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经济大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21世纪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区域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领导作用。随着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掘起，日本国内开展格外令人关注的大辩论，其中中国发展对日本是“威胁论”的呼声甚嚣尘上，特别是对日本的制造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对“一衣带水”的日本邻邦是“好事”还是“坏事”？中国发展对发达国家的日本是“威胁论”，还是“互利论”？该文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起飞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针对中国威胁论提出机遇论和互利论；还提出中国与日本长期合作与近期合作的构想；并认为，中日经济合作不仅会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将促进东亚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并积极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追赶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工业化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先后出现了4次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美国是第一个成功追赶的典范。美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花了43年的时间追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成功追赶的典范。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倔起，人均GDP花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亚洲“四小龙”是第三个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的时间追赶上西欧国家。中国将是第四个成功追赶的范例。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发展差距。
    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我们是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视角来评价中国国际竞争力。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或服务的能力。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对海外出口的增长可以通过增加国内生产使得国民所得收入增加。贸易指标可以表示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在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中，某一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份额上升或下降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该国实际竞争力的上升或下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兴的大国一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上升，突出反映在它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在不断上升。例如美国由1870年的4.4％扩大到1950年的约12.5％，日本则从1950年的微乎其微的1％稳步扩大到1992年的7.9％。这恰恰也是美日通过海外贸易由贸易弱国一跃而成为贸易大国和经济强国的重要历史阶段。
    我们认为，通过分析外贸竞争力来比较国际竞争力，更容易发现一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特定产业和产品上的优势。当然仅用贸易指标还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全貌。
    从总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正在逐步扩大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其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表现为如下方面：
    1、中国贸易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已居世界大国之首。
    中国总体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3年的60.11％，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1547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达到70％，提高了60个百分点，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由封闭经济贸易到开放经济贸易的跨越；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由1978年的4.62％上升到2003年的30.95％，2004年中国出口额为5934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36.0％，提高了31.4个百分点；中国的进口依存度变化趋势与出口依存度变化类似，由1978年的5.17％上升到2003年的29.16％，2004年中国进口额为5614亿美元，进口依存度达到34.05％，提高了29个百分点。1990～2003年十几年间，除了1993年之外，均是出口大于进口。
    许多人认为采用官方汇率方法计算，可能高估了中国外贸依存度。若方法按1995年国际美元（PPP）计算，1978年中国出口贸易依存度为1％左右，到2002年为10.7％。作者估计2004年中国GDP（PPP）为7046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16.4％，仍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等经济大国出口依存度。
    2、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2001—2003年，中国花了三年时间，进口了约9500亿美元，2004—2005年，中国只需要两年，进口额就达10000亿美元以上（2004年中国进口额将达到或超过5600亿美元）。
    中国占世界出口贸易额总量比重不断提高。根据WTO《2004年国际贸易》统计，1953年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为1.2％，1973年为1.0％，1983年为1.2％，1993年为2.5％，2003年为6.0％，而日本为6.5％。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1995年美元价格计算，由1978年的1.46％提高至1990年的1.82％，到2002年提高至4.78％，在世界上居美国（为10.95％）、德国（9.94％）和日本（6.57％）之后，排第四位。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5900亿美元，同时也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3、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不断升级。
