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民族主义的表现
当今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兴盛的时代。民族主义主要包括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然而在技术日渐重要的时代，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也不可忽视。
技术民族主义的兴盛有多方面的背景。第一，科学技术重要性日益增加。20世纪以来，人类在技术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成就，高新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成为推动生产力空前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第二，技术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直接和激烈。这个竞争是全方位的，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关键是经济发展，谁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第三，关键性的技术产品是国际企业的命根子。国际竞争在微观层面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是否拥有领先的技术和独特的品牌，是能否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独特的技术以知识产权的形式为跨国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企业为了生存，采取相当的措施对技术进行保密。
技术民族主义并没有很严格的公认的定义，一般而言，包括对内实行技术扶持和对外实行技术保护这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是瞄准战略性产业，政府给予诸如进口限制、出口补贴、研究开发补贴、研究开发税收信用、外国对内直接投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支持，以加强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外方面，技术民族主义主张限制在国家之间转移技术，尤其是那些有可能转化成军事优势的技术，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
技术民族主义缘起于西方，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总是对内鼓励和对外限制两个方面，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方面的侧重不一样。第一，对技术输出的限制。美国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美国限制技术流向国外有四道防线。一是安全许可证制度。在美国要接触涉密技术和信息，必须持有不同级别的国家安全许可证。申请人必须接受详细的审查。高级安全许可证的申请人必须是美国公民。没有美国国籍但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只能申请最低级别的或者临时许可证。二是无处不在的监控机制。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把敏感国家来的技术移民视为重点对象，通过海外和国内情报网不断对这些移民进行调查。三是企业监察机制。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对外籍员工要求极严，他们的证件颜色与美国人有明显区别。如果在敏感部门工作，其所有邮件都要经过特殊软件的过滤。四是严格的商品出口许可证制度。在卫星通信、超级计算机、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领域，美国公司的出口受到严格审查。针对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崛起，美国为了不让对手或潜在对手获得美国的高技术，拥有损害美国国防技术和工业的能力，制定了关涉企业并购的《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20世纪80年代日本最大的计算机和芯片生产商富士通公司，企图收购美国主要芯片厂商仙童公司80%的股份以获得控股权。对此，美国一些议员和军方人士认为，这样可能使得美国军用计算机芯片的供应被日本控制。日本富士通公司最终迫于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撤销了并购计划。第二，提升本国的技术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美国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各种鼓励和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产业技术。进入21世纪，为了保持美国在基础科研和教育领域世界第一的地位，布什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增加科学基金，用于支持基础科研、科学教育的发展。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21世纪确立了新的“科技立国”目标。欧盟在各成员国制定自身技术政策的同时，还实施了某些大规模的泛欧洲计划，诸如规模巨大的“尤里卡计划”。其目标就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加强欧洲在高技术市场上的竞争力。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则显示出技术霸权主义倾向。客观上，美国具有技术霸权主义的资本。当今美国除了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外，还在许多战略性、关键性的高技术领域，如空间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军事技术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力量对比严重倾斜的形势下，美国霸权主义心态膨胀。美国经常将所掌握的高技术作为筹码，利用高技术禁运来挤压与威胁别国，迫使其在外交上作出让步，或者以技术转让为手段，达到拉拢和在政治上控制别国的目的。第一，封锁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二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美国和英、法等西方盟国一起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当时的苏联东欧集团进行敏感技术和物资的贸易禁运。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冷战时代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技术封锁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有资料显示，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与苏联相比较，在15个领域独领风骚，在3个领域处于同一水平，只在2个领域落后。而美苏差距最大的，集中在那些美国严格管制的领域。第二，压制发展中国家。冷战时“巴统”就对一些被西方认为敌对的民族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冷战结束后“巴统”解散，但美国仍然以防止所谓的“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获得先进技术为由，对一些国家实行敌对政策。比如，美国认为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长期以来对其实施遏制与制裁。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宣布对在伊朗投资2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美国的制裁和封锁，给伊朗造成了不少困难。当然，冷战后西方明目张胆的制裁有所收敛，越来越多的是通过技术限制、技术壁垒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美国凭借其在贸易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主导国际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贸易体制，制定有关的国际标准，从世界市场上获取垄断利润。美国还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对不同国家的商品设定不同的技术门槛，从而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受制。
