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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东晋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绢本设色）
《洛神赋》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曹植与洛水女神之间的爱情故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富有诗意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境。此长卷采用连环画的形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让曹植和洛神重复出现。原赋中对洛神的描写，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皎若太阳升朝霞”等，以及对人物关系的描写，在画中都有生动入神的体现。此画用色凝重古朴，具有工笔重彩画的特色。作为衬托的山水树石均用线勾勒，而无皴擦，与画史所记载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时代风格相吻合。
原作描述的是诗人情场受挫，未能与所爱的人结合，而通过神话寓言，在想象的空间中让自己与洛水边美丽的仙女洛水神相遇，以释放自己对失去情人的伤怀和思念。此卷很好地传达了原赋的思想境界，在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原作所传达的思想。它是书画境中的另一种毫不逊色的《洛神赋》。 展开画卷，只见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初见之后，整个画卷中画家安排洛神一再与曹植碰面，日久情深，最终不奈缠绵悱恻的洛神，驾着六龙云车，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这其中泣笑不能，欲前还止的深情，最是动人。
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
图二：唐 吴道子《维摩诘像》（壁画）唐 吴道子《维摩诘像》
《维摩诘像》是以吴道子绘画风格描绘维摩诘形象的最生动传神、最具代表性的杰作。画中维摩诘手执麈尾坐于胡床之上，身子前倾，凝神聚眉，思虑深邃，成竹在胸。画家以流利刚健的线描一气呵成，确有“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之感。（敦煌壁画） 吴道子所画的人物颇有特色，与晋人顾恺之、陆探微不同，以疏体而胜顾、陆的密体，笔不周而意足，貌有缺而神全；他还一变东晋顾恺之以来那种粗细一律的“铁线描”，善于轻重顿拙似有节奏的“兰叶描”；突破南北朝“曹衣出水”的艺术形式，笔势圆转，衣服飘举，盈盈若舞，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风格，风行于时，被称作“吴家样”。吴道子善于把握住传神的法则，注意形象塑造的整体，故所画执炉女子壁画，达到“窃眸欲语”的地步。十分传神生动。他的画与张旭的草书、斐的剑术，被誉为当时的“三绝”，并且影响远及日本、韩国等地。至今在日本还保存着传为他作的《送子天王图》。
图三：五代 荆浩《匡庐图》（绢本墨笔）荆浩，字浩然，山西沁水人。他生于晚唐，主要活动在朱梁时代，博通经史，为一介儒生，因避动乱而隐居于太行山洪谷，因而自号洪谷子。以专画山水而自适的荆浩，自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荆浩创作的山水画卷，据宋代《宣和画谱》记载，有22题，今存作品仅两幅：《雪山行旅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匡庐图》现藏于台北故官博物馆。其中，以《匡庐图》最为著名，显露以文采自然的笔墨抒写对自然生趣的体验，客观的拒绝中渗透着作者淡泊的主观情思。
《匡庐图》纵185厘米，横106.8厘米，整个画面笼罩着一片雄伟壮丽的氛围，同时交织空旷幽寂的意蕴，标志着山墨山水画的真正成熟。
《匡庐图》，典型地代表了荆浩的绘画风格和成就，亦典型地代表了五代山水画的创作成就。《匡庐图》山水章法，为全景布局，全景构图，图中山峰充溢着欲升之势，既挺耸又深远，既缥逸又俊秀，气势浩然，空间感强，“大山堂堂”的伟岸气概，憾人心魄。在整幅竖轴空间中，峰峦叠嶂，悬瀑萦圩，岚气缭绕，小桥横架，意态生动，意味盎然。山的形态，以线框勾示，岩石纹理，以短笔直皴，笔能细碎多变，笔墨功力，跃然图中。宋高宗在图中题有“荆浩真迹神品”，并为历代鉴赏家珍爱。
荆浩生养于中国北方，隐居于太行山中，有人论述《匡庐图》并非是荆浩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而是作者以北方的深山大岭加以丰富想象的产物。荆浩是否真正登上庐山，《匡庐图》是否是直观的审美观照，无关宏旨。可以肯定地说，庐山在荆浩的心灵中，具有崇高地位，他钦慕着这座被称为“神仙之庐”的名山，他向往着这座瀑泉飞流的大山。荆浩是一位避居山林的隐士，像陶渊明一样躬耕自给。庐山自古成为隐士归隐期盼的名山，陶渊明归隐庐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筑读书堂于庐山，“吾将此地巢云松”。对庐山，荆浩怎不心往神之？《匡庐图》中上款题诗，亦是丹青大师的心迹：
翠微深处墨轩楹，绝磴悬崖瀑分明。 借我扁舟荡空碧，一壶春酒看云生。
