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由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现代化的中国进程三个部分，让我深有体会的是罗先生在第一部分即理论上的阐述部分，使我耳目一新，受到了很多启发。
    作者首先论述了“现代化”的含义，理清了西方和我国使用“现代”一词的不同意义，最后采用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的定义，即“资产阶级时代”，而非西方意义上中世纪之后时代的定义。并将现代化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即狭义的现代化是指“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
    随后作者分析了现代化思潮和研究的几个阶段，对19世纪以来各种现代化的学派和著名观点做了系统的介绍，并指出我国在现代化理论上的不足之处。认为中国对现代化太过于漠视，西方乃至日本对于这种学术新观点都做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史学体系。而我国仅仅对60年代某些观点进行过批判后便不甚了了，而在学术思想的吸收上存在全盘否定那些在世界观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的问题，主张应该分清一门学术的总理论和具体科学内容，不能一概否定。罗先生自己做了表率，首先提出现代化应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然而我认为最精彩的应该是作者关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部分。作者首先用大量的证据说明现今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奉为一般发展道理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并由此而来的偏颇产生了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历史观。虽然“五种生产方式”在此前已经听说了很多的指正，但是像这样呈现大量证据，专门区分这一问题的还是头一次，让人对此前“马克思主义”僵化公式般的机械套用正本清流。
    历史现实中有很多不符合社会单线演进的情况，甚至也不是一直进化的，比如14、15世纪的欧洲在明显进步同时也出现了17世纪的危机，东欧在历史上也出现过生产关系倒退的农奴制再版。然而最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五种生产方式”中新兴的生产方式是从前一生产方式成熟的母体中孕育而来，那么封建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中国为何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而是最先出现在落后的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欧又为何没有最早出现社会主义，而是落后的俄罗斯？这一切都说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错误之处。
    作者从而引出了自己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观点和构想，认为人类的生产力经历了原始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对应人类历史上的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按照作者自己之前说的那样，“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而“每个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对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结合”，这打破了我此前觉得一个时代只有一个生产力，而只有一种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的印象。实际上，在真正的历史中，一个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也可能同时包含有蓄奴制、封建制、雇佣等关系；对应的，这些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同时存在，最显著的例子就如当下工业的生产力既可以和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里的生产力根据我的理解本身更像是一个没有社会属性偏向的工具，和哪种生产关系结合要看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等，从而才被赋予某种社会属性；经过各种因素的甄选，淘汰不合适的生产关系部分，这种结合才有可能变为历史现实，真正推动社会发展。这表明了历史本身就有多重发展可能性。
    同时为了避免另一种偏颇，作者同时指出“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但这绝不是说，历史发展是漫无规律性的，因为社会生产力限定了其发展的客观物质界限，而生产关系在大的方面也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相似性”。这应该是作者为防止读者陷入历史是偶然的这一观点而言的，的确，在同一个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模式是多样化的，但原始生产力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雇佣生产那样的生产关系；工业时代下的社会纵然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式，但是现代的工厂制度在各个社会应该是没多大差别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作者的多因素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都不是一般的社会变动，而是巨大的社会变革即社会革命过程。这样的历史运动不同于改朝换代，不是任何单因素可以支配的，它总是由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妙的凑合”。也许是前人太多关注内因和社会结构了，作者列举了众多例子来说明外因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这些外部条件的必要性在于光靠社会内部的对抗运动很难突破现有的社会形态，这时候需要有一种外部力量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如“蛮族”“地理大发现”“世界大战”，更进一步提出了“灾变论”，充分肯定了外因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认为很多历史现实是，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观念和首领的决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经济因素的，而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随着经济权利脱离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并逐渐凌驾于其上而日益显露出来的。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的早期社会，经济因素也许并不起到主导作用（尽管经济因素规定了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界限），这对我从前“经济就是一切根源”的想法颇有改观。但在这部分，也许由于作者矫枉过正，过多的强调外因、灾变、多种因素奇妙的凑合来说明社会发展的一元多线，导致我的一种错觉，那就是历史发展是混乱并且太过偶然的。其实类似被认为是灾变的因素“地理大发现”“世界大战”等等又怎么不和社会内部结构因素息息相关呢。当然，作者最终还是强调了自己的“一元”观点，即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