗什面前发语惊人的佛驮跋陀罗，忽然对弟子们说：“我在定中，看到有本乡五船俱发。”弟子闻言，纷纷把老师的话传了开去，于是随之掀起风波，被有些不同看法的人指责为自炫神异。然而，事情并不就此而止，又有佛驮跋陀罗的弟子，自称获得了阿那含果，佛驮跋陀罗听到后也听之任之，不加阻止。由于这些原因，引起了鸠摩罗什弟子们的强烈不满。不久，事情传到僧契耳里。僧契认为，佛驮跋陀罗虽然佛法高明，可是言行不检，犯了佛门“妄语”之戒，于是便约同道恒一起，经过一番商量，向佛驮跋陀罗正式宣布处理结果：“你早先曾经讲过‘五船俱发’这种虚妄不实的话，后来对于弟子辈的欺诳，又不加阻止。由此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佛门戒律，理应尽快离开这里，不得再行停留。”不久，佛驮跋陀罗被僧契礼貌地赶出了长安城。后秦和北魏，是当时北方的佛教大国。《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皇始年间，赵郡地方有沙门法果，戒行至精，开演法籍，当时皇上听到他的大名，诏之以礼，征赴京师，后来又封他为道人统，掌管全国出家僧徒。道武帝后，明元帝继位，朝廷又先后授他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封号，法果都一概谢绝不受。此后法果一直活到八十多岁高龄，方才西归。法果谢世之初，未殡葬时，明元帝曾经亲自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由于法果四十岁时方才出家，所以先前曾经生有儿子，取名为猛。结果，沼令猛承袭其父所加的封爵。太武帝拓跋焘上台后，下诏大肆灭佛，道教受到尊崇，奉道士寇谦之为国师。此后直到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佛教才重新受到重视。不过此番，由于政府一度采取远汉亲胡的政策，所以让厨宾沙门师贤登上了道人统的宝座。师贤圆寂后，又擢凉州沙门昙曜出任沙门统。沙门统的前身，就是过去的道人统。昙曜是北魏沙门中极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当时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昙曜走马上任以后，对佛教实行了一系列大力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首先落实在改革僧官制度上，接着又建立了僧祇户和僧只粟制度。接下来，昙曜还翻译佛书，建造石窟，等等：在昙曜的大力改革下，遂使当时北魏佛教，一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在改革僧官制度方面，昙曜先是把道人统改名为沙门统，沙门统人住监福曹，以作为国家僧官的首席长官和中心官署。稍后，又在州郡、镇等地方，设立维那、上座、寺主等职，以分管地方和寺庙的佛教寺务。又有僧曹，亦即僧局，负责管辖寺庙和僧只户。昙曜以后，孝文帝改制，改临监福曹为昭玄，下设属官，以断僧务，同时敕令僧曹修立先朝的僧禁制度，从而为唐宋时期僧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开了先河。关于“僧祇户”和“僧祇粟”，就是在平民百姓当中，要是每年有能够向管辖寺院的僧曹输送六十斛粟米的，那么这户人家就称之为“僧祇户”，其所输送的粟米就是“僧祇粟”。僧祇粟平时供养僧尼，如果遇上荒年，则还可以用来赈给饥民：又有佛图户，其户民由犯重罪的犯人和官奴充当，以供各地佛寺的洒扫，岁兼营田输粟。当时规定，僧祇户归僧曹领导，佛图户由寺院管理，两者主管部门不同，但都不向政府提供赋役，这就为北魏佛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财政上的基础。至于昙曜建议开凿的乎城西武州山石窟，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闻名，震惊世界的云岗石窟。教文帝元宏即位之后，曾经下诏责令僧曹厘改先朝僧禁。