    改革以来，中国不仅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而且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50.2％，1985年又进一步降为35.0％，到1990年又进一步降为14.6％，2000年，降为4.7％；与此同时，制造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2000年已高达87.1％，2003年达到92.1％；其中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由2.6％提高到22.4％，2004年达到27％。与此同时，中国各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量比重也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0.62％上升为1.44％，到2002年又上升为4.56％。中国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从1985年的1.5％提高到2000年的7.8％；其中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低技术制造品出口总额比重从1985年的4.5％提高到2000年的18.7％；中国高技术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高技术制造品出口总额比重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6.0％。
    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看，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在下降，从具有比较优势变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制造品则变为具有比较优势。从不同类型技术看，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具有比较优势，且先上升后下降，高技术产品则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向比较优势的方向转变。
    4、中国出口竞争力突出反映在欧、美、日三大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上升
    1980年中国出口仅占日本出口市场的3.1％，到2003年提高到18.5％；中国对美国出口由占美国出口市场比重的0.5％提高到12.0％；中国对欧盟出口比重由占欧盟出口总额比重的0.7％提高到8.9％。很显然欧、美、日三大市场既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中国在三大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不断提高，如60-80年代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份额上升一样。
    中国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我们也把它看作是中国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的标志。
    中日两国战略资源各有优劣
    为了能够认识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优势与发展劣势，我们需要提出战略资源的分析方法。所谓战略资源是指一个国家为实现本国战略目标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我们大体上把与经济贸易关系密切相关的战略资源分为五类：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国际资源。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1、中国在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方面要明显强于日本。
    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中国各类战略资源中最具实力的资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提高到2000年的70.15％：同期15—64岁人口年增长率为1.97％，高于人口年增长率；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由1982年的4.61年提高到2000年的7.11年，增加了54％；总人力资本（指15-64岁人口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乘积）由1982年的28.8亿年提高到2000年的63.14亿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人口转变因素（15—64岁人口增长）贡献为45.2％，教育水平提高因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增长）贡献为54.8％。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1999年24.0％，相当于日本的7.3倍，美国的2.8倍。这表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且也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总量第一大国，这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大国，实际利用主要自然资源居于世界第二位。首先电力使用占世界比重明显提高，由1980年的3.82％提高到2000年8.83％，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的电力使用占世界比重为7.05％略低于中国；其次中国商业能源占世界比重有所提高，由1980年的8.68％提高到2000年11.56％，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为5.31％，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左右；中国农业种植面积占世界比重不断下降，由1980年的16.3％下降到2000年12.76％，居世界第二位，低于印度。而日本仅为0.31％，是中国的1/45。中国总体自然资源1980年占世界的8.65％，到2000年为9.74％，在可使用主要自然资源中排世界第二，居美国之后（为15.82％），是日本（为3.39％）的3倍。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高于自然资源占世界比重，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使用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是不具有比较优势的。
    2、中国在资本资源方面要高于日本。
    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还有提高的潜力。改革初期，中国资本资源相对短缺，1980年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4.4％，没有外国直接投资（FDI），也缺少资本市场，因而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仅有2.21％。随着对外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这一比重在2000年达到10.14％，是日本（为7.12％）的1.4倍。
    3、日本在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方面要明显强于中国。
    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十分医乏，日本相当于中国的近8倍。1980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0.79％，90年代由于因特网、移动电话迅速增长导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提高到2.82％，而日本则高达14.7％。
    中国利用国际资源方面能力相当小，日本相当于中国的4.8倍。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占世界比重很小，1980年仅为0.59％，到2000年提高为2.43％，而日本利用国际资源占世界的9.78％。尽管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贸易，中国占世界比重还比较低；中国版权和专利收入、支出不足世界总量1％。
    上述中日两国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形成不同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双方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取比较利益。这是贸易双赢的条件和基础。
    日本国家竞争力高于中国国家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的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即能够生产适应市场检验且扩大国民收入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或程度。
