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歌谣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上古先民集体的口头创作。上古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劳动对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锻炼发展，有节奏的呼喊逐渐为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这样，一种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真正诗歌便产生了。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合，它也同样使用，从而显示出上古歌谣的丰富多样性。上古歌谣尽管比较丰富，但因为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古籍里偶有记载，也多是后人的伪托，如《南风歌》（《孔子家语·辩乐》）、《卿云歌》、《大唐歌》（《尚书大传》）等。比较接近原始形态或较为可信的上古歌谣，只有《弹歌》（《吴越春秋》）、《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神北行》（《山海经·大荒北经》）、《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及甲骨卜辞和《周易》里的一些卦爻辞所保存的歌谣。另外，尚有一些目存辞亡的上古乐舞，如《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乐》）、黄帝《云门》（《周礼·大司乐》）、《清角》（《韩非子·十过》）、舜乐《大韶》（《尚书·益稷》）、禹乐《大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代表着先民的重要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上古歌谣的分类及内容
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劳动歌谣。这类歌谣是最早出现的上古诗歌，它们对劳动行为的再演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先民有意识创作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是现存上古歌谣中一首最典型的劳动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他们制造弓箭和射猎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描绘和歌颂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还洋溢着先民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对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同时，短歌本身还兼有总结劳动效率的目的和功用。
2、祭祀歌谣。这类歌谣表现了上古先民幻想祈神降福或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祈祷式的祭歌，表现的是先民对神的畏惧、屈从、祈求和献媚，目的在求神降福；一种是咒语式祭歌，表现了先民反抗和征服的意愿，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喝令、胁迫神祗服从人的意愿，让神保佑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前一种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后一种最突出的是《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它句句是命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神北行》：“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意愿。
3、图腾歌谣。这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图腾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误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流传至今的上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现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燕燕往飞》。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较详：“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玄鸟即燕，是商族的图腾。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婚恋歌谣。上古时代的最初婚恋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含情脉脉，多表现出粗犷、野蛮的特点。这在《周易》爻辞所保存的较古老的短歌中有所体现。如《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这是写野蛮抢夺婚的诗，反映了上古确实存在过的抢夺婚习俗。另外如《咸》卦卦爻辞，是记录一对夫妇新婚之夜生活的诗，洋溢着一片自然的生命热情和冲动。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及私有制时代，作为两性之间稳定持久的爱情应时而生。上古婚恋歌谣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最有名的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情歌的《候人歌》。它只有“候人兮猗”四字。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接着他省视南方，女久盼未归，便唱出了这支歌。诗的前两个字是实词，后面两个字是感叹词，强烈表现出涂山氏女悠远缠绵的思念和焦灼急切的心情，表达明朗、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与《候人歌》不同，上古歌谣也有表现婉转含蓄、微妙情趣的情歌，如《周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首诗虽仅十字，但它却是一首美丽的牧场情歌。小伙子拿着刀杀羊，却不见血；姑娘承筐而装，篮子却是空的。时人唱出这支戏谑性的短歌，来打趣两人因情有所钟而心不在焉的情景。短诗没有言语表白和信物暗示，但把两人无言相契的爱情表现得含蓄有致，生动有趣。
5、战争歌谣。战争是上古社会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其时的歌谣也记录了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诗是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情景的。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在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而伤痛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短短十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再如《周易·同人》爻辞经整理后为：“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敌。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于郊。”此诗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战斗过程。战前兴兵，拜祭宗庙；战斗中，先伏后攻，先失利而后得胜；凯旋归来后在郊外庆祝胜利。由这些绘声绘色的描摹中，令人仿佛听到了古老的杀伐声，看到了上古战争的礼仪、部族成员奋勇作战的身影及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欢欣。
二、上古歌谣的艺术特征
上古歌谣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上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八阕的唱辞已亡，但从曲名看，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生产劳动有关。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上古歌谣第二个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它再现生活的直接性。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纯任自然，坦白直率。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语言简朴、节奏流畅是上古歌谣第三个显著的艺术特点。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整齐，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再次是当时艺术表现手法不成熟，单一的叙述手法，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无华。上古时歌谣虽然简朴，但并不平淡寡味，我们读上文所举的短歌，总感到它们的语言极为精练生动，节奏韵律畅快流动，朗朗爽口。
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是上古歌谣的第四个显著艺术特点。汉代文人曾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三种之中，上古歌谣最常用的是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兴”极其少见。这是因为“比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和艺术的长期积累过程，而赋是一种即兴式的直接铺陈事物的艺术方法，不需要这个过程，因而它成为我国上古歌谣的基本表现手法。如《弹歌》用赋法叙述整个过程，《候人歌》直陈涂山氏女候禹不归的焦灼、惆怅之情。不过，在上古歌谣中的直陈中也包含着描写成分，随着直陈中描写成分的增加，有些客观描写便积演成“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具有了艺术意象的“比兴”意义。如《周易·明夷·初九》以“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来比喻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这已和《诗经》里的比兴基本相同。可见，上古歌谣的“赋”的手法，也是后世诗歌创作中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与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