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的困难

以上谈的都是民主的困难，而独裁也有它的困难。独裁的困难乍一看有两方面。其一是代表性——独裁是以一人代表全体，相比之下（间接）民主是以少数人（议员）的利益代表全体。但能否代表得好，关键其实不在于代表的人数多少，而在于代表者的利益与全体利益是否密切相关。像房东虽然是以一人代表多个租客的利益去选择如何使用房子里的公共空间，但他的收入直接来自于租客，还承受着外面其它房子的竞争压力，为租客的利益着想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恐怕比起租客选举几个人出来组成的委员会更能从整体大局出发去进行公共选择吧。

独裁的另一个困难是武断性。这两个困难其实可以归为一个困难，那就是独裁者可能不够明智。独裁者如果明智，他会深知自己的利益与全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尤其是“家天下”式的独裁。正如整个房子（当然也就包括房子内对租客而言是公共空间的部分）的产权清楚地界定给房东时的情况那样，当整个国家的产权清楚地界定给了独裁者，对具体的使用者来说存在着公共空间，对独裁者而言却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明智的独裁者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顾全大局、追求全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明智的独裁者也会深知自己受信息费用的约束，因此会致力于任用贤与能作为他的耳与目，尽可能地降低武断决策的盲目性。是的，完美的独裁者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明智。因为明智的人决不会残暴——残暴对他的利益没有好处——，但糊涂的仁慈却会导致好心办坏事。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的君主或皇帝，其实他们的能力与性格都绝非残暴或昏庸，只是适合的是当艺术家。事实上，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都认为最理想的政治是明君贤主（东方）或哲学王（西方）——而不是道德楷模——的独裁。

于是独裁的真正困难其实是如果独裁者不明智，理论上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上，难以将之摆脱。宫廷政变、揭竿起义或多或少都会带来流血的代价，但交易费用是否一定就高于现代西方国家两三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四五年举行一次最高领导人选举、还有各个层面上的地方选举耗费在拉票竞选上的成本（而且从趋势看是一次比一次更大），则很难说。我个人认为宫廷政变的交易费用最低，因为牵涉面窄得多，一般而言频率也比定期选举要低。起义会导致牵涉甚广的战争，交易费用应该是最高的。但大家也别只盯着属于发达国家的那些民主国家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它们的政局动荡、乃至战事频仍并非罕见。

与这个困难其实是同一性质、但表现不同的是，如何选择明智的继承人。子承父业的规则有其清楚界定产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斗争的交易费用的重大好处，这解释了为何古代社会都采用它。但以血统来界定继承的产权虽然有清楚的好处，却无法保证明智也能够遗传。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离百分之百可靠差得很远。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家族企业的传承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我曾看过一个日本人将中国的《贞观政要》翻译成日文出版，他为该日文版写的前言发人深省。他说，有人会感到疑惑，现代社会已经是民主社会，这种古代封建皇朝关于帝王术的书籍还有阅读学习的价值吗？他的回答是：其实这种书籍在现代比在古代更有价值！因为古代只有做皇帝的人才有需要看这书，现在却是每一家企业的老板在他的企业之内就是一个小皇帝，就都有必要掌握这种帝王术。显然，此人把独裁的含义掌握得很到位，也深谙明智的独裁是最好的，但困难正在于如何做到明智。向古代名君学习是一种办法。可惜如前所述，学习（教育）并不能确保人一定能变得明智。

至于阿克顿爵士那句“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经常被人用于批判独裁，却是经不起推敲的。什么是“权力”？是指私有产权吗？“绝对的权力”又是什么？是指得到清楚界定的私有产权吗？应该不是，应该是指毫无约束的权利界定（例如拥有关于苹果的绝对产权，于是可以用苹果去砸人家的头）。但这跟“腐败”有什么关系？他说的“腐败”可能是指侵犯了其他人的产权（例如被苹果砸了头的人的生命权）。但结合对上述明智独裁的分析，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更像是指一个人高高在上惯了，容易变得刚愎自用，也就是变得不明智。但一个人不明智跟他是不是长时间掌握庞大权力并无必然联系，反倒是因为以往不断地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就容易形成“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的想法，这种自信一旦过了头就会成了自负。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暴君可不并是因为长时间执政才腐化而成的。有名君之称的康熙在位60年，有暴君之称的隋炀帝在位却不过14年。所以，不是权力使人腐败，而是愚蠢的人有了权力搞起破坏来能造成巨大的伤害。也不是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而是绝对的权力如果落在愚蠢的人手上，要以交易费用较高的革命起义的方式来阻止他。

 三个乌托邦

传统经济学证明了，一个全知全能、大公无私的独裁者按人们的偏好状况和生产能力来安排生产与消费，与市场之中各人按价格的指引来进行生产与消费，结果是一样的，都达到帕累托最优。传统经济学的问题，是它意识到这要求独裁者是完全明智的（知道所有信息，且明白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是他的个人利益），但它没意识到这也要求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这里我要补加前面说过的一点，如果使用直接民主，且任何事项都是全票通过，则结果也会跟前面完全明智的独裁、交易费用为零的市场是一样的，同样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既然是直接民主，所有人都参与了决策，又是全票通过，必定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前面说过，市场、独裁、民主是三种选择的方式。对应这三种方式，分别有三个乌托邦：交易费用为零的市场，完全明智的独裁者，所有事项都全票通过的直接民主。说它们是乌托邦，是因为从结果上说它们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从现实上看它们都不可能实现。

使用市场不可能没有交易费用，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相对于所能获得的利益而言太高时市场就不会出现。公共空间的产权要界定本来就不容易，虽然前面提到过理论上可以用股份的方式来界定并分配出去，可是如果涉及的人太多——就算是一个小区的业主也多达数百上千，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合资格选民的人数了——，交易谈判的费用就会很高。因为信息费用（交易费用的一种）的存在，没有独裁者能完全明智。同样因为信息费用的存在，要一个社会上的所有人对所有事务都有深入了解而知道该怎么为自己的利益投票是不可能的。而跟所有人谈判并修改方案至所有人都满意、因此投票时大家都投赞成票所需的费用不会比谈判达成市场交易的费用更低。也就是说，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有市场、独裁、民主这三种不同的选择方式，也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相应的三个乌托邦都不可能实现！

最后的总结：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困难的领域，不是因为要使用的理论与前面所学有什么不同，而是人们需要竭力摆脱意识形态等主观感情对客观分析的干扰——现在的人们大多都不假思索地认定民主就是好、独裁就是坏，完全无视自古以来人类绝大部分时代使用的政治体制或公共选择的模式就是独裁；也完全无视即使是现代，绝大部分时候人们都不是以频频投票来作出决策或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