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女儿安妮出生以后，盖尔·麦戈文（Gail McGovern）和丈夫订立了后来被称为“厨房日程规则”的协议。当时，麦戈文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工作，负责管理一万名员工；她丈夫则在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管理一个大部门。他们两人都需要经常出差，但是，两人中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看安妮。
“我们两人都有异常繁重的工作。”现任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首席执行官的麦戈文回忆说。“起初，我们会为谁出差的问题争吵不休。后来，我们订立了‘厨房日程规则’：不管是谁，首先确定行程的人出差。”
麦戈文回忆说，那时候，她家“总是乱七八糟的”，她做饭就是“大量叫外卖”，在那些年里，麦戈文总是在下午6：30离开办公室，回家和保姆替班，并和安妮一起度过晚上的时光。安妮上床后，麦戈文会召集电话会议，直到午夜时分。尽管他们从事的都是费力劳神、要求很高的工作，不过麦戈文和丈夫从不会要求保姆加班，而且他们也从没错过安妮的学校集会、朗诵会、运动会和家长会。
曾为哈佛商学院教授的麦戈文，还曾在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 Investments）担任高管，她坦承，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你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要喜欢身为父母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聪明地选择雇主，明智地选择人生伴侣，在我看来，拥有一切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这样一个董事会的性别不平等和美国公司缺少女性高管的问题不断成为头条新闻的时代，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精力充沛的女性高管的生活中，一位鼎力相助的配偶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呢？
“这类工作都很耗费精力。那些有丈夫、有孩子还有自己生活的女性，怎么应对这种状态呢？”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的本特利大学（Bentley University）妇女和商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Women and Business）的贝琪·迈尔斯（Betsy Myers）问道。“当一位女性在职场阶梯攀登的时候，她怎么确定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呢？她怎么游走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之中呢？当这位女性在其职业生涯中开始起飞的时候，她丈夫怎么应对呢？这些问题因人而异。”
迈尔斯在全球范围内为公司开设以“改变女性领导角色的属性”为主题的讲习班，她补充谈到：“在我与之交流的一百位取得显赫成功的女性中，大部分人都告诉我说，没有丈夫的全力支持，自己是不可能取得目前的成就的……至少依然保持婚姻关系的人是这样说的。”
然而，即便有一位鼎力相助的丈夫，对今天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那些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时代步入成年，并已在职场打拼20到30年的女性——来说，日子过得也并不轻松。这些女性一直穿行在布满荆棘的职业道路上，她们不但要在男性居于统治地位的组织中不断向上攀登，而且还会抱持传统文化价值观，也就是说，要在女性作为母亲和照料者的角色上投入大量的精力。
不过她们的心态正在改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实践教授、沃顿“工作-生活整合项目”（Work/Life Integration Project）主任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ewart Friedman）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今天的年轻男女，对为了力图保持工作职责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而面临的挑战，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仔细、自觉并慎重地选择契合我们价值观的角色，这样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弗里德曼谈到。“在追求与自己希望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吻合的生活时，（年轻人）看到了更多的选择、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实际的途径。”
A型个性
在这样一个女性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之高已达空前水平的时代，她们往往还要承担额外的家庭负担。其中的有些负担是由其生物学特性决定的。通常而言，女性需要40周的妊娠期，之后，根据母乳喂养的个人偏好，她们还是孩子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主要食物来源除。此之外，女性往往还要参加与孩子的生活有关的日常例会，要承担更多的家务琐事，其中包括准备膳食、接送孩子上下学、出席学生家长和教师联谊会（PTA）以及按约就医等事务。
美国劳工统计局（Department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中的家务事分担远不平等。平日里，83%的女性和65%的男性会在家务劳动、烹饪、草坪维护、家庭财务以及其他家务管理等事务上花费一些时间。女性在这类事情上每天花费的时间平均为2.6个小时，而男性则为2.1小时。
