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