如果说先进国家技术民族主义有对外封锁的一面，那么后发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更多体现在技术自强的方面。当今世界技术分布很不平衡。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了一种以技术划分的世界新格局：地球上约占世界15%的人口提供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技术创新，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中采用这些技术，大约占世界1/3的人口则与这些技术无缘。这种不平衡格局显然不能全靠技术自身的流动而打破。打破这种格局，需要技术先进国家的援助，但就总体来说，更需要后发国家加快技术进步。因为在发达国家技术民族主义之下，市场上能够学习和引进的至多是二流或三流的技术，而缺乏核心技术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一流国家。韩国曾经是一个技术很落后的国家。韩国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推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后，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技术立国战略，目标是加强研究开发，培育提高创新能力，研发某些尖端技术，建设新兴产业，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过渡。韩国重点发展电子、机械、生物、信息工程、原子能利用等技术产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印度政府根据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制定了重点发展计算机软件产业的长远战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支持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与出口。印度政府建立软件园区，并对其中的海内外公司实行多种优惠政策。政府还大力鼓励软件公司进行研发，鼓励大学培养IT人才。印度在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开发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二、“中国技术威胁论”的实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一批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和应用、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基因组研究等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就。这些科技成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显著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然而，国际上一些人却从极端技术民族主义立场看待这些成就。
美国近年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美国主流的《纽约时报》2005年12月11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戴维·拉戈的文章，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高科技产品供应国。文章引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报告称，中国 2004年出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总价值高达 180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46%。而美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额为1490亿美元，只比2003年增长了 12%。中国首次而且是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美国的哈德森研究所在题为《中国新的大跃进——未来半世纪的高科技和军事强权》的报告中重点提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未来几年将发射100颗卫星，从而形成全球地面观测系统；二是自主研发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三是能支持Linux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龙芯二号芯片问世。该报告指出，今后10年中国将在科技领域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并由此成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以《中国设计》一文作为封面文章，认为中国以往那种通过零件组装生产DVD机、手机、电脑等科技产品的情况已大为改变，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中心。中国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将对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构成巨大挑战。美国的研究报告还认为，中国的科技人才也急剧增加。中国目前每年的大学毕业生约为300万，数目与美国差不多，而且更集中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在工程领域，2005年中国的在读大学生要比美国多出6到8倍。10年前美国的博士工程师的数量是中国的3倍，但到现在中国已经反超美国一倍。而这些数据仅仅限于中国国内授予的学位数量，不包括在欧美以及别国授予学位的数量。无独有偶，与美国相对的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也传来同样的声音。2005年下半年以来，英国《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报刊杂志接连发表文章，对近年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给予强烈关注。他们依据中国目前大学毕业生、快速增长的研发投入、专利产出量和论文数量的增加等因素进行统计和预测发展趋势，其基本结论是：中国继制造业崛起后，最终将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并将动摇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韩国产业银行2004年8月发布《韩中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报告》称：比较韩、中制造行业21种产品的竞争力的结果，韩国对中国竞争力在无线通讯器材、电视机、计算机、纤维、造纸等13个领域大幅下降，而在半导体、汽车等8个领域得到加强。韩国信息通信部部长表示，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长的国外直接投资以及合格的产业工人，因此未来可能会对韩国信息技术产业构成巨大威胁。
