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众孰强
东周时期战国七雄在军事上各有所强，史书上记载具有特色的强兵有三种：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这三种强兵谁更强大？两军对垒，胜负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因此要比较哪个兵种的战斗力更强，不能直接看两军交战的结果，而是按住其他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变，才能进行对比。
齐技击是从齐庄公为民设立勇士爵位开始的。齐国将百姓招募起来，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使之具有较高的战术素养，称为“持戟之士”。这些技击之士可以从战场上获得爵位和奖金，斩获敌军一颗头颅即奖励黄金8两。
魏武卒是魏文侯时期吴起进行军事改革后建立的兵种。先精挑细选士兵：能穿三重甲，开十二石的弩弓，身背五十枝箭，还要配戴头盔，身佩一把宝剑和一枝戈，带上三天的干粮，半天能奔走一百里。简直就是战国时代的特种部队！其次是给予优厚的待遇：给予良田，免除徭役，即使退役也不取消。这么做是要使武卒免除后顾之忧全力出战，使国家在战场上获得较高的回报。
秦锐士是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后形成的新军。商鞅规定了秦国的普通民众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靠耕种获得爵位，二是靠军功获得爵位。军队的爵位共分二十级，每一等级可享有相应的待遇。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升级制度，使一名普通的士兵也有机会登上最高阶层。商鞅身死而制度得到延续。这个制度经过几代秦王的经营，终于使秦军在战场上力压六国，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军事基础。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是秦军士兵在战场上每砍敌军甲士一个人头，就赏爵一级，多砍多赏，相当于多劳多得的件工合约。
从成本与收入的角度看这三种兵：齐技击的成本是要冒生命危险砍敌军一人，收入是8两黄金，但再多砍也没有更多的奖励了。边际上水平更高的士兵不会付出更多的战场贡献，达到绩效考核标准的士卒再付出生命代价多砍一人的意愿下降，以求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相匹配。这样的军队不能发挥出最高的战斗力。
魏武卒是齐技击的升级版：用极高的奖赏购买质量最好的士兵组成军队，交易方式是先支付高额费用再回收成本。由于历史成本不是成本，魏武卒要做的是不违军规，按上级要求做即可。既没有升级的可能，也没有身后之忧，边际上冒更大的危险砍更多的人头也是没什么用的。吴起带兵打仗时，曾有一名武卒在未得到命令就越阵而出杀敌二人，结果是吴起以违反军令之罪把这名军士斩了。
秦锐士制度则完全根据士兵在战场上的贡献大小给予奖励，没有进入门槛，能砍1人的得一级爵位，多砍多得，再配合一系列的绩效考核措施，足以使普通一兵由人生底层升到万人之上，完美地体现了MR=MC原则。秦军在战场上抢人头如狼似虎令山东六国胆寒，是有其原因的。
荀子在《荀子•议兵》中对这三种兵进行过比较：“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这个判断对不对呢？基于前文的分析，就单兵对比而言，技击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战斗力强于普通士兵。武卒是特种部队，素质极高，单兵战斗力可以说最为强大。锐士则是水平参差不齐的，基本上无法比较。单兵累加为军队，从军队杀敌意愿的边际上看，锐士在这三个兵种里却能胜出。荀子在他的排列中没有使用统一的判断标准，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如前所述，战争胜负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添加了其他影响战争结果的因素后，真实的历史却是另外的模样。魏武卒在吴起手下威震八方，七十二战六十四胜八次打和，曾以武卒五万战胜十倍之敌的秦军，占据西河控制秦塞，威风一时无两。势易时移，这支精税之师到了败家子庞涓手里，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败给孙膑指挥的齐军，损兵折将，遭受重创，并在伊阙之战中全军尽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一代战神白起在这次战役中，带领秦军共砍了魏韩联军24万颗首级，从此开启了砍人攒绩效、刷数据升级之路。有人统计过，秦国在歼灭六国战争中总共砍了200多万颗首级，而算在白起头上的就超过120万。一将功成，脚下所枯的何止万骨！
二、秦军的绩效考核制度
