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科技政策史研究的价值
    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STP)成为一个专业性术语，并被经济发达和科技发达国家共同采用，是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低开发区适用的科学技术会议(UNCAST)以后才开始的。实际上，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为了动员国内外科学家，就设立了国家研究会议(NRC)组织，开始进行了由政府、高等学校、产业界制定的广泛研究计划。罗斯福总统设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国家立场首次提出“研究国家资源”的科技政策。1950年美国还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其重要职能便是“开展和推进与科学研究教育有关的国家政策”[1]。
    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科技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成为一门规范科学，世界各国研究学者和实践者都在探索关于其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规范等，由此，存在着关于上述问题的各自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先确定了它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规范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原有的科学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已有范式不能包含的现象，在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科或是它的分支[2]，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科技政策在实践中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重视而得到不断发展，在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政策发展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科技政策实践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与教训，科技政策的理论研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和共识。因此，无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抑或从科技政策的践行角度，我们都应该重视并认真梳理科技政策的发展史。
    首先，开展科技政策史的研究是丰富科技政策研究方法的现实需要。历史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迪昂认为，能量学遵循的方法就不是一种革新，它来自古老而连续的科学传统；逻辑并未把任何强制加于能量学，但历史的教导却极其确实可靠、极其小心谨慎地指导它。他也认识到错误的历史的方法论价值，有助于评价真理，避免重蹈谬误的覆辙，在新时期重用旧方法或复兴旧理论。当然，正如历史研究同逻辑研究一样，科技政策史的研究并不能必然地取代科技政策的逻辑研究，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科技政策研究应特别重视研究方法。事实上，一门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科学而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最终确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技政策则拓宽了科技政策研究的视域，丰富了科技政策的研究方法。
    其次，开展科技政策史的研究是建立完备的科技政策研究学科体系现实需要。无论是从科技政策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从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还是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艰巨性与迫切性来看，科技政策研究都应建立规范自己的研究范式[3]。由于科技政策本身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科技政策的研究也必然带有复杂性。从以往科技政策的研究情况看，大都集中在科技发展的预测与选择，科技发展的条件与环境，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技术创新战略等方面。这些已有成果对于科技政策的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门走向成熟的学科，都必须认真梳理其起源与发展过程，都必须总结构成学科核心内容的基本概念，都必须明确科学的目的、本性和结构。把史学的研究引介到科技政策的研究视域中来，对完善科技政策的学科体系不无裨益。
    最后，开展科技政策史的研究是推动我国科技迅速发展的现实需要。科技政策史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本土范围内的历史考察，它还包含对本土以外国家或地区科技政策的比较与借鉴。事实证明，尽管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层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就科技政策本身的政策本质而言，在当今经济体制趋同化、世界一体化的全球化时代，仍具有相当大的可比性与可移植性。鉴于此，我们对于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发展历史的认识与总结，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在经历类似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学习其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我们更能从其失败中吸取深刻教训，从而为推动我国科技政策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科技政策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行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因此，研究历史上国内外科技政策的得失成败将更利于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模式选择。
    2　研究科技政策史应该注意的问题
    1)应正确认识科技政策史研究中的矛盾方法。
    如同研究其他历史一样，研究科技政策史同样也在研究科技政策发展过程的矛盾性。作为科技政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科技政策史不仅要求研究者知晓史实，而且要求研究者寻找出科技政策发展自身的矛盾性，从中找出科技政策自身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4]。在科技政策史上，由于特定科技政策产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所以，一国、一民族、一社会、一历史阶段就必然不同于另一国、另一民族、另一社会、另一历史阶段。历史事件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这种表现有时隐蔽，有时显著，有时存在着，有时消失了。研究科技政策史的任务，就是要从大量看似矛盾的科技政策中总结出一般规律，正确看待科技政策本身的矛盾性。
    2)研究科技政策史应重视史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及应用。
    科技政策史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既包括原始的、初级材料，也包括经过整理、加工的次级资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3]。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情，资料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并无高下之分，也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科技政策史研究应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注重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科技政策事实出发，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张冠李戴，应充分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历史。
    同时，研究者还应该注意理解历史本身。换言之，研究科技政策发展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顾历史发生的“彼时彼地”，而非“此时此地”，不能用现代人的目光看待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应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点审视特定的科技政策。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现在看来似乎荒唐的科技政策在当时则可能有非常重大的历史价值。同样，出现重大失误的科技政策同样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
    3)科技政策史的研究应重视史论结合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科技政策史研究的目的并非只是简单还原一国或地区科技发展政策的历史原貌，而是借助还原历史以及比较鉴别，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强调科技政策历史资料与分析的有机结合，做到史与论的和谐统一，主张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可见，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历史事实的分析结论就有可能大相径庭。
    同时，科技政策史的研究还应强调比较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曾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6]。”历史比较法或称比较史学、史学比较研究，最早出现在文学比较的历史研究中。从历史比较来研究科技政策史可以从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维度展开。纵向研究是上下古今的研究，横向研究则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地域之间的研究。由于，纵向比较研究和横向比较研究也就成为比较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7]。
    科技政策史的纵向比较研究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政策演进过程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一国或地区科技发展并非匀速，都有起伏与涨落。由此，通过纵向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总结特定历史时期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横向研究是排除时间因素而对一国或地区间进行的研究。由于各地区历史背景发展各异，客观上存在诸多差距，因此在实践上表现出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科技政策史的横向研究，就是要揭示国与国间、地区与地区间科技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从原因的探究中寻求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教训。
    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科技政策史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可比性。即应该确立可以比较的标准和尺度，保证两者的一致性与自洽性；二是不能先入为主，即比较时应持客观的态度，否则，就会影响研究者收集、整理、讨论资料等环节时的态度，以致出现以偏概全的消极结果。
    4)关于科技政策史研究的历史分期。
    关于科技政策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全球的角度划分；二是本土的历史分期。
    从世界范围看，一般认为，科技政策首先肇始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个划分方法主要以使用的方法为标准来划分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其标志是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管理科学的建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标准是系统科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工具的应用；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政策越来越以宏观综合性研究为主。
    从我国建国后科技政策的历史分期看，主要有几个标志性时事件[8]：
    一是1956年1月14日～20日，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开始。
    二是1978年3月18日～31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讲话。这次大会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极大地解放了科技生产力。
    三是1995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全面总结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科技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使科技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大的发展，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四是2006年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这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这次会议部署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次会议将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把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于我国新世纪科技政策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作为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础，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科技政策史的研究，这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但目前，对我国科技政策史的研究仍很欠缺，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去思考和总结。
    收稿日期：2006-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