但在女性拥有权力更大、薪酬更高工作——或者其工作至少与丈夫的高调工作水平相当——的婚姻中，这种动态则会发生变化。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客座教授、专注于女性领导力开发的咨询顾问莫妮卡·麦克戈拉斯（Monica McGrath）谈到，即便这些女性得到了伴侣的大力支持，她们也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
“我培训的很多女性——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也经过职业培训的女性——都有配偶为其提供鼎力支持的婚姻关系，在这种婚姻中，夫妇共同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但是，双方也要达成妥协。”她谈到。“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而且往往导致关系紧张。在这样的婚姻生活中，就谁干什么以及干多少的问题，双方会不断磋商。”
“我对我培训的几乎每位女性都问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有一项能代劳一切的服务，那么，你会为帮你做‘后方’工作——烹饪、保洁和家务管理——的人付多少钱呢？”麦克戈拉斯谈到。“虽然将这类家务事外包花费不菲，不过对其中的大部分女性来说，这些钱都是值得花的。她们对其职业生涯中面临的挑战抱持长远的观点。她们职业生涯以及家庭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是不同的。”
将家务琐事外包确实是个解决方案，但将家务事在配偶间平等划分也是个有效手段。麻省理工学院（MIT）写作与人文研究讲师、《男人能行：美国父亲的形象变化与现实》（Men Can: The Changing Image & Reality of Fatherhood in America）一书的作者唐纳德·昂格尔（Donald Unger）认为，有意思的是，平等划分家务事也会让很多职业女性感到不胜其烦。“从情感上来说，女性希望按自己的想法分配家务事。”他谈到。“女性一直对男性不做自己该做的那部分家务事感到不满。（但是，当男人负起责任时）她们往往会反射性地尖叫：‘你那么干不对！’”
昂格尔认为，拥有有权势工作的女性之所以为此易动感情，是因为她们对自己及家庭的要求都有很高的标准。“她们是A型性格的人。她们生活的是外表和形象都非常重要的圈子。她们是些很难让事情顺其自然的人。”
除了辛苦乏味的家务事以外，还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了从情感上关心体贴孩子和配偶，很多女性希望，而且也应该时常在家。但是，高端工作——这类工作要时常出差、不分昼夜地开会，还有同事和员工要她们近乎始终在线的期望——使她们很难在工作、孩子和配偶义务之间达成平衡。
这就是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她一篇题为《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的文章中探讨的问题之一，这篇文章已刊登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在这篇文章中，她对丈夫担任两个学龄男孩的主要照看人，而她则在美国国务院超长时间工作表达了挫败感。为此，她辞去了华盛顿特区的工作，两年以后，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这次改变的，是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感受。”斯劳特最近在哈佛商学院发表演讲时谈到。“我想要的是呆在家里。”
大器晚成和权力夫妻
本特利大学的迈尔斯认为，当今身居最高管理层的女性，往往符合三种模式中的一种。虽然每个模式都并非一成不变，不过总体而言，它们包括：大器晚成者，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大获成功的时间较晚，往往是在完成照顾孩子的责任以后；身为权力夫妻的一半，夫妇两人都从事要求很高的工作；负担家计的人，她们往往都有居家丈夫，或者丈夫从事弹性工作。
在第一种模式中，“女性可能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留在家里，或者从事兼职工作。”迈尔斯谈到。“但是，当孩子长大，或者搬出家门以后，她们在职场开始起飞。”
布兰达·巴恩斯（Brenda Barnes）就是一个例证，为了照顾三个孩子，她辞去了百事公司（Pepsi）最高管理层的工作，在家呆了6年，后来被任命为莎莉集团（Sara Lee）的首席运营官，并在50岁出头的时候最终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这些女性始终野心勃勃，但是，出于自我选择、需要，或者因为丈夫的期望和需要，当她们的同伴正在办公室长时间工作，或者自愿从事特殊工作的时候，她们则在传统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朱迪·佛斯利（Judy Forsley）是19岁和22岁的两个女儿的母亲，现任美国最大手工精酿啤酒公司之一的船坞啤酒公司（Shipyard Brewing Company）的财务总监。不过她获得这个头衔的时间并不长。当孩子还小时，她在船坞啤酒公司的会计部门工作。她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告终，女儿大部分的童年时光，这位单身母亲都陪伴左右。“我在孩子们的事情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接送孩子上日托，安排孩子的演奏日期，带她们上钢琴课，以及参加足球赛等等。”她谈到。“我坚持每周只工作40个小时。孩子是第一位的，职业生涯则位列其后。”
虽然那是一种她并不后悔的选择，不过她也回忆说，当时一直在心里斗争。“当我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时，人们有一种‘妇女能做任何工作’的观念。人们希望我们每周工作60个小时，要培养出出色的孩子，同时还要有个完美的家、做个绝好的妻子。我觉得自己每周只工作40个小时是个失败。每天下午5点把工作放下需要很大的自制力。回头来看，我给自己施加了太多的压力。”
