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硅谷模式”的内涵
“硅谷模式”就是硅谷独特的创新能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特征。模式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们习惯于把某种系统性的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以解决符合条件时的一般问题。“硅谷模式”就是硅谷作为高科技创业公司栖息地的形成和发展机理。它是由以下因素构成:
1.创业资本与风险投资
美国的创业投资者所拥有的创业资本基本来源渠道很多,主要有养老金基金(1996年占45%)、保险公司和银行(6%)、基金会和大学(20%)、富裕家庭和个人(7%)、公司(18%)、外资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在市场上,创业投资者寻找着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而一大批企业家们在设计好项目后正等待着创业资本的支持。仅在硅谷地区就有超过200家的创业投资公司。据统计,一位有经验的创业投资者每年要收到1000份以上的融资申请。创业资本的投资风险很高,但成功的投资,回报率也是相当高的。创业公司也叫风险投资公司。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
2.创新式企业和企业家
硅谷的精神是创业和创新。创业起初根源于想法。在硅谷,从有一个想法到公司上市,大概需要18个月,而且这个周期正在变得越来越短。企业家创立一个公司后,就使其上市或卖给其它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成功的初创企业越来越多地被同领域的领袖型企业兼并而不是进入IPO市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其原因要么是消除被兼并企业对它所设定的行业标准的潜在威胁,要么是通过收购和捆绑辅助产品以进一步增强其市场地位(青水昌彦)。至此,企业家便大功告成,转而进行下一次创业。企业家愿意自己经营管理企业,管理企业是经理的专门职业。由此看来,创业和管理是现代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突出特点。
3.创业资本与创新式企业的新关系
创业投资者在初创企业中,有自己的董事会代表,创业投资者还经常到风险资金支持的企业实地访问企业家等高级管理者,向他们提供建议及咨询,包括帮助企业筹集新的资金,检查并协助制定发展战略,财务管理和人才资源的招募,介绍潜在的客户和供应商,协助攻关和法律事务等等。企业投资者除了对初创企业积极地行使传统的企业治理职能之外,创业投资者对靠创业资本建立起来的企业全面进行事前监控(筛选项目以防逆向选择问题)、事中监控和事后监控(检查项目结果并决定采取何种退出策略)。这表明企业投资者对初创的创新式企业的治理和管理架构的介入比通常的融资及所引致的监控要深入得多。
硅谷中的创新式企业,在产品创新上通常不是创造出互无联系的产品体系,而是倾向于某一特定领域(如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因此,创新式企业之间由于其潜在的产品不断面临被替代的危险,一方面,硅谷的创新式企业存在着高度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创新式企业间的竞争又特别激烈。根据前者,创业投资者充当了行业内信息共事中协调者的角色,促进新兴行业系统的环境的信息共享,并能经常协调企业家、工程师、大学科研机构等之间的联系。
4.产业界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密切合作
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产生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即斯坦福的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的产值就占硅谷产值的50%~60%。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有科研实力的大学都能促成一个硅谷的诞生。大学与产业的结合,首先要求大学要有一种创业风气,学生们学习是为了创办公司,创新产品,校方要积极支持师生的创业行动。其次,产业界和大学之间的人才共享至关重要。产业界要尽可能吸引大学的顶尖人才,大学也要吸引产业界的科技开发与研究人才任教。这样,大学教育就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合适的人才,大学教育也会被注入新的活力。
二、硅谷成功的环境因素
硅谷是高科技的栖息地。高科技之所以能产生在硅谷,就像候鸟选择栖息地一样,由于那里的环境对它们来说是最适宜的。这里讲的环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是对人类某种活动(经济的和社会的)起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包括基础设施、服务的社会化水平、地理因素、政府的规模与水平、教育结构和居民受教育状况、历史文化背景、观念等等。硅谷成功的环境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开放型、专业化的生产结构
硅谷的公司不是大而全,而是专业化。从产品角度看,部件相容性、通用性强;从信息使用角度看,信息处理上的竞争和信息的广泛共享并存。竞争是由于其潜在产品不断地面临着被取代的危险;共享则一方面是创新式企业群集于硅谷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硅谷中各企业不是为了创造出一个个相互竞争而互无联系的产品体系而是倾向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设计出不断演进的行业产品体系的有用模块,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市场或在与有意收购的大企业讨价还价时取得更有利的地位。信息竞争是创新的动力,而信息共享又有利于节约信息获取成本。这是“硅谷模式”的产业基础。
2.美国社会对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一项创新在大公司完成要比在小企业完成的可能性小而且时间相对较长,在已有企业完成要比在新办企业完成的概率小得多,因为如前所述,大公司和已有企业在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都不利于创新。美国社会鼓励发展小企业,一般不对企业注册资金进行限制,比如硅谷中,思科公司是由其创始人(一对夫妇)用25美元注册成立的。此外,硅谷的法律相对宽松,从而导致人才的合理流动。在硅谷中,人才流动(跳槽)是非常容易的,人才的流动往往容易产生某种想法,而想法正是创新的源泉。人才流动还会带动信息的流动,这都有利于创新的实现。此外,美国社会对人才流动的宽容,造成硅谷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更多的移民(硅谷中的移民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移居到硅谷中去的人,大都是知识、创造力、资金的拥有者,正因为如此,硅谷的人口中,高智力者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成为硅谷腾飞的智力基础。
3.硅谷人具有一种创业精神
硅谷人的创业精神,其内涵较为丰富,首先是以创业为乐。其它地方的人多热衷于买卖股票,试图从别人手中分得一点财富。但在硅谷,人们想的是如何自己创业,发行原始股。在创业阶段,生活随意、简朴,即使不拿工资也行。因此,硅谷是企业家的诞生地。其次,硅谷人容许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在创业和创新上再合适不过了。可以说,一项创新成果出现的一个必备条件是经历失败,一个创新式企业的诞生又何偿不是这样呢!人们往往看到的、听到的只是成功的例子,是因为失败者已经消失或其经历不值得回味,其实,平均大约九成的创业者或创新者是不成功的。在硅谷,失败是可以的,硅谷对失败的宽容,使得多少有一些想法的人都想去试一试。
4.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
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条件。绝大多数硅谷公司上市时还不赢利,因此,还没有资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可是,NASDAQ股票市场为这些公司上市开了方便之门。公司上市不仅是筹措资金的有效方式,更是激励上市公司提高经营绩效的动力。上市用于推动公司步入良性健康发展轨道。
三、“硅谷模式”对建立我国科技创新体制的启迪
“硅谷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成功的科技创新体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光靠思想上重视还远远不够,必须用体制去保证它的实现。硅谷模式所启迪我们的,决不是在中国建立几个所谓的“硅谷”而已,根本在于从分析硅谷成功的体制与环境中去着手营造适合我国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体制和环境。
1.建立和培育企业家的成长机制,壮大企业家队伍