这些舆论和研究报告，都在某种意义上渲染“中国技术威胁论”。有的从军事上论述，有的从经济上论述，有的从产业上论述。这些“中国技术威胁论”相对突出了两种技术，一是中国的军事技术。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的新突破。西方某些媒体则予以炒作说，中国将利用先进的航天技术，建立起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之所以发展航天计划，不过是为了军事目的，中国的飞船对西方是一种威胁。中国拟在南极中山站建设一部高频雷达，用于对极区空间环境的探测和研究。而这个纯粹的科考项目却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关注和担忧。美国军事专家担心中国此举的目的在于破坏美国的间谍卫星。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军事上的科技优势。美国未来的战争不是低层次的反恐战争，而是与中国进行的高科技战争。二是信息技术。2004年3月硅谷的《圣何塞水星报》刊登一系列文章，认为中国高科技崛起将直接动摇美国的中心地位。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合作伙伴，也是快速崛起的威胁》。著名的应用材料公司行政总裁直言：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崛起是硅谷的心腹大患。英特尔公司也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市场，同时也是美国未来最强劲的科技竞争对手。欧盟在长达300多页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报告认为，世界信息产业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虽然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为欧美工业大国所主宰，但是大部分生产环节则需要在低薪的发展中国家完成。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商在信息产业投资，并鼓励外商转移知识产权，提供软件的源代码，由此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中国信息相关产品对欧盟的出口则以每年30%速度递增，因而具有严峻的技术威胁性。
从浅层面看，“中国技术威胁论”是夸大其词，歪曲现实。中国技术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西方舆论炒作的少数几样技术，并不能概括中国技术的总体状况。即使是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也要具体分析。表面上看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之后，绝对额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五位。但是这些出口主要依赖国外直接投资。许多产品都是跨国公司的品牌，只不过制造地在中国。所以，客观上“中国技术威胁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而主观上，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更不会奉行极端技术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
就实质而言，“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为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寻找的借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确在进行这种遏制。在军事上，冷战时期对华军品出口控制一直是西方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对外关系授权法》中，明确列出了严禁向中国出口的清单，严禁洛克西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大型军火企业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军火贸易。1989年11月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与美国马姆科公司达成收购协议，这家小公司仅值2000万美元，主要为波音公司加工民航飞机机翼接头等零配件，而不生产任何与国防相关的产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美国政府还是援引《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强行要求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撤销收购。在技术上，美国等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不允许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近年来美国提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对中国30年领先的目标。为此，美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取得先进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包括军用装备，也涵盖生物制药、卫星通讯、电脑芯片等三大民用领域。中国向美国购买高性能计算机和获取发射美国卫星合同，都受到美国政府的反对与阻挠。更令人气愤的是，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中国为尽早研制生产出抗病疫苗，需要从国外进口比较先进的生物试验设备，但美国却以这些技术可能涉及生化武器研制为由，到处对中国进行封堵。美国还渲染所谓的“中国在美国的商业间谍活动”，污称许多中国人以各种身分到美国从事商业、技术间谍活动。美国商务部还公布了一项措施，对来自中国等12个国家的留学生采取限制措施。来自这些国家的理工科留学生、外籍研究人员，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才能使用科学仪器。在企业上，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计划曾受到特别的审查。美国三名共和党议员以“让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写信要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对这项纯粹商业并购进行深入调查。从多年来的情况看，美国对外国并购进行审查的案例非常少见。美国政府过去30年中共收到的申报外国兼并案1500多件，总共只调查过22件。2005年向美国政府申报的相关并购案例近50件，委员会只调查了1件。很显然，美国政府的审查关键是看并购方是什么样的外国和什么样的公司。美国在联想并购案中的所作所为目的不言自明。美国还施加国际压力，阻止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正常技术合作。比如在2002年上海电器收购日本秋山印刷机械，2004年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收购韩国双龙集团时，美国甚至动用外交和其他手段希望日韩立法对技术转移进行限制。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比利顿公司与中国合作，计划共同开发中国西部矿业资源，但因为该公司使用了一种美国开发的地质勘探和测绘系统，遭到美国五角大楼的封杀。
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不同程度和形式的限制。欧盟对华军事技术限制已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气象预报的数学模型是从欧洲进口的，而欧洲明文规定向中国出口的模型必须有十年的技术差距。日本政府专门做过一个对华汽车技术输出的报告，要求各汽车厂家必须让中国的汽车技术落后20年以上。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选择
