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专家们谈到了关于现有SP监管制度的几个深层次矛盾。专家们表示，如果这些根本性的矛盾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解决SP的监管问题只能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初级阶段，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虚拟运营商”是否存在？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告诉“其实国内关于运营商和SP的概念划分并不准确，应该说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曾剑秋认为，实际上SP应该是一种“虚拟运营商”的概念，他们是在基础运营商提供的网络资源基础上，针对客户需求开发应用性业务，并进行赢利性活动，是市场中的独立性经营主体。但是在我国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并没有“虚拟运营商”的说法，而且在目前的监管体制内，也并不承认“虚拟运营商”的存在。由于SP企业行为与运营商纠缠在一起，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的透明度，使得许多SP的幕后交易和急功近利手段得以实施，最终侵害了消费者利益。效仿欧美还是日韩？目前我国的增值服务，特别是移动增值服务的现有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日韩增值业务的成功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运营商负起主要管理之责，各SP依托运营商提供业务。然而，目前看来，在中国，这种模式虽然有力地推动了增值业务的发展，但在防范违规违纪方面却是失败的。万方咨询研究总监付亮表示，目前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运营商对监管SP的内容并非利益相关，监管协议在某些地方运营商中执行起来已经非常松懈。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无法同时监督各个地方运营商的执行情况。而且对于许多SP来说，运营商本身作为一个市场经营主体，担负管理职责并不合适。有专家建议，除了政府监管以外，目前对SP的监管方法也应借鉴一下欧美国家的经验，如设立除政府主管部门、运营商和SP之外的第三方机构，或者成立SP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配合运营商和政府主管机构，来实现行业的健康发展。监管应否大权在手？目前的电信监管机构为加强增值业务管理，曾出台多个文件。但是有专家提醒，文件多数属于部门规章，在法律上缺少强制力。所以仅有监管制度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体制来实行这些制度。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陈育平认为，要想更好地解决增值服务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法律上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在美国和欧洲，FCC等监管机构是制法、执法和仲裁权三权合一的，而在我国，监管机构有建议权，但是没有执法权，这也是目前许多违规SP“屡教不改”的重要原因之一。陈育平表示：“这一问题只能在《电信法》立法中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