50岁的佛斯利后来再婚，现在，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超过60个小时。“孩子们都上大学了，我在帮助企业成长。这种感觉很好。”她谈到。
迈尔斯谈到，第二种模式是“权力夫妇”的一半。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的状态就可以归为这一模式，这位雅虎公司（Yahoo）的首席执行官最近生了宝宝，她丈夫扎克·布格（Zack Bogue）则刚刚启动了一个风险投资新基金；脸谱（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博格（Sheryl Sandberg）也属此列，他的丈夫大卫·戈德堡（David Goldberg）任职SurveyMonkey的首席执行官。这些婚姻关系都建立在对工作压力的相互理解基础之上，并对另一半珍视自己的职业生涯心存感激。
迈尔斯谈到，在这些婚姻中，“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一种潮起潮落的现象。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甘居幕后，之后，会获得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这时候，他们会把精力转向这个人的工作，同时，另一个人退居幕后。在这种婚姻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将照料孩子的工作外包给了保姆或其他家庭成员。”
Daily Grommet是一家产品发布网站，设在波士顿城外，拥有29名员工，该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朱尔斯·皮耶里（Jules Pieri）有三个儿子，年龄分别为23岁、21岁和17岁。她丈夫专注于转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营销工作。她谈到，当孩子们还小时，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像一出“芭蕾舞剧”。
“有人领舞，有人居于幕后。我们经常改变领舞的人。那是一种默契，无需公开讨论。当你的孩子还很小，同时，每人都有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时，你们面临的问题是：想都不用想，谁应该出差？谁回家替换保姆？在我离职的那两年，情况反倒变得更艰难了，因为我们陷入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传统的火气也随之而来了。”
皮耶里的丈夫为她的成功“感到骄傲”，而且很欣赏她“极富雄心”，她谈到。“他很理解我的工作性质，他也曾担任首席执行官，所以，他很清楚那是种什么样的工作。明天，我的工作从早晨7点开始，以在下午6点开始的一个会议结束。他知道，不必等我回家吃晚饭。
凯伦·昆多思（Karen Quintos）是三个学龄孩子的母亲，现任戴尔公司（Dell）的营销总监。她谈到，“因为我们两人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所以，她和丈夫托尼（Tony）“必须达成妥协”。她是在默克公司（Merck）工作时认识丈夫的，当时，他刚刚接受了花旗集团（Citibank）一个重要职位的邀约。“他必须在纽约和坦帕市（Tampa）之间来回跑。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以后，我们决定其中一个人的事业做出‘让步’。当时，我们的儿子18个月大。我随托尼去了花旗集团，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随后，我决定去戴尔公司就职，所以，他就跟我来到了这里。”
在他们决定有一个人要在孩子的少年时期更多留在家里之前，她丈夫曾在戴尔公司工作过几年。“两年前，当我升任戴尔公司的市场总监后，工作要我付出的时间更多了，这种灵活安排——也就是托尼呆在家里——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这样的安排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和谐了。孩子们有时候会跟我出差，有时候由托尼照看。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这么灵活安排的，不过有一个对我大力支持的配偶——当然，我也会支持他——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孩子的母亲玛莎·约瑟夫森（Martha Josephson）谈到，当她在高管猎头公司亿康先达国际（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就职时，她“在办公室增添人手的同时也在家里增加了人手”，因为他丈夫也有一份费力劳神、要求很高的工作。“我把可以让别人去做的家务事都派给别人了，”她谈到，“而在工作中，我则专注于为公司增加价值的工作，因为我非常想成为合伙人。”
约瑟夫森最后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今天，她已是公司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运作的全球互联网业务负责人。可她和丈夫最终离婚了，她丈夫的事业起步比她更早，为了他们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曾在家里当过两年居家男人。“婚姻生活承担了太多的重负。我们之所以离婚，是因为我们工作生活的步调不一致……很多夫妇都认为，只能有一个人从事首席执行官的工作。”她谈到。“女性首席执行官还有一种特殊的负担：她要确保不会让丈夫觉得像个保姆。在这种婚姻生活中，不能让居家配偶觉得自己像个雇来的人手，这一点对男女都一样。”
妈妈：顶梁柱工作
迈尔斯将第三种模式称之为“会赚钱的妈妈”。“她的事业是家庭的顶梁柱，而爸爸要么根本不工作，要么就是从事一份更富弹性的工作，比如房地产经纪或者咨询顾问。他的工作居于次要地位。我们看到，这种模式已越来越多了。”
