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初时又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大约是秦汉间人杂采战国各国史官和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成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西汉末刘向加以整理，依国别按时序重新编订，去其重复，得33篇，定名《战国策》。
    《战国策》全书分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记事年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其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有关谋议或说辞。在对列国统治集团间那些权谋、谲诈、角逐、战争、残杀活动的记述中，揭露和批判了统治者的腐败与残忍，也表现了作者对权谋的推崇。在对诸国频繁的战争、苛重徭役及草菅人命的描述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此外，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事迹，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贵士倾向及对勇敢、正义和进步意识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人生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长于说辞。其文多为策士游说之辞，这些策士以出谋划策为业，多能剧谈雄辩，善于权衡利弊，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身份地位，揣摩其不同个性心理，或投其所好，避其所忌，以情感人，迂回而谏，如“触龙说赵太后”；或以小喻大，由远而近，因情入理，发人深思，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或策士平视，互相驳难，骋辞竞说，唇枪舌剑，锋芒毕露，气势凌厉，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对象不同，说谏有异，风格多变，如苏秦游说六国君主，极力渲染所在国的地理、物产、军事优势，以鼓舞其斗志，促使其联合抗秦；张仪游说山东诸侯，则旨在揭其短，极力铺陈其致命的弱点，故其说辞使六国君主心灰意冷，恐惧压抑，胆战心惊。
    善于写人，是《战国策》艺术上的又一重要特点。它所写人物很多，上至国君，下至平民百姓，总计有六百余人，涉及面超过先秦任何史籍。其表现的人物以谋臣策士为主，刻划非常成功，或表现血气方刚，或表现老谋深算，或表现奇异常人，或表现重恩怨报施等，都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符合人物的生活经历。其刻划人物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把写人叙事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或以人物性格发展为中心，组织情节，安排结构，写出人物系列完整的生动事迹，如“齐人有冯谖者”刻划高傲而有智谋的冯谖；或以事件为中心，穿插人物，推动情节，在完整的事件发展叙述中，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如“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写燕丹养士谋刺秦王一事。其刻划人物的手法也灵活多样，有时以语言谈吐，有时用动作行事，有时放在复杂矛盾纠葛中，有时在具体的场面描写中，有时通过对比、映衬，有时通过心理自白，灵活多变，运笔神妙。而大多人物，作者是运用综合手法来刻划的。
    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是《战国策》文学成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国策》文章，熟练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铺陈、夸张等修辞手法，从而使其文辞彩绚烂，声调铿锵，感情充沛，富于气势，活泼生动，委婉入情。最值得注意的是铺陈和夸张，它们在《国策》中用的经常而普遍，如苏秦、张仪等人游说诸侯，述其地理，都爱铺陈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总是称言三王五霸，从古到今；谈政治，动辄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往往攻守进退，固险扼塞，中间常常结合一连串夸张形容，将各种情势强调到极致。这类写法，直接影响了汉赋及汉代政论文。至于《国策》中的寓言，亦丰富多彩，或为动物寓言，或为社会寓言，或为历史寓言，如“狐假虎威”（《楚策一》）、“画蛇添足”（《齐策三》）、“惊弓之鸟”（《楚策四》）等，写来生动形象，言短意长，文学性极强。
    总之，《战国策》兼有《左传》、《国语》的叙事、记言之长，同时“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叙事“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章学诚《文史通义》）。它是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高峰，直接孕育了汉代的史传文学、赋及论文散文，对唐宋以降的古文等创作亦影响深远。
    《战国策》初时又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大约是秦汉间人杂采战国各国史官和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成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西汉末刘向加以整理，依国别按时序重新编订，去其重复，得33篇，定名《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