    国际竞争力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和结果。目前最为著名的是世界经济论坛（WEF）、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这3个竞争力权威评价机构的竞争力指数。
    WEF2004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覆盖102个国家和地区，合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7.8％。发展竞争力指数前十名分别是：芬兰、美国、瑞典、丹麦、中国台湾、新加坡、瑞士、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为：日本第11位，德国第13位，英国第15位，加拿大第16位，韩国第18位，中国香港第24位，法国第26位，意大利第41位，中国内地排名第44位，巴西第54位，印度第56位，俄罗斯第70位。在发展竞争力指数的三个子排行榜中，中国内地在宏观经济环境指数中排行第25位，在公共机构指数中排行第52位，在技术进步指数中排行第65位。
    2004年，IMD公布了6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排位，中国、中国浙江省、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被列为测评国家和地区，其竞争力总排名整体上升。测评结果显示，2004年中国国际竞争力在6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24位，位次比上年提升5位；日本排第23位。
    中国浙江省、香港和台湾省国际竞争力位次均有所前移。浙江省由第38位前移到19位，香港由第10位前移到第6位，台湾省由第17位前移到第12位。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冰岛。
    1、中国与日本市场竞争程度相当小
    从市场竞争力角度看，中日两国之间竞争关系也是比较弱的，而且主要是与处在同等发展水平的东盟国家构成竞争关系。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C.H.Kwan（关志雄）的研究，在美国市场，中国与日本的竞争关系从1990年的3.0％上升为2000年16.3％。同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程度从1990年到2000年一直在80％以上。而泰国与中国的竞争程度在2000年也达到了65.4％，其他如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与中国的竞争程度在2000年也已接近50％。由此可见，虽然在美国市场中国与日本的竞争关系是上升的，但是总体来看，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程度明显高于与日本的竞争程度。
    2、中日两国产业分工十分明显：中低技术产品与高技术产品
    如前所述，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这种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又是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日本在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较大优势，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而在中等技术含量的产品领域，如家电领域，中国和日本则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关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
    附图
    图1  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
    对每种产品而言，其综合水平的指标（即所谓的产品综合指数）可以用其出口国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以其各自的全球出口份额作为权重。因为一般看来，低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而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大多是高附加值的产品。
    通过图2可以大体上对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的综合指数加以区分：
    附图
    图2  产品综合指数的计算
    C·H·Kwan的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竞争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中等技术产品上，高技术产品领域日本仍然占有竞争优势，而低技术产品领域中国则占据竞争优势。
    日本仍比中国在高中低技术制成品出口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另外，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99年日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为1048亿美元，占其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7％；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为296亿美元，占其制造业出口总额的17％。日本这一比重比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由于日本是世界制成品出口大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相当于中国的3.5倍。即使在中日低技术产品出口额方面，日本也相当于中国的近2倍。
    总的来看，日本国际竞争力大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经济、产业、贸易等方面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合作领域多于竞争领域。
    中国迅速崛起是“机遇论”
    从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看，大体要经历5个时期：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经济起飞期）、经济成熟期（经济强盛期）、停滞期和衰落期。
    从1820年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衰落期（1820—1950年）；准备成长期（1950—1980年）；经济起飞期（1980—2020年）；我们估计2020年以后将进入经济强盛期。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按实际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为2004年的12.5％。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汽车等少量工业产品之外）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75年的3.4％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21.5％，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为17.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5900亿美元，同时也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位，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
    中国实行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1965年到1980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即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也是既无外援又无外资的国家。中国净外国直接投资额占世界总量比重1980年为0％，1995年曾高达世界总量的40.27％，2000年为10.39％。到2004年中国累计实际吸引外资超过5500亿美元。
    21世纪初期的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并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大国：中国将成为最强大的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科技发展效应正在逐步展现，并以高科技出口大国为目标，逐步成为世界主要工厂；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即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
