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线或“子弹头火车”穿梭于日本的乡间，匆匆掠过一群又一群镶嵌在稻田中央的农舍。这种特殊格局的形成不是完全出于偶然，而是在水稻（日本人的主食）种植上所采用的特殊技术的结果。水稻的种植要求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而修建灌溉系统需要很多的人手。更重要的是，在水稻的种植与收获上，20多个人通过合作才能完成这些工作。关键是一个独自劳作的家庭无法收获生存所需的足够稻米，但是许多在一起劳动的家庭却可以拥有余粮。因此，为了生存，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不调和的势力，日本人都必须逐步具有在一起融洽工作的能力。

    日本是一个完全依靠巨人的恩惠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巨人就是海底火山。平坦和适宜发展农业的土地几乎没有。在山坡上开垦出来的梯田利用每一寸适于耕种的土地。日本还饱受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之苦。传统的房屋都是用轻质建筑材料建成的，因此在遭灾时倒塌的房屋不会把居住在里面的人压在下面，而且在重建时，速度快，成本也低。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每一个封建地主都试图阻止他的佃户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他担心附近的地主会聚集大量农民，并靠这些农民生产出大批剩余农产品、雇用军队，造成威胁。由于桥梁提高了农民在村庄之间的流动能力，因此在河流上架桥显然是非常罕见的，而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才有所改观。

    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描绘了一幅国家山水画，他们的人民在种族、历史、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上是同质化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同一个村庄里，隔壁的邻居也没有发生变化。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邻里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屋子如透风的墙，几乎什么也隐瞒不了，他们能够在工作中配合得非常默契，因此得以世代繁衍。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个人无关紧要论不可避免地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没有这样的价值观，社会也不会得以延续。

    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幅令人恐惧的社会风景画。如果让西方人把个人的喜好置于集体的和谐之下，并让他们认识到个人的需要决不能凌驾于所有人的利益之上，他们会非常反感的。但是，西方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说，只有当人们愿意让他们的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时，个人才有自由。一个完全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这个问题常常是认识社会的中心问题，无论著书者是柏拉图（Plato）、霍布斯（Hobbes），还是斯金纳（B.F.Skinner），它在每一个世纪和每一个社会都会被提出来。在当代，人们仍旧在争论什么样的组织处于自动主义论与极权主义论冲突的中心。在某些时期，靠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的集团作为主要的社会组织斡旋于这些对立的力量之间，发挥调解的作用，从而让这些力量保持均衡的态势，而自由在这种平衡中得以实现；在其他时期，教会或政府成为最重要的组织。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或许把工作组织当做决定性的组织。

    要完成美日生活状态的对比工作，我们需要乘飞机到美国上空转一转。在堪萨斯州上空，如果透过窗户向外看，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幢农舍矗立在大片土地之间，与这些土地接壤的地方是另一幢被大片土地包围的房屋。在19世纪初，堪萨斯州还没有汽车。最近的邻居可能离你有两英里远；冬天非常漫长，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主要社会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是自力更生和独立。这些就是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的现实，是孩子们必须学会重视的现实。

    随着以人力为表现形式的能量被非人力形式的能量所取代，人们发现无论想像力有多么的不着边际，任何人也想像不到这种能量能给一个国家带来那么多的财富，而这一发现正是工业革命的关键。但是，这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让这种巨大的财富变为现实，非人力形式的能量需要被称做工厂的大型建筑物，成百上千名工人，甚至成千上万名工人被集中到一个工厂里。此外，许多工厂集中于一个地方，便于高效地制造能量。西方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乡村式和农业化的国家转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我们的技术进步似乎再也不能与我们的社会结构融洽相处；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业制度的挑战。虽然美国人仍旧忙忙碌碌地保护我们在形式上有点极端的工业制度，但是日本人遏制住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他们强调的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