商鞅的改革旨在富国强兵，最终目的是要使秦国东出函谷，一统天下。富国强兵的主要措施就是“奖励耕战”。本文讲战争，下面就来探讨一下商鞅所制定的战争绩效考核制度。这个制度主要记录在《商君书•境内篇》里。商鞅对军功的考核有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考核。计算方式很简单直接，得人头一个赏爵位一级。死后坟头种树一棵，爵位越高树越多。这是多劳多得的件工合约。
二是集体考核。五人编为一小队，队长称屯长。百人编一大队，队长称百将。百将和屯长在打仗时必须要得到首级，得不到的队长自己要掉脑袋。五人队里如果队员死了一个，全队有罪。如果本队砍了敌军一颗首级，就可以抵消死掉的队友。如果五人队里砍了5颗首级，全体队员升一级。百人队砍33颗敌军首级，队中的百将、屯长升一级。对全军而言，野战得二千首级以上，攻城战得八千首级以上，就达到考核目标，所有有爵位的将士都有赏。这个考核方式一方面使最强悍的士兵能脱颖而出。因为队长必须每战必须得到首级，否则就是死罪，不强悍的士兵当了队长也会被淘汰掉。另一方面注重整体战斗效果，避免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情况出现，一个队员死了，其他队员必须全力作战获得敌军首级来补偿罪过。
三是升降级制。将士如果在战斗中被判有罪，最低级爵位的士兵免掉爵位。从第二级起，有罪先降级。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躺在功劳本上睡觉的情况。战国末期秦军征伐六国时，往往有将军战败后逃亡的，估计是觉得爵不抵罪，回朝必死所做出的选择。刺客荆轲带给秦王的见面礼之一，就是秦军逃将樊於期的脑袋。“战神”白起（郿县白姓，看样子是秦穆公时代三大名将孟西白中白乙丙的后人）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时的爵位是左庶长，在军功二十级中属于第十级。伊阙一战白起斩杀韩魏联军二十四万后，爵位升到了大良造。大良造是第十六级的爵位。可惜《史记》里没说白起是否升到了最高等级，只说他在鄢郢之战后受封武安君。
四是公平考核。班师回朝后公布获奖名单，并把敌军首级公示三天。如无异议，三天内发放奖励。为了防止作弊，商鞅还规定了举报者有功，而知罪不举报与之同罪。
上述四个约束条件，使秦军将士在作战时的战术目标十分明确：大量杀伤敌军有生力量。如果某场战役双方死伤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了攒绩效，秦军是有可能杀俘的，否则虽胜而无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著名的“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兵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要攒人头，二是为攻取邯郸作战略准备。历史上对长平之战的记载其实经不起推敲，《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前文说白起前后杀赵卒45万，后文则引用白起的话说长平一战秦军折损过半。这就使人怀疑白起杀俘的实际人数。以秦军的战斗力加上白起的指挥才能，折损过半的战役，对手得死多少人？另外从秦军绩效考核的要求看，需要补充大量的人头，杀敌5万放40万赵军回家，估计秦军回朝后全军都要被罚了。从后续的记载看，白起的下一个目标是赵国都城邯郸。歼灭了赵括全军，却没趁机立即围攻邯郸，在此期间反而被苏代派人去游说秦相范雎，结果赵国割六城而白起退军。这只能说明白起需要时间来修整军队，也侧面印证了长平一战，秦军确实有相当大的损耗。如果这个推断成立，赵军不可能被俘40万，应该是大部分都战死了。
三、从封建制到郡县制
从上文中引出一个问题：边际上秦军战场立功的意愿最为强大，为什么战国诸强中唯有商鞅变法后的秦军采取了这种绩效考核制度？原因就是秦国的制度是郡县制而其他战国仍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只有在郡县制度中，才可能存在有才者自下而上的通道，在封建制度中则是不可能。至于自下而上选材的方式，也几经变迁最终以“科举”的方式选拔。不过这是题外话，暂且按下不表。
先秦史即封建史。唐宗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其名篇《封建论》中解释了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差别，认为周及其前朝的管理制度是封建制，秦朝及之后的朝代主要政治制度是郡县制（西汉初期与西晋初期曾想改回封建制，结果是分别引发了“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这位柳州市第一任市长对历史的划分是十分科学的。以周朝为例：周天子是国家共主，但国家管理权却被分散给各个诸侯国。逢国家有难，周天子只能靠各诸侯派兵勤王，自己能直接调动的只是“自留地”范围内的一点兵力。西周之亡，就是周幽王多次烽火戏诸侯导致国家信用破产后，被下属申侯暗通异族犬戎所灭。
