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书》的创作、体例及思想特征
    《史记》完成后，汉代学者褚少孙、刘向父子等十余人都曾续补它。班彪对这些续作不满意，于是采集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65篇。班彪死后，其子班固继承遗业，永平元年（58年）开始编撰《汉书》。永平五年，因被告私修国史下狱。弟班超赶赴洛阳上书，言其书非妄作。同时地方官吏将书稿呈送明帝，明帝赞赏其才华，不罪，并提拔为兰台令史。次年，迁为郎，校典秘书。不久，命续写《汉书》，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班固卒时，《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的体例沿用《史记》，又略有改变，改书为志，并世家入传，由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四部分组成，全书一百篇，八十余万字。主要记载高帝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的历史，目的是宣扬“汉德”。其“十志”较《史记》的“八书”，史料更完整、更丰富。尤其据刘歆《七略》创设的《艺文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据《尚书·禹贡》和《逸周书·职方解》创立的《地理志》，保存了古代地理沿革、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重要资料。汉初史实，多承《史记》之义，并进行了一些剪裁、订补。
    《汉书》思想不如《史记》深刻开阔，儒家正统思想的色彩较浓。如他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奸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又如将陈涉、项羽退入“传”中记叙，列为历史人物九等中的第六等。有时还故意为尊者讳。但总体上看，班固对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是有充分的肯定和努力追求的。书中对汉朝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志士仁人，也能给予较为客观真实的反映，有些篇章，寄托了作者的爱憎与批判。
    《汉书》也表现出一些与《史记》不同的新特点。首先是反对分裂割据和外戚专权，维护王朝统一和刘氏正统。当初司马迁写《史记》站在人性、民主性立场社会，批评汉高祖的凶残和汉武帝的专制独裁，是合理的。到了班固，从现实需要出发，为巩固东汉政权、维护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歌颂西汉帝国的建立、统一和强盛，维护刘氏正统，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其次是强调忠奸两种人物类型。这类传记，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苏武传》、《霍光传》、《韦贤传》、《王莽传》等，其中最为世人传诵的是《苏武传》。如卫律劝降一段，通过对卫律奸诈凶残、贪图富贵丑恶面目的描写，反衬了苏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君爱国气节。再次，《汉书》写人更注重整体、大节，纠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处，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公允。如贾谊，《史记》把写成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书生。而《汉书》则引入其长篇巨制《陈政事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
    二、《汉书》的文学性
    《汉书》在艺术上没有《史记》成就高，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地位在“正史”中仅次于《史记》。首先它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夸张场面、渲染气节、描写情节，而是在娓娓叙谈中简炼准确地勾画人物，使各样人物的心理神情也跃然纸上。如《霍光传》写宣帝即位伊始霍光当政几句：“光自后元秉持万权，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不受，诸事皆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寥寥数语，把霍光当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及宣帝当时故示谦恭、隐忍韬晦的情形，表现得非常清楚。
    其次，《汉书》语言不像《史记》那么生动活泼、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简洁规范，辞赡韵远，自有一种妙处。如关于窦婴守荥阳的一段描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用97字，而《汉书》仅用72字，减去了25字。情韵俱存，却更简洁。另外，在“志”和“传赞”中，《汉书》的语言有骈俪倾向，叙事较《史记》详密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