    21世纪中国崛起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最重大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
    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十分有信心地说，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一书曾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发展带来机会，就如同美国在19世纪、日本在20世纪二次大战之后的经济起飞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驱动力之一。该书中明确提出：“到中国去投资，分享中国增长的收益。”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国际化，对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国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中国的发展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增长率至少要比平均进口总额增长率高出2到25个百分点。
    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可以满足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巨大需求。
    第三，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工业化国家会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移到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巨大市场、飞速发展的中国。实际上早在1975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人数就呈明显下降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对全球经济影响作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GDP持续快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加快；二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显著增强。在过去的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纷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GDP增长年平均超过9％，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不到1％增长为将近6％。
    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两大经济体和贸易体，在该地区扮演主导国角色。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我们用世界银行2004年的数据库，基于1995年国际美元价格，对东亚地区各国做了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975年以后中日经济总量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75年日本占亚太地区（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主要指亚洲地区）经济总量的60％，中国只占21％，两者一共占到了约80％。但是到了2002年，日本从60％降到30％；中国从21％就提高到53％，相当于大约亚太地区的一半了。两者加起来超过了80％。很明显，日本在这个地区的GDP比重是下降的，中国是上升的，但是中日始终是这个地区主要的经济大国。
    其次，我们分析一下出口贸易额的变化趋势。如果还是以亚太地区为100％的话，我们发现：在1978年的时候，日本大体占这个地区出口额的70％，到了2002年，已经降至45％左右。中国从原来的13％提高到现在的1/3，已经开始接近日本的比重了。我们估计今年中国就会超过日本，而从明年开始以后中国的贸易额就在本地区更是会达到非常庞大的水平。
    我们发现，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出口贸易总量都在迅速上升，而同时期的日本处在相对下降的阶段。因此我们认为，东亚地区已经从20年前的日本主导的模式，进入到现在中日共同主导的模式，将来甚至可能主要是中国主导的模式。
    中日经贸合作的设想
    中日两国在资源方面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数量众多、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则拥有丰富的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对双方都是有益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也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与劳动力供给；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推动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1、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五步设想
    过去十年间，在市场驱动模式下东北亚及东亚地区各国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加快。现在有必要通过制度驱动模式来进一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即建立具有正式规则的自由贸易区（FTA）。
    FTA被视为一个超国家层次的制度建设，它有助于节约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各国的市场风险，减少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处理贸易冲突和争端解决机制，这对各参与国都是有益的。这也远比依靠自发性的市场驱动模式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现在，中日两大国面临着如何加快所谓“东亚经济一体化”，或者说加快推动整个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来看，受到了世界银行高度评价。在1993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奇迹》就已经对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做了总结，隔了10年之后，像2004年，世界银行又有新的研究报告《东亚经济一体化》。报告认为东亚经济，特别是它的贸易增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第一，经济增长率最快；第二，贸易增长率最快；第三，本地区内部的贸易或者说经济一体化要远远地快于其他贸易区域，包括欧洲贸易区及美国和NAFTA贸易区。世界银行对此给出了解释：市场驱动。而市场驱动的最大力量来自中国。
    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最落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组织状态，至今尚未建立与欧美相匹配的自由贸易区，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太高（如高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歧视性、非透明性，各行其是的国内贸易制度和限制投资和市场准入等），大大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自发性的市场驱动往往难以控制区域经济纠纷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没有制度驱动而仅有市场驱动是不完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期有效的经济合作能否顺利、快速进行，最终取决于制度驱动。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需要两个轮子驱动，第一就是市场驱动。第二我们称之为制度驱动，就是所谓的FTA。