图四：五代 董源《寒林重汀图》（绢本墨笔淡设色）《寒林重汀图》描绘的是隆冬时节的江南景色。图中山丘静穆横卧，水汀幽深绵延，落尽叶片的树木无言挺立，纤纤芦苇瑟缩于风中，溪上小桥空寂清冷，掩映于荒丘寒树间的屋舍阒无声息，所有景象构成一个萧瑟凄清的无人之境。作者在彼岸坡丘旁以大笔横拖皴出重重的沙汀，气势浑茫厚重，这样又有别于此岸的芦苇萧萧、水流缓缓，又从格局气势上打破了平均状态。两侧的坡岭、树木、沙汀、屋宇等似同实异，彼此呼应，使静态的图画具有了内在的动感。此图山坡以披麻从坡脚上皴，由密而疏，直至坡面方留空白。又于山坡起伏处加上苔点。图中皴笔以方折增强动势，粗阔劲健，苔点则兼用渴笔、焦墨、乱锋，运笔迅疾。力量劲猛，增强了画面的生动和逸趣。在堤岸画法上，作者以长披麻与碎笔乱点结合，为画面带来了节奏感和运动感。汀渚则用长披麻湿笔平拖，具有酣畅浑朴的特点。
图五：南宋 马远《踏歌行图》（绢本设色）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江南秀丽的风景便成为宫廷画院画师们模写的对象。如西湖、钱江风光，往往是画家乐于描绘的题材。然而江南山水以疏淡秀逸见长，与北方雄浑奇伟之势不同，为了展现江南烟笼雾罩、清旷空灵的美景，画家马远创造了构图简洁、以偏概全的方法，即突出主景于一隅，其余用渲染手法逐渐变化为朦胧的远树水脚、雾雨烟岚，并通过指点眺望的人物，把欣赏者的注意力引向虚旷的空间，给人以遐想的余地，人称“马一角”。如《踏歌行图》
六：张大千《泼墨群山》(1963年，水墨设色纸本)
勇于创新兼收并蓄
张大千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既有传统的精髓，又具时代的风貌。特别是晚年所作青绿泼彩泼墨山水，法兼中西，墨彩交辉，抽象具象，浑然天成，为中国山水画开出一片新天地。画展中的《夏云飞瀑》、《泼墨群山》彩墨淋漓酣畅。虽然这些作品注重西画强调的光影，突破了中国画固有的格式，但无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品不仅未失笔墨情趣，而且是纯然的中国气派。
自80年代以来，泼墨泼彩在大陆几成时尚，然而东施效颦者多，除宋文治等少数画家蹊径独辟外，大多食人残羹，极少新意。中国画当然不能固步自封，对西方绘画我们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但那是以其营养，健我肌体，而不是生拼硬凑，非驴非马，更不是取而代之，面目全非。坚持传统而又兼收并蓄，这是张大千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图七：张大千《庐山图》（局部，1981-1983年，绢本设色）1981年初夏，旅日友人李海天请张大千为其日本横滨新建的高级观光旅社画一巨幅挂壁。当时大千年已八十有三，疾病缠身，尤其是糖尿病引发目疾，视力衰退，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大千慨然应诺，并决定以从未去过、然而情结胸怀的庐山为题。这是一幅10.8米长、1.8米宽的巨构。为此，大千将其台北摩耶精舍的画室与隔壁房间打通，专门制作了一张特大的画案，将一块整绢铺于上。7月7日举行开笔典礼，来宾有张群、张学良夫妇等9人。先将画绢全部打湿，只见大千抓起一支有如拖把的大笔，站到一只矮凳上，把笔头往墨盆里一挠一滚，然后双手提起大笔往画布上大拖大拉。接着，大千把长袍袖口一卷，端起一只盛满青绿颜料的瓷钵，在绢的另一部分小心翼翼地连泼带洒，然后又拿起排笔，一面引导青绿颜料的漫延，一面又将排笔沾上颜料点点染染。忙了几个小时，在场的人依然看不出眉目，但是大千却从容不迫，显得早已成竹在胸。这张画工程浩大，整整画了一年半，期间大千数次心脏病发作晕倒送院急诊，稍康复就又让助手抬上画案，真所谓“呕心沥血”。因为定于1983年1月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所以虽未完全竣笔，大千只得先将画送付装裱，准备展出后再行润饰，但是没有想到3月8日大千在伏案题书时溘然逝世。至今我们看《庐山图》，其左上角尚有仅用淡墨勾勒，未及皴擦点染之处，但这已无损于整幅画的辉煌。
展开画幅，气势雄伟，摄人心魄：下部古木森然，郁郁葱葱，上部峰岭叠嶂，逶迤起伏，变幻无常。山中屋宇、楼阁、小桥、茅亭星罗棋布，若隐若现，正中则是一瀑飞泻，紫烟缭绕，左上角浩浩淼淼，似见彼岸，应该是长江吧。虽说用的是大千晚年独创的泼墨泼彩法，但与常见的不尽相同。画面上群山丛树还是实笔多，勾勒精到、皴擦厚实、点染凝重，与泼墨泼彩形成的云雾虚幻相映衬，更显得苍苍莽莽，瑰丽绚烂。大千在画上自题诗云：“从君侧看与横看，叠壑层峦杳霭间。仿佛坡仙开笑口，汝真胸次有庐山。远公已过无莲社，陶令肩舆去不还。待洗瘴烟横雾尽，过溪高坐峨嵋山。”这也就解开了何以大千一生没有去过庐山，却将庐山选作可能成为自己绝笔的题材，原来庐山之美，早在大千胸中酝酿，聚天地之精华，集江山之瑰丽，这就是画家意中的庐山，也即画家心中的祖国河山。
图八：当代作家兼画家汪曾祺《瓶花》
汪曾祺人好，文好，字好，画好，属于典型的文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不仅熟谙古学经典，对新文学样式也是样样精通，游刃有余。金庸认为“满嘴噙香中国味”的，在中国大陆只有汪曾祺和邓友梅。汪的文章，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看似如老妇叙谈，直白浅显，读后却如饮白水，清淡有味，如饮醇酒，清厚绵长。汪所习、所善、所悦的都是文人雅好，弥漫的是文人情调，例如为文，善画，酷爱京戏，精于饮馔，有美文家和美食家之誉。无论著文，还是做画，汪讲求的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做人则随遇而安，自在由心。《瓶花》瓶花收拾起台布上细碎的影子。瓷瓶没有反光，温润而寂静，如一个人的品德。瓷瓶此刻比它抱着的水要略微凉些,此画表达一种对品德高尚女子的赞美和颂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