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重庆28名女大学生以江姐的造型来到原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参观，她们将在“七一”建党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中扮演江姐，这次参观渣滓洞，显然是一次亲身经历和体验。巧的是，这几天我抽空看了一遍30集电视连续剧《江姐》，去年曾在中央台播出。与一集集分开看相比，我还是喜欢集中起来看完。这部电视连续剧拍的不错，很值得一看。
    渣滓洞在成为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监狱之前，曾经是一个私人小煤矿，因为出煤的质量不好，煤渣较多，便被称为“渣滓洞”。这个地方地形隐蔽，外人难以接近，后来被国民党军统占用，作为秘密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渣滓洞监狱不大，主要建筑是一个两层楼房，以前是煤矿工人的宿舍，后来成为牢房。此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包括岗楼，监狱管理者办公室、行刑室等。楼间的一小片空地，大约一个篮球场大小，是秘密关押的政治犯放风散步的地方。
    我去过渣滓洞监狱遗址，电视剧里出现的刑具，依然摆放在那里。行刑室与牢房相隔不远，用刑时，如果受刑的人忍不住叫喊，牢房里应该能听到。当我面对那些刑具和牢房，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问自己：如果我被这些刑具折磨，我会怎样？在参观的现场，我对同行的人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听着讲解员讲述的江姐等人的事迹，在那个现场，我确实不知道，如果那样的结局落在我身上，我是否会像江姐等人那样坚强。由此我认为，江姐那样的人物，比我更了不起。抛开其他方面，仅凭不在那些刑具前屈服这一点，对照自问的结果，我不得不对江姐那样的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
    江姐是个完美的形象，她为什么完美？就在于无私，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全部，哪怕付出生命。道理如此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对于那些叛徒来说，为了自己而放弃为大众的选择，是那么容易。面对生命，在生死关头，依然坚持为大众而抛家舍业、抛头颅洒热血，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它需要文天祥那样的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姐是无私的，但不是无情的。无私者并非就是冷血动物，她的本质在于，当大众利益与个人感情冲突时，个人永远在后面。一千多年前，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种“无私”加“有情”的体现。共产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这一伟大的中国传统。
    当今中国正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下，步入个人至上的漩涡，一切崇高都在个人主义的泛滥下成为污泥。我们并不否认个人主义的价值和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个人主义是他们最轻松的选择。但是，2000多年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要求消灭“小人”，而是主张不能让“小人文化”成为主导。中国文化要求社会精英们成为君子，成为重义轻利的人。而当今中国的现实是，一大堆社会精英都抛弃了“重义轻利”的原则，以个人主义为荣，以个人主义为最高原则，他们只停留在“舍鱼而取熊掌”的低级水平上。
    这个低级水平之所以极有吸引力，还在于它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参照。电视连续剧《江姐》中有一个情节，叛徒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出卖了自己人以后，为了保命，要求移居国外。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趋利小人最大的根据地，就是西方世界。当然，有人会说，西方大多数人生活的也很幸福，至少比中国好。这一现象的确貌似存在，但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得利，在西方社会内部的状况不去多说，至少在世界范围内，西方永远是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满足自己的利益。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自以为同西方站在一起就能拯救中国，就能让中国人普遍幸福，实际上就是做了西方掠夺中国的帮凶。以《江姐》中的叛徒来说，如果他真的去了国外隐居，谁给他钱？国民党军统给他的黄金、美钞来自哪里？无非就是从中国民众那里剥夺的。这一情形恰似当今中国某些精英，拿着西方基金会的钱，在中国为他们办事，目的无非是在中国换取高额回报，资本的趋利性，早就说明了这一点。
    说起江姐，必然会说到“中美合作所”，它是国民党军统与美国军方合办的，渣滓洞监狱、白公馆监狱都是合作内容之一。“中美合作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之一叫做“特种警察培训班”，培养的学员，简称特务。其基本技巧，除了、跟踪、盯梢、杀人外，还包括审讯、用刑。渣滓洞监狱、白公馆监狱里的种种酷刑，至今我们依然能够见到。它们经由美国军方的传统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关塔那摩，在阿布格莱布，在阿富汗等地，继续为美国军方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与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类似的是，一，它们都以情报为目的；二，它们都为了获得情报而不择手段、滥用酷刑；三，它们都在美国本土之外，以显示美国人权与别国人权的贵贱。从70多年前的渣滓洞到今天世界各地，美国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一脉相承，依然如故。
    因此，当我看完电视连续剧《江姐》，对于种种酷刑，我有了新的看法。在渣滓洞参观时，我看到的是那些冰冷的刑具。当我想象这些刑具用在我身上时，我说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其实是在肉体与物质化刑具的对抗中，有所犹豫和胆怯。然而，在电视剧中，在关塔那摩、阿布格莱布等监狱中，我能想象，受刑者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无生命的刑具，还有那些动刑的人。当他们把一个5岁的孩子也关在渣滓洞、也送到刑场枪毙（美国法律的确可以对少年犯实施死刑），我意识到，在那种状况下，江姐等人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无生命的刑具，而是活生生的人。那些人残暴而没有人性，那些人不把别人当人。因此，在那种时候，扛住用刑的力量，并非完全来自理想，有一部分来自于对那些人的严重鄙视——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低头屈服，但是，面对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残暴，我们永远不能低头认输，这是一个人真正的高贵所在。一个高贵的人面对人性沦丧的残暴，当他没有其他抗拒手段的时候，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武器，以自己的死亡作为刀枪，维护人性的尊严。这就是孟子所言的“舍生取义”。
    看完《江姐》更加相信，砸碎少数人得利的旧中国，建立一个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新中国，来之不易，有多少像江姐那样的普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今天的人们是否应该常常到江姐等先烈们的墓前站一会，反思一下：我们是否辜负了她们的希望、她们的付出？当中国社会再次将个人主义奉为最高理想和原则的时候，我们还能坦然地面对无数先烈吗？我想，这也是重庆唱红歌的意义所在——它希望当今社会的精英们，时刻不忘大众的利益，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先烈付出的生命，绝不应该是没有意义的。扮演江姐的丁柳元，演得很好。但是，在当今社会，丁柳元的知名度和风光程度，远远不及那些各种“门”的女星，这样的社会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