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净化电信环境，整治电信市场，打击非法牟利者，不久前公安部、信产部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宣布，在全国范围统一开展手机违法短信治理工作，并拟实行手机实名制，社会对此争议很大。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手机实名制作为一项涉及到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政策，面临激烈争论在所难免。这不仅凸显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也折射了政府行政理念的变迁。关注手机实名制，并非局限于对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的围追堵截，更是对一项公共政策的正义性考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首先必须遵循的就是必要性原则。权力尤其是政府的公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在实现高效管理社会的同时，非常容易伤害公民的私权利。在通过行政权力对某类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之时，必须考量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合法；第二，是否必要。具体到手机实名制，尽管尚无相应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但其并没有违背《居民身份证法》等现有法律法规的立法原意，应属“合法”。在尝试了多种治理措施没有取得成效的前提下，推行实名制应对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确属“必要”。一项公共治理政策符合必要性原则，就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其进入执行环节之后，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实质上的合法性，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公权力介入社会治理，具有强制力和不可逆性，一旦付诸实施，极易伤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通过程序和实体予以制约，防止政府扩权、越权。推行手机实名制，尽管有利于约束匿名短信和个别消费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但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消费者提供相关证件的责任，比以往的入网程序增加了环节和成本，还需要消费者让渡一部分个人隐私权。所以，必须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在程序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通过，应该公开透明，推行政府决策的听证制度，面向社会广纳民意，从源头上有效制约公权，防止侵犯私权。在实体上，公共治理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配套措施，以兼顾公民的合法权益。民意调查表明，用户总体上对手机实名制的赞成度相当高，达71.4%，但也有36.1%的人，担心隐私权会受到侵犯。防范这一问题，必须同步通过立法明确查询主体、监控查询过程、公示查询结果，并且规定不当透露用户信息的法律责任，把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和谐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