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万人赶考湖北省公务员。图为考生走进中南民族大学11号楼考点。汤振华摄
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1．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3．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
“不能绝对这么说，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及措施应当首先考虑弱势群体，而不是最后才照顾到这部分人群。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当尽可能一致，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今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公务员，不再实行加分等优惠政策。人社部还承诺，继公务员公开招考后，2012年，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也将做到公开招考。这些有助于公平公正的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把希望还给“老程们”
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70岁的河南农民老程原本过得挺惬意。千辛万苦，老程终于把小儿子供上了大学。孩子毕业留在北京，虽然只是小职员，可让老两口的养老有了着落，其他3个当农民的兄弟们盖房子、看病，他也搭把手。
老程说，村里年纪相仿的老哥儿们，也都是“沾”了进城子女的“光”，有钱花、有指望的日子挺好。
可最近几年，惬意的老程心里渐渐不安起来——孙子们小小年纪全都去城里打工了！他质问：“为啥不读下去，读大学！”
几个留在农村的儿子回答说，农家娃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好工作。“在街上发传单，挣钱还不够吃饭。白花了几万块供他！”儿子还说，邻县前年选了12名乡长，基本都是官员和老板的子弟。“这社会就是三六九等的，你还敢指望‘鲤鱼跳龙门’么？”
老程当然没话说。可眼见孙儿们在城里受累，“房子买不起、生病看不起、女人娶不起、麻烦惹不起”，日子过得拮据又憋屈，想想自己当年“改换门庭”的渴望与艰辛，老程脸上渐渐没了笑容。
老程的心路历程，也是当前许多人真实的困惑。
寒门子弟还能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吗？
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让人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擢升”。 “往前追三代，都是苦出身”——现在大多数的“金领”、“白领”，其实根儿都在农村。像老程家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人“上了一层”，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情感上，他都有能力反过来关照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向上的“奋斗”与向下的“反顾”，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谐共生。
然而，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如果社会成员一出生就被烙上“穷人”、“富人”的印记，如果全凭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来决定一生的成败，那么社会弱势群体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把希望还给“老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