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论说散文是继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的。秦代作家仅李斯一人，汉代论说散文进入持续发展阶段。综观汉代论说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祖建汉到汉武帝即位前。此时文化环境相对轻松自由，文士自信心强，责任感大，又有创作时间，故而他们为文形式多样，或为奏、议，或为策、疏等，内容充实，多发政见，或指陈时弊，或总结秦亡教训，或劝告诸侯不要谋反。一般还都有战国纵横家余风，畅所欲言，铺陈壮大，感情充沛，气势逼人。重要作家有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而以贾谊最为代表。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到元、成之世。此期，中央集权加强，儒术独尊，文士为文，大都依经立义，讲说灾异，论证君权神授、专制合理，征引繁复，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是其中较有代表的作品。也有一些直陈时事、不傍经典的政论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桓宽的《盐铁论》等是其著名的作品。此外，淮南王刘安君臣的《淮南子》不同于众，别具一格。第三阶段从成、哀之世到东汉中期。此期汉帝国由盛而衰，又由衰而兴，今文经学走向极端，被不少文士怀疑、批判，古今经学随之兴起。与之相应，此期论说散文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自叙书传》、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是其代表作。第四阶段是东汉后期。其时，朝政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危机严重，朝野清议之风兴起，清议之文亦随之出现。此期论说散文多发愤之作，指切时弊，不但富于激情，颇有气势，而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是其代表著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仲长统。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一、李斯
李斯是秦时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其散文以《谏逐客书》为代表。
《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以下作者紧紧抓住秦王心理，从“跨海内、制诸侯”的远大政治目标出发，说明用客之利、逐客之害，批驳逐客的错误主张。文章首先铺陈秦国历史上四位著名国君重用客卿使秦富强的史实，说明任用客卿于秦有利。接着，铺陈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对异国色乐珠玉唯美是用的事实，以小喻大，说明为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比色乐珠玉宝贵得多的客卿更应唯贤是用。最后，指出逐客之害。文章末尾，对上述三层内容加以概括。全文铺陈排比，比喻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音韵铿锵，文采斐然，颇句纵横家说辞的特色，难怪秦王政看后改变了逐客主张。秦朝建立后，他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刻石文，具有法家辞气，清峻峭悍，质朴浑壮，铺张尽致，对后世的碑志文颇有影响。
二、贾谊
贾谊是汉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在辞赋和政论散文方面。其赋今存5篇，皆骚体。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贾谊的论说散文以《过秦论》最著名，最富文学色彩。它分上、中、下三篇，基本内容是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的过失，分析秦灭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上篇总论秦攻取天下的形势及其灭亡的原因，中篇具体剖析秦统一后政策上的错误和秦二世仍奉行高诈力错误政策，下篇指陈农民起义爆发，子婴无救亡扶倾才力。文章围绕中心论点，使用铺陈描写和对照手法，将秦自孝公以来的逐渐强大过程，特别是秦始皇时的显赫声势作了极力铺张和渲染，然后笔锋陡转，极写陈涉领导的义军力量之小，而响应者之多，终于推翻秦朝。文中又多设伏笔和照应，多用排比、对偶和比喻，逻辑严密，结构严谨，雄辩滔滔，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文辞富丽，既有纵横家的余风，又有汉代散文句式趋向骈偶的文辞之美的新特点。此文对后世论说文影响甚为巨大。鲁迅誉之为“西汉鸿文”。
此外，贾谊的《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也是两篇极为优秀的论说散文，言辞激切，感情充沛，颇为感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被誉为“万言书之祖”。
贾谊之外，晁错的《论贵贮疏》、邹阳和枚乘的两篇《上书谏吴王》，也是汉初论说文中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三、刘安君臣
刘安君臣是汉代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中不同于今文经学的代表作家。刘安（前179——前122），武帝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后阴谋叛乱，事泄自杀。他博学能文，娴于辞赋。又好养士，尝召致宾客术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一个学术集团。他曾与门客集体编著《内书》、《外书》及《中篇》，今存《内书》二十一篇，也称《淮南鸿烈》，《淮南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系统论说散文集。此书约完成于武帝即位初，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即位的第二年）献呈武帝。其编撰的目的，据《要略》讲，是要总结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寻天道、人事的规律，以备帝王之道。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诸家，属于杂家。它是汉代学者对古代文化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与武帝时代的文化一统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其思想不囿于一家，各篇又成于众手，所以文风也不拘一格，有的奇瑰如《离骚》，有的恣放似《庄》、《列》，有的议论象《吕氏春秋》等等，不一而足。
四、王充
王充（27年——101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家境贫寒。曾受业太学，师班彪，博通众流百家之学。作过下层官吏，晚年家居著书。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全书融贯百家之说，充满唯物思想，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指归，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古圣先贤之说、神话传说，以及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讳迷信、经文学风、俗儒人格等都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文学批评。由疾虚征实精神出发，王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文学“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作了尖锐批判，这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等篇中均有表露。他论文，首重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要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不能只为“调墨弄笔”、“美丽之观”（《佚文》）。由此出发，他主张文章形式要服从于内容，与内容相统一。因而，他反对文章“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但他并不反对必要的夸张，只是有时把握的度不大好。基于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王充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此外，他还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总观《论衡》，其文章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流畅，深入浅出，逻辑严密，论证深入，而运笔自然，得心应手。在秦汉诸子中不失为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