在英文里企业家是Entrepreneur,由此衍生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词,经理是Manager,来源于管理(Managing)一词,不能把企业家和经理混为一谈。经理的主要职责是管好一个现有的企业,而企业家则开创从前没有的事业;经理可以通过接受正规的工商管理教育来培养,但企业家则不行,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需要一种适合的体制和环境。在我国,企业家私有制短缺是制约技术创新的首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建立和培育适合企业家出现和成长的机制与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比如在大学,在科研机构以及工厂、车间中,应鼓励各种“想法”的产生并进行大胆的尝试。由想法变成试验到试制产品阶段,则需要及时注入“天使资本”(原意是指个人出笔小钱给萌芽中的企业,这里泛指对小企业的初始投入),也就是说,社会要对作为创新过程的萌芽阶段实施保护,鼓励和扶持它们的发展。作为政府,应对创新式小企业“松绑”,“放水养鱼”,而不能借“规范”之名,各种“规定”、“证书”、“许可证”铺天盖地而来,压得企业和企业家们喘不过气来。政府对创新式企业的资本进入门槛也不宜设置过高,因为那些产生想法和创业勇气的人往往缺乏资金。在硅谷可以用25美元注册公司(思科公司),而在我国注册一家公司,不仅要有“高科技含量认定”,最低注册资金也不得少于30-50万元,这是一种拒创新于门外的做法,对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毫无裨益。
2.选准产业主攻方向,优化产业布局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遗传、制药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新材料研发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以及宇航、海洋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是当今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我国也应当把上述产业明确作为主攻方向,力争在世界高科技前沿争得一席之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比较利益。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有强大的高科技产业载体和开放型信息共享的产业结构。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创新式企业(多为小企业)群集于硅谷;另一方面,硅谷的产业是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也就是说,硅谷的产业结构具有簇群化和趋同化的特征。这两个产业结构的特点所导致的结果,一是信息处理上的信息广泛共享大大节约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二是各企业对关系到产品模块的特殊信息进行整合和保密,以保持竞争力。这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典型范例。我国在高科技产业布局上广泛存在着产业组织庞大,区域布局分散,区域间专业化分工相对较弱的特点,这些都不利于提高由于信息共事和广泛竞争给创新式企业所带来的活力。目前要注意引导和合理布局专业化创新企业的区位分布,以已发展起来的“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一条街”等为基础,逐步引导和合理规范,形成区域间既分工又协作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
3.加强风险投资的制度建设,鼓励和促进风险基金形成和壮大
硅谷的创新式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与其背后的风险基金的风险投资支持是分不开的。硅谷的发展给我们一个启示:实施科教兴国,推动技术创新,必须疏通融资渠道,发展风险基金。技术创新大都耗资巨大,有的甚至是天文数字。因此,单纯由政府或银行承担,风险太大。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形成一套外部能吸引投资,内部能缩小和化解风险,增强激励和约束作用的风险投资机制。由于风险资金一般不追求持股分红,而主要是通过转让股权来实现增值,所以应设计好风险基金的退出机制,如果只能进入,不能退出,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
4.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科技创新,政府支持义不容辞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高科技产业由于高风险、高投入,因而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应由政府来管。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硅谷的成功恰恰证明了,高科技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而只能产生于一种自由的创业体制。硅谷是只有在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中才能创造出的奇迹。但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政府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应该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如,明晰产权,保护产权,发挥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放宽政策,鼓励各种社会资本加入风险基金,鼓励各个经济主体举办创新式企业,降低资本进入限制;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完美和发展产权市场建设,允许技术人股,允许企业转让,尤其要发展中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放宽留学生回国政策,支持海外与海内的高科技合作等等。
5.培育新体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科技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我国科技创新落后的重要原因。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表面上是资金问题,实质上是体制问题。位于硅谷中央的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产生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斯坦福大学几乎却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它办的工业园区仅以象征性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产学研一体化结合是硅谷成功的又一经验。我国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存在着“两张皮”,教学科研单位一方面由于经费投入不足,科研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较低;另一方面,许多数学科研单位并不以经济效益和占有市场为目标,而是单纯为搞科研而搞科研,使科学研究和生产经济相互隔离,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解决此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其一,科研单位要培植自己的经济实体,把科研与生产、与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起来,这也是科研机构培育新的运行机制,为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其二,企业要培植自己的科研力量。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企业的科研力量主要应来自于科技体制改革后分流、分散出来的一批人员和经费,组织成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专门面向市场、面向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其三,采取各种形式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组织。这种一体化组织,可以是企业主动型、学校与研究单位主动型,也可以由政府出面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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