宣武帝时期，朝廷还在大统惠深建议下，召经律法师群议立制，别定新典。东魏末年，朝廷起用高僧慧光、法上等出任昭玄(主管佛教事务的官衙)大统，又让尚书崔暹制订“科条”，用来规范和约束僧尼的行为。西魏时期，长安因战乱破坏严重，寺塔倾圯，所以国家设立大中兴寺，安置天下沙门，同时又让道臻法师出任大统，大立科条。由于朝廷建立起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故尔当时佛法，渐有中兴气象。北齐的文宣皇帝，也是一个非常信奉佛法的封建君主。平时，他经常邀请法常大师，进入内廷开讲佛经，并且把他奉为国师。与此同时，文宣帝还聘任法上大师，出任大统的职位。由于魏末以来，天下纷乱，道俗服仪相互混淆，于是法上大师别制僧尼仪服，推行天下。当时，朝廷诸卿寺中，专门列有昭玄寺以总管天下佛教。昭玄寺的编制，大统、僧统各一人，都维那三人；此外，另有功曹、主簿员等职，用来襄理诸州郡县的僧尼事务。再者，其时鸿胪寺所属典寺，另设僧只部丞一人，专门管理国中僧尼籍录，僧官任免，以及寺塔修建等有关事务。北周代魏，称僧官为“三藏法师”，中央级的称“昭玄三藏”，地方级的叫“州三藏”。这时，朝廷还在春官卿、宗正卿下，另设宗教管理人员。春官卿别置典命一人，掌管僧尼、道士等法；宗正卿设立司寂上土，司理僧籍等事。北周文帝建德三年(574年)，诏禁佛道，皆令还俗，寺观塔庙，尽赐王公，至此僧官之职，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土壤。此后直到宣帝、静帝，相继上台，方才诏准重新恢复佛教道教，由此僧官之职，才得到渐次的恢复。收集整理北魏和后秦，属于我国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返观汉地僧官制度，大致初建于南朝刘宋时期。统计数据显示，刘末时期全国共有佛寺1913所，僧尼3.6万人。对于这样庞大的天下寺庙群和僧尼，自然迫切需要加强管理，否则就乱了套。在制度上，刘宋所建的一系列僧职，基本上沿用了后秦的那一套，只是把僧正的职官，改成了僧主。这时，担任僧主职位的，是京城瓦官寺的法和法师。在设立僧官，加强管理的同时，宋武帝还对当时混乱的佛教现状，依法下诏，进行整顿。诏说：“门下：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以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道乱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与寺耆长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主者详为条格，速施行。”此后过不多久，到了宋明帝泰始元年(465)，朝廷又任命僧瑾出任天下僧主。宋、齐、梁、陈四朝，僧主有时称僧正，有时称天下僧主、大僧正、大僧都等。这一时期，随着僧官制度的日趋完备，州郡之中，一时还曾设有都邑僧正、都邑维那等职。当时地方上另有僧局的建立，凡是僧尼犯戒，或重受戒，大多报请僧局处理。《比丘尼传普贤寺宝贤尼三十四》记载：“以泰始元年，敕赤寺主；二年，又敕为都邑僧正。甚有威风，明断如神。”又载：“永徽二年，法颖律师于晋兴寺开《十诵律》题，其日有十余尼因下讲，欲重受戒，贤乃建僧局，赍命到讲座，鸣木宣令诸尼，不得辄重复受戒。若年岁审未满者，其师先应集众忏悔竟，然后到僧局。僧局许可，请人监检，方得受耳。若有违拒，即加摈斥。因兹以后，矫竞暂息。”从《比丘尼传》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一是当时女尼也可出任都邑僧正之职，可见妇女地位不弱，二是僧局可以在都邑僧正的授意下建立，可见是个地方性的行政机构。齐武帝永明元年(483)，朝廷任命玄畅、法显，同为僧主，住正觉寺。同时，结合国家行政区域划分，下至地方，也有僧主、僧正的设立。纵观我国南朝僧官制度，基本上承袭了后秦的一套，只是在称呼和人员设置的数目上，有所不同，其他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