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很难设想，如果沃尔特•司各特的《哈姆雷特》中没有王子的话，故事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故事中所有其他任务都谈到他或者与他交谈，可是他却不存在，他比他父亲的幽灵更不可捉摸。公元前的音乐就是这样的。我们有远古时代的乐器和关于乐器的描写；也有一些可以修复的乐器碎片；我们还知道一些乐器的名称，可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底指的是哪一些乐器。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些乐谱，但是学者们对它们的解释却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我们知道，巴比伦人和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音乐的科学理论。我们还知道，当时的职业音乐家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帝国不断兴起，旧的文化和旧的帝国不断被取代：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亚述、迦勒底、波斯、克里特、雅典一直到罗马。埃及经历了三十个王朝，特洛伊和迦太基最终沦陷，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罗马高踞西方万国之上。尽管我们知道他们的乐器及其演奏方法，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音乐在当时的作用，也不知道他们有过哪些关于音乐的思想。如果只有关于乐器的描述和理论上的解释，我们也只能够无动于衷。尽管我们可以从书本上知道，希腊的阿夫洛斯管的声音是多么地动人，公元前586年阿耳戈斯的萨卡达斯如何在特尔斐用阿夫洛斯管以多“乐章”的形式描写了阿波罗与天龙的战斗，大卫如何通过演奏基诺尔琴来驱赶扫罗的“亡灵”；但是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声音重新创造出来，感到情绪的激动，甚至也不可能大致上想象出萨卡达斯的作品或者大卫用竖琴演奏的曲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历史学家只能讲述“戏剧的故事”，而不考虑剧中的主人公。
    故事本身极其复杂，我们只能勾划出主要的情节。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想遵循如下一条线索：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苏美尔开始，接着讨论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化，最后一般的介绍东部地中海国家。历史记载表明，当时有一些乐器和仪式：里尔琴和竖琴、双管、应答歌唱和交替歌唱。在苏美尔、在古王国时代以后的埃及、在克里特和迈锡尼、在荷马以前若干世纪的希腊、在亚述和巴比伦，人们已经知道里尔琴和竖琴以及双管。（罗马人的双管似乎是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传来的。）以鼓和摇响器为主的各种打击乐器当然普遍为人们所用，可是小号却仅仅作为发出信号的手段而不是真正乐器。关于琉特琴类乐器的传播，文献中的记载并不很多；不过，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事实上是在拉尔萨）和若干世纪以后的埃及，人们就使用过这些乐器。苏美尔人在寺庙中进行应答歌唱和交替歌唱，埃及人也知道这种仪式，而希伯来人则将它们稍作改变以用于诗篇吟唱。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潘管直到晚一些的时候才传到东部地中海地区；我们直到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西林戈伊时才知道这种乐器，可是中国人很早就有了这种乐器，并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把它们传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秘鲁。然而，当管乐器的机械装置得到最初的改进（发明了气囊或气腔以保持恒定的气压）以后，潘管就成了管风琴的前身，而双管却仅仅变成了风笛。后者是一种受人欢迎而又普及的民间乐器，但是他们没有像管风琴那样大的潜力。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音乐的历史中主要是帝王和教士的音乐、诗人和哲学家的音乐；而各个时期的平民音乐却很少有记载。关于管风琴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关于风笛的文献却几乎没有。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音乐，亦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音乐，是寺庙和宫殿的音乐。在帝王同时又是偶像或教士的时代，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后来听说了娱乐师的音乐、希腊戏剧音乐和罗马竞技音乐、婚礼歌曲音乐、葡萄歌曲音乐和牧羊人在放牧时或者相互之间吹奏的风笛音乐，但是这些音乐一直被人们当做是“题外话”。最早被纳入主流的通俗音乐是基督教歌曲。
    早期教会中的诗篇吟唱是直接从犹太人神殿和犹太教堂中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但是，由未经训练的会众用专门的音乐和专门的语言从事赞美诗吟唱，却似乎是一个创新。这是一种通俗音乐。说它是通俗音乐，有两层意思，尽管这些值得注意的新式赞美诗（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旋律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在公元4世纪由希腊的圣克里索斯托和圣安布罗西等高手写成的，他们所用的语言分别为希腊语和拉丁语。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教堂音乐就成了遍及帝国版图内所有地区的最重要的音乐形式。由于蛮族入侵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而带来的混乱状况，教会中拉丁语地区的礼拜仪式和音乐都不再受拜占庭的影响。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离东方音乐越来越远，结果建立了西方音乐的基础——早很长的时期内，西方音乐一直是基督教的音乐。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并没有受到罗马教皇的控制，因为在东正教会中，音乐受皇帝管辖，这种情况在查斯丁尼之后更为突出。当罗马人首先采用礼拜式圣咏时，高卢人、凯尔特人、穆扎赖卜人、甚至米兰人都对此不屑一顾，而且任何寺院都可以自行其是。
    到了公元8世纪，由于罗马教会制度的衰落和法兰克君王矮子丕平及其儿子查理曼的野心等政治原因，统一的尝试才得以实现。教皇与法兰克君主联盟在音乐方面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在梅斯和查理曼领地内的其他城市中建立了圣歌学校。下一步，查理曼决定确立一个罗马圣咏的统一形式。为此，他的音乐顾问几乎毫无根据地援引了两个世纪前格列高利大教皇的名义和权威。罗马化的尝试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但是反对者同样也没有令人满意记谱法可以作为辩论的武器。因为尽管的自公元前320年前后起，希腊人就有了某种记谱法；但是一直到六个世纪以后，其主要部分才开始形成。而当记谱手段传到西方时，又已经过了几个世纪。最早用文字记述这些记谱法的西欧人是一个公元9世纪西法兰克王国的本笃会修士。它们很快就在许多法兰克的中心地区付诸应用，这些地区主要在今天的法国东北部，但是意大利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一迹象表明，现存的教堂音乐不仅仅来自拜占庭，而且还来自罗马，最后传到加洛林王朝中“法兰西”的土地），特别是其东北部以及圣加伦等中心。
    这一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因为它标志着一直无可非议地延续到15世纪末的西欧音乐主导地位的开端，而且还因为它从东正教带来的萧条中拯救了西方音乐。极度保守的东正教扩展到了斯拉夫国家。但是在东方，它还不得不对付相对而言不太重要的科普特教派、亚美尼亚教派和埃塞俄比亚教派，这些教派都有其自己的圣咏。总之，东正教音乐的发展由于它限制乐器的使用以及敬畏早期基督教圣者而受到了阻碍；而拉丁教派则采用了管风琴，从而建立了复调音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整个西方音乐的传统得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