面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蔓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中国确立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非常必要。第一，这是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需要。中国目前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外贸总额居世界前列，甚至被形容为“世界工厂”。而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大量关键设备依赖进口，科研开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靠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成不了贸易强国，靠较低技术的产业基础成不了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托于大规模且日益扩展的市场，低成本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开放条件下的国外资本，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等。然而，进入 21世纪之后，过去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必须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发展优势。第二，这是巩固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的需要。世界大国必须从政治高度审视战略技术问题。发展战略产业，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意志力，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国的技术独立是经济独立的基础，技术及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历史经验一再说明，技术落后就受制于人。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先是赤裸裸的封锁和禁运，如今则是或明或暗的遏制和管制，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新中国依靠战略性的技术突破确立了大国的政治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P179)中国自主进行载人航天工程，也是这种战略的体现。第三，这是改变中国技术落后状况的需要。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主要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这种对外技术的高依存度，在西方技术垄断之下潜伏着风险。诚然，在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可以引进，但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也只有自己掌握了更多的关键技术，才能更有利地引进技术。
中国的自主创新涉及几个关键方面。第一，选择一些事关全局的技术。在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11个重点领域、68项优先主题、16个重大专项、27项前沿技术、18个基础研究的前沿问题等。中国自主创新的基本目标是：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使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突破，具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关键技术的突破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比如神舟号系列飞船的飞行成功，已经在国家科技领域产生新的重要影响，有力地带动了力学、天文学、地球科学、航天医学等基础学科的深入探索，有力地推动了系统工程、自动控制、推进技术、计算机等现代信息和工业技术的创新发展。第二，培植一批自主创新的企业。世界经济强国都有起到支柱作用的拥有各大知名品牌的企业。中国经济的未来关键在于中国企业的成长。中国企业要独立、持续地成长，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 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没有技术开发活动，远不能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基于国家长远发展和经济安全战略的考虑，要培育和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第三，构建自主创新的体制。中国原始性的技术创新与重大发明专利稀缺，除科技投入、教育和科技水平以及创新文化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与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有效机制有关。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尚不健全，尚未完全建立起开放、法制、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资源配置尚不够系统、完善与有效等。中国在最新的科技规划纲要中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个创新体系应该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调控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科研机构和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各种中介机构为纽带的科技服务体系，军民结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和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中国强调自主创新，但不是搞闭门造车。全球化中与技术民族主义相对的是技术全球主义 (techno-globalism)。它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技术需要表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国家能够也应该合作开发关键技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技术全球主义不仅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有关，也以技术自身的全球化现象为基础。技术全球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技术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全球范围的技术研究开发日趋明显；技术生产和服务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当然，技术全球主义夸大了当前的技术全球化力量。不能寄望于浪漫的技术全球化，但也不能将技术自主绝对化。历史也表明孤立的技术创新不能成功。比如，在计算机技术发展过程中，苏联曾坚持认为自主开发的真空管技术才是重要和有出路的，坚决拒绝接受当时已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晶体管技术。到最后才发现此路不通，但已远远落后，无法和西方竞争。因此，中国的自主创新应当和全球化的新形势紧密结合，利用好一切可能的有利资源。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应当也必须进行技术学习和引进，推动本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是一种现实可行、成本低、效益好的战略。另一方面，自主创新中也要积极吸纳国际资源。比如，当代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就不同于“两弹一星”。后者是在中国基本对外封闭的情况下，通过调动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独立自主完成的。而中国神舟号飞船的起飞，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得益于跨国界的人才、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中国目前技术实力还有限，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技术问题，其他方面应尽可能采取广泛的国际合作，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跨国企业之间，寻求有技术实力的国际力量进行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也有助于分化国际垄断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