BankersLab是芝加哥一家为零售银行提供培训平台的公司，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和共同创始人盖尔·盖洛普（Gail Galuppo）是三个少年的母亲。当孩子还小的时候，盖洛普在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西尔斯控股公司（Sears Holdings）和通用电气（GE）不断升迁，她在31岁的时候升任通用电气的副总裁，为了解决照顾孩子的问题，她雇用了一位全职保姆。她丈夫从事销售工作。虽然他的工作较有弹性，但他们两人都需要经常出差。举例来说，身为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营销总监的盖洛普，有80%的时间在到处奔波。
“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保姆，她已经跟我们好多年了。但是，保姆并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她说，她还谈到，花钱雇请的照料孩子的人，不一定会看到孩子的行为变化，也不一定知道如何处理孩子的家庭作业问题。
当他们的一个孩子出现学习困难的问题时，盖洛普和丈夫决定做一些改变。“这是每个双职工婚姻都会面临的挑战：有些时候，你们必须在谁的事业会取得成功上押上赌注。”她谈到。“我丈夫很清楚我的职业道路，他认为，我会顺风顺水地走下去。”
在过去7年里，盖洛普的丈夫一直都是个居家男人。“带孩子们参加各项活动、送孩子们上学、带孩子去看医生、和老师和学校辅导员会面的一直都是他。另外，他还要去食品杂货店购物、送洗衣服。他对我说：‘我想让你专心致志地干事业，我可不想让你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School of Business）“卓越创业精神中心”（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Excellence）教职凯西·科尔曼·弗雷（Kathy Korman Frey）最近对270位成功女性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来自配偶的支持，是走上事业成功之路最重要的因素。在面对“你是怎么取得成功的？”这一问题时，近半数接受调查的女性说：“来自配偶或生活伴侣的支持。”其他回答包括：工作设计（job design）、工作-生活的优先顺序和边界，以及家政服务等。
然而，并不是妻子有份更有权力、收入更高工作的丈夫，都有这么开明的观点的。嫉妒和竞争是这类婚姻关系的共同主题。“在美国，依然存在着传统性别态度的某些残余。”作家昂格尔谈到。“男人应该显得更强大、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如果女性拥有家庭顶梁柱式的工作，而男人挣钱更少，并在家务活或者照料孩子方面干得更多，那么，他必须对此保持平和心态，不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迈尔斯还补充谈到，比丈夫挣钱更多、工作时间比丈夫更长的女性，往往也会在家庭阵线中插手更多，而这种做派则会造成某些问题。“在工作中，她们会做出重大决策，她们就是老板，可当她们回到家里以后，仍然要当老板，仍然想组织和安排家庭生活。她们统领着办公室，同时也想统领家庭。这也是很多位高权重的成功女性依然单身或者没有孩子的原因所在。”
1992 vs 2012
有迹象表明，下一代女性首席执行官和双职工夫妇，对家庭生活拥有更多的平等主义观念。沃顿商学院的弗里德曼主持着一个纵向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调查沃顿商学院的学生和校友对双职工婚姻关系的观念和态度。
1992年，他调查了450多位大学生毕业时的情况，2012年，他向沃顿商学院的大学生提出了同样的系列问题。这项调查提出的问题包括：“当一个人的事业比另一个人更成功时，双职工的婚姻关系最为稳定，你从多大程度上认同这种观点？”以及（同意还是不同意）“当其中一个人对其事业投入更少时，双职工的婚姻关系最为稳定。”的观点。
弗里德曼的调查表明，1992年，男生比女生更可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到了2012年，他们对双职工婚姻关系的态度呈现出了趋同趋势：现在的男性更不可能认同这种观点，但女性则更可能对此表示认同。“当今的男性毕业生的观点更趋于平等主义，而女生则更现实。”他谈到。“重要的是，就让双职工婚姻关系保持健康所需的价值取向而言，现在的青年男女比上一代人更可能抱持同样的价值观。”
他谈到，现在的青年男女对分担家庭生活的责任更为明智。“青年男性认识到，他们在家里做的要比男性传统上在家里做的更多，而且他们也希望如此。当然，现在的男性也更希望妻子工作，这既是出于家庭收入的考虑，也是为了让妻子获得职业上的满足。
的确，新一代女性首席执行官正在寻求有效管理企业及其个人生活的新方略。Peeled Snacks是一家已有8年历史、向星巴克（Starbucks）、全食超市（Whole Foods）和其他企业销售健康小吃的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诺阿·韦伯斯奈德（Noha Waibsnaider）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她谈到，她和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公司负责销售工作的丈夫，就是“工作-生活平衡的忠实信徒。”
“超长时间的工作不会让你更富成效。”她谈到。“每天下午5点到8点的时间，我都设法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在这个时间段，我不会去查电子邮件。虽然晚上也有商务活动，不过，我会把错过孩子们上床时间的次数控制在一周两次以内。”
她雇用了一位全职保姆，另外，她母亲住在附近，经常帮她带孩子。她和丈夫平等划分家务活儿。“我们很特别，我们有互补的技能。我在家里的事情和管理孩子的事情上干得很多，他则更多地负责采购生活必需品和做饭。我们两人各负其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