天下共主之下的大小诸侯国，其在管理上采取的仍然是分封制。大诸侯将境内国土分封给亲戚或家臣来治理，使他们变成了小诸侯。遇到战争，大诸侯也要靠其境内的小诸侯出钱出兵。如果遇到家臣势力坐大，大诸侯就会变成一个小号的周天子。春秋战国分野的“三家分晋”是大诸侯被几个强势的家臣瓜分的事件；而“田氏代齐”事件则是国主弱而权臣强，田氏直接取姜齐而代之。分封制度下，无论是周天子还是各诸侯在权利分配总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分封越多则权力越分散，而国君的地位就越不稳。因此必须防止更多的人获得诸侯的爵位使权力分散。另一个问题是：封地有限，一旦分封出去就是世袭罔替。君主对功臣不能不赏，赏赐过多意味着君主收入的减少，因此也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功臣的数量。上述两个局限之下，对君主而言，设置准入门槛控制受爵者的数量，使军功集中到有爵位的人身上，对爵位实行等级制，立功者升爵位而不割地而封，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大功劳为贵族所得，平民百姓是没什么机会升为诸侯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制度下的贵族即使不事劳作也可以凭身份而获得一定的衣食。这种个人收入大于其社会贡献的现象，揭示了贵族本质上是一个蚕食租值的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集团，自然就要制造准入门槛，尽量减少蚕食租值的竞争者，才是集团生存的最优决策。史书所载，周武王灭了商纣之后，分封了大小诸侯数十个，其中姬姓居多。《荀子•儒效》说“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而《左传》则说召公二十八年的分封情况是“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周公是西周初年辅佐周成王、“周公恐惧流言日”的那个周公旦。召公是周厉王乱政后“共和行政”的召公奭。两人相差近200年。也就是说，西周前200年里，诸侯国由71个减少到了55个。这个史实验证了贵族作为利益集团的固有特性：减少竞争者。春秋时期是周王室式微各诸侯国大兼并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剩下十多家。到了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进一步减少到了七个。贵族集团在削减竞争者的战争中兼并了大量土地，但诸侯们在对这些土地的治理方式上却出现了不同。大诸侯没有立即将获得的土地封而建之，而是建立了郡和县来进行管理。战国初期，郡县的管理方式已经在各大战国普遍实行。郡县的存在，扩大了诸侯的“自留地”范围，其属臣的势力再也不容易坐大了，国君地位变得相当的安稳。那么问题又来了：设郡置县的管理方式并不是秦国或商鞅发明的，为什么能在秦国彻底地推广开来，并且取代了分封制成为国家管理制度的主要方式？答案就是：秦国穷！穷到没什么租值可供贵族集团蚕食，所以来自于贵族的改革阻力相比山东六国要小得多。
地处西陲的秦国经过连年征战后国弱民穷，穷则思变，出了个秦孝公。秦孝公乃是不世出的明君。他向崤山之东发出“求贤令”，招来了千年一遇的改革家卫鞅，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改制变法。卫鞅因此获封商君，史称商鞅。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孝公让秦国的旧贵族通通靠边站，甚至将自己的大哥赢虔的左庶长（当时的最高军事长官）职务都让出来给商鞅，明升暗降地让赢虔当了太子的老师。这些史实，一方面说明了明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秦国贵族势力并不强大，商鞅变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旧贵族反抗的记录，被免去实权的贵族只有等秦孝公死后才敢向新君告发处死了商鞅。有趣的是，虽然商鞅死了，他建立的制度却没有因此改变，更证明了秦国旧贵族势力已经荡然无存。而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无意中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转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这一制度光耀千古。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并非虚言。郡县制度下，功臣只有爵位的封号及奉禄，对封地没有治权，正所谓“有叛将而无叛州”。君主不用担心大权旁落，有才能的平民因此有了可以晋级为爵的通道。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著名的将、相基本上都不是秦国的贵族。而其他六国的军政要职，仍旧为国君的亲属把持着。古语说楚材晋用，战国时代其实是六国之材皆为秦国所用了。
以首级计算奖励，非秦军所创，以郡县治理国家，也非商鞅所创。由于遇到了明智的独裁者，以及由于穷困而没有利益集团的大力阻挠，秦国最终完美地实现了制度革命，一统天下。后世观之，赢渠梁与卫鞅的组合真算得上是历史的一大奇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