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的小勇已经开始习惯，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在晨光中独自一人走路去上学。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独自坐着读语文课本。此时，父母已出门开始一天的打工。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问“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他旁边的本地同学马上笑着大声回答，而这个来自贵州的孩子瞪着大眼睛，一直紧闭着嘴巴。
他的小脑瓜还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小学很“怪”，怪到整个中国还只有5所。它既不是公办小学，也不是私立小学。
9月8日，这所“新公民学校”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揭牌，性质是“公有民办非营利公益性学校”。这一改变教育产权的新模式，最先在北京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试点，但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温州这所，是公办学校的首次转型尝试。
有媒体报道认为：“这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政府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指出，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希望工程。
天上真会掉完美的馅饼？初试水的模式是否真能如预期运行？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了这所开学两周的新模式学校。
一篇“攻克”本地家长心病的讲话
新上任的校长黄瑞华就遇到了第一道关卡。
“老有人问我，“新公民学校”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吗？这也是一个误解。”黄瑞华在他大开着门的办公室里说。隔壁教室孩子咿咿呀呀的读书声在午后阳光里不断传来。
“我们不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也要承担本地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但是新公民学校这一变，很多本地家长有意见，不乐意。”
接收农民工子女多，本地学生就可能流失。发起新公民学校项目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认为，农民工子女达到30％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
“比如北京城乡结合部一批公立学校，清一色接收农民工子女。因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程度与同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老师上课没法上了，家长不干了。说那不行，赶紧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徐永光说。
9月6日，黄瑞华首先请来了所有本地学生的家长，一百多号人坐进了阶梯教室。
家长们还没开始“发难”，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位新上任的校长首先替他们倒起了“苦水”。
“你为什么想不通？第一，学校是本地政府建的，也有本地家长纳税的血汗钱一份，现在这学校主要都接收外来务工子女，你肯定心里过不去，觉得‘鸠占鹊巢’吧。”
“第二，怕自家孩子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跟着农民工子女跑，被‘带坏’吧。”
“你们有这些顾虑，对不对？”
此话一出，满座家长一愣，继而纷纷点头。
“什么新公民？就是民工！”甚至有本地家长在座位上这样说。
“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我跟你说，你没必要这样，你的担心也是学校的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引进这样一种新的教育理念。”黄瑞华趁热打铁，说道。
“第一，因为这些家长是非常勇敢的，他们勇于背井离乡来工作，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这样勇敢的一群人，他们的孩子能差得了吗？”
“第二，一个班有几个省的孩子，也就有几个省的文化。现在我们大人都是到二三十年后，才有机会接触别的地方的文化，如果你的孩子能更早接触十几个不同地域文化熏陶，不好吗？”
“第三，这学校是一种新形式，就会受媒体和政府关注，受益者是谁？是孩子。以前我们的老师可能不够自信，但媒体、政府都关注后，老师也会感到受到重视，教课也就认真起来，受益者是谁？还是孩子。”
“我们当然知道，城市、农村孩子同在一起学习是最好的，但只有公立学校才能让孩子在一起，公立学校又装不下这么多孩子。这是一个悖论。因此必须要用公益学校来补充。”徐永光说：“公益性质导致学校与城市不是隔离的，始终是开放的。孩子们经常接触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大学生，也有社区活动、城乡小伙伴活动，眼界就能开阔。”
每年的本地生源数是基本固定，今年新公民学校首次招收的84个新生中，本辖区11人，其他都是外来工子女。
目前学校只有一幢老教学楼，教室少，因此还要求家长提供“六证”（父母工作劳动合同、房屋居住证、孩子防疫证、一年以上暂住证、原乡镇无人照顾证明、户口簿等），才允许入学。
目前龙湾区教育局、沙城镇政府、共青团温州市委、共青团龙湾区委以及龙湾区人民教育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五方共同出资筹款，为学校建一幢新教学综合楼，预计2011年9月建成后，将增加到24个班。
“我们主要面向的还是农民工子女。”黄瑞华说。
钱从哪儿来？怎么管？
是不是新公民学校，农民工家长就一分钱不用出？
“新公民学校”学生学费的算法非常简单：如果招90个孩子，其中30个是由政府买单，另外三分之二就靠企业捐助。“今年招了84个孩子，两个班。本学期的资助者已经找到了，龙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捐了30万元，所以学生就一分学费不用出。”
如果哪学期捐助不足怎么办？
“不足的部分，还由全部的家长分担承担。因此，以后的学费是不固定的。”
学校采取“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目前五个年级都是老生，目前学校无偿使用着原公立学校的校舍，区教育局还配备了不少于1／3的公办教师、并提供不少于1／3的公办经费和生均补贴。所以目前学校90％以上都还是政府投入。
“随着老生不断毕业，政府这块蛋糕会慢慢变小，还需要社会力量持续增加投入。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农民工家长的支出尽量接近零。”黄瑞华说。
学校靠“善心钱”生存，怎么保证资金安全干净地运行？
“学校依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公开透明财务管理，资产是大家都给学校，不是谁个人的。学校定位是非盈利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官员上官利青解释。
“与民办学校的区别是，钱只进入学校，没有股东分红这一块。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中分红、营利或取得任何回报。”
“公有民办”模式下的规则是，学校的财务每月向理事会汇报，校长每学期向理事会汇报。
理事会的成员是前述五个出资方及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代表，还有校长、教职工代表和其他重要捐赠人。实行一人一票制。
理事会和校长分开运作，互相监督。
校方不收取、管理捐款，两个面向社会的捐款账户由人民教育基金会、共青团龙湾区委管理。
“校长不会管钱，也不会到处跑拉钱。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内部教学管理，就是把教师积极性和能力提升、把学生整体素质提升。”黄瑞华说。
在校门口，原“沙城镇第三小学”的牌子和“新公民学校”并列挂着，黄瑞华说一直不会摘下来。“这是标示我们的学校不管怎么去办，最后都是归于国家的资产。”
20年前100万儿童失学在农村，今天100万失学在城市
2003年，全国妇联调查发现，有100万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进城后失学。
20年前，也有这么一个“100万”。当年希望工程调查，农村贫困地区有100万孩子失学。
“以前发生在偏远的农村，现在是大中城市。20年以前农村孩子失学是因为贫困，今天农村孩子失学，是因为转型期的教育不公平。”徐永光说。
温州市龙湾区的67.8万总人口中，外来人口已达37.3万，超过了本地人口。据统计，目前当地公办小学中的农民工子女人数也已超过本地生，占总数近六成。即使这样，仍有近一半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在条件较差的民办学校，这些校舍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去年龙湾区政府下决心打击，取缔了16所非法民工子弟学校，却又带来了需要分流的6000多名孩子。
但目前的状况，已是地方政府财政所能背负的极限。“财政压力太大了！”龙湾区教育局局长陈建淼说。
是不是政府应该全部包下来？徐永光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现实。
“自从去年全免费以来，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实际上在倒退。以前是偷偷让农民工交钱把孩子送到这里，现在不能这么干了。于是纷纷提高门槛，要求‘七证’、‘十证’，把农民工子女往外赶。”徐永光说。
“就算政府有钱，政策宽松了也会出现洼地效应。”这样的后果已发生过了，在温州的瑞安市。
在中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出台以后，瑞安市曾宣布，进城农民工的孩子由公立学校全部接收，但很快就“招架不住”了。“不光是农民工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带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过来，根本无法招架，最后打住，还得设门槛。”徐永光说。
“原因还是教育资源不足问题，而教育资源又落在经费不足上。”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学校项目总监张治中说，“这一困难目前在公立、私立学校，都是无法轻易跨越的制度尴尬。”
追问新公民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千米而不用里做单位呀？”在黄瑞华的数学课上，孩子们有一次这么问。
这位每天早上六点多出发、开一小时车赶到学校的新校长想了想，反问：“就像大家在一个班，如果你说自己家的湖南话、山东话、四川话，互相能听懂吗？那我们该说什么呀？”
“普通话！”孩子们马上大声答道。“对，所以我们要统一用千米啊。”
在这所处处挂着孩子们红黄蓝绿的蜡笔画的“新公民”学校，校舍还是老校舍，教育的方法和思维却悄悄地“新”了。
“常规教育计划与公立学校一样，但南都的资金会投入额外的学生素质拓展项目。”上官利青说。比如“君子动手不动口”活动，让孩子在社区发传单宣传环保，孩子自己需要向别人宣传，他就会明白自己先要这么做，引导起“以身作则讲公德”。
“新公民的概念是相对的，我们这一代对爷爷辈来说都是新的公民，孩子们相对我们又是新公民。我的理解就是要培养能融入社会、能走向世界的新公民。”黄瑞华说。
开学前一天，全体老师参加了一天“拓展训练营”。在鼓周围系上十几条长绳，老师们拉着鼓在半空中上下振动，配合得好，就能把鼓面上的球弹起来。有一人用力不均，球就会弹歪或滑掉。
原本就在三小教科学课的施老师笑着说：“我教了十几年书，从来没见过这种训练。这个好，很有团队的体会。”他们组原本一下都弹不到，最后竟弹了一百多下。
“现在你能感觉到，老师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黄瑞华说。
“希望工程是面向偏远农村的，人们都积极性那么高，农民工的孩子们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也都需要依靠这些孩子的父母，怎么不能伸出援手呢？”徐永光说。
“现在都是办教育的人自己在呐喊教育、关心教育。其实，应该是教育的人安心教学，全社会来关心教育。”黄瑞华说。
“许多孩子早晚也要留在城市的，帮助他们也是帮自己。”徐永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