    如何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我认为要分五步走：第一，中国积极参加东盟自由贸易区（即1十10）；第二，建立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自由贸易区（即1 3）；第三，在这两大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3十10）；第四，吸收南亚各国，建立东亚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第五，参与和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这五个步骤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时进行，大体先后需要10-15年的时间。
    一旦这一自由贸易区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贸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与贸易实体，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亚洲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1）推动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保持本国货币稳定，为实现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创造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亚洲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了亚洲货币的稳定性，也遏制了亚洲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是最重要的地区公共物品，没有宏观经济稳定，各国利益都受损。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教训。
    金融危机通常带有地域因素，这就使得相邻国家有很强的动力去组建共同监管机制。另外，区域国家之间的政策对话，有助于他们通过信息共享，及早发现潜在的危机，并且可以借助对话等健全各国的会计与审计准则、公示制度、管理合作、可信赖的评估机构来逐步执行共同的金融合作政策。
    在中国的倡议下，东亚13个经济体先后召开了中央银行副行长、行长及副财长会议。2000年经中方提议，东亚各国共同达成了“清迈倡议”，这是东亚地区实现金融合作的第一步。此外，东盟国家还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建议，希望建立地区金融支援机制，预防金融危机。
    当然，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地区金融支援机制，尤其是实现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积极创造条件，从双边、多边对话、论坛逐渐过渡到政策协调。此外，鉴于东亚各国的金融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证券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今后还可以考虑在培训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有关管理人员方面进行合作。
    （2）加快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建立地区FTA是一个较长的谈判过程，但是两国仍可以加快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因此，我们希望日本履行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进一步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关税。
    （3）为了维护东亚的地区安全，建立解决区域争端及突发事件的信息通报和处理机制。
    地区安全以及处理争端与危机的制度安排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公共物品，由于各国文化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各自国家利益不同，难免会出现各种争端和冲突。如何有效地解决争端、处理危机、沟通信息、互谅互让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通过外交渠道处理争端的机制；主动披露提供交换信息；建立多种渠道沟通的多种信息沟通，特别是鼓励非官方、双边或多边非政府论坛讨论区域安全。
    3、中日近期的优先合作领域
    （1）推动两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的国际合作。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鼓励专业人才的交流，逐渐取消中方专业人才到日本从事服务业的限制，积极吸引中方技术人员进行短期合作，为中方服务者的准入提供透明的非歧视的标准；积极允许中方建筑工人利用建筑施工合同期间，进行短期的劳务输出；鼓励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允许中方人员短期介入日本市场，鼓励和资助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
    中日两国政府资助和鼓励民间学术交流、信息交流和知识产权交流；为双方人员提供训练、培训、交流平台；在重大科研领域优先领域开展双方合作，鼓励联合发表学术论文。
    中方将会积极配合日本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增加中国对日本合法的劳务输出。
    （2）促进两国“绿色合作”，共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到2008年，最迟到2012年时，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减少5.2％，欧盟和日本分别减少8％和6％。
    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其中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12.8％，日本则占8.5％。中日两国共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履行和实现《京都议定书》具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
    根据日方专家提供的数据，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大约需要400多美元，有的还更高，而在中国仅需要80美元。如果双方能够进行排污权配额交易，即如果中国减排一定的量，日本就折算一个价码给中国作为补偿，日本就不一定减排了。就整个亚洲来说，中国多减排一些，日本就不一定减排或者少减排了，就是花钱买减排配额，使中国更有效率地去减排二氧化碳。这样对中日双方都有好处，最有可能双赢。同时还需要积极推动中日之间的能源与环保技术合作，并促使其产业化。
    （3）开放信息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
    目前中国信息产业呈爆炸性增长，也出现了跳跃式发展趋势，未来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T生产国和消费国。日本是世界信息产品制造大国，与中国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信息制造业，积极发展通信产品和信息家电产品等世界性信息产品的生产基地、物流配送基地；积极促进通信服务业的合作，大幅度降低国际通信资费，允许对方参股、委托经营、培训人才，鼓励优先实施电子商务和无纸化交易；建立信息公共安全与认证系统；积极鼓励外方参与中国信息与通信基础建设；倡导联合建立电子社会，电子银行、电子海关等。这些产业的开放都会为日方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
    （4）开放旅游业市场，促进旅游区域合作，带动民航等相关产业发展。
    中国已经将旅游业视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支柱产业。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出境旅游国。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入境外国游客来源国家。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潜力很大，目前东南亚、日本、韩国已经成为中国居民旅游首选地。各国需要进一步开放旅游业市场，积极推进旅游签证便利化，鼓励开办外资旅行社，更好地发展重要的潜在旅游市场。开放民用航空市场、民用航空快递市场、民用航空支线和干线市场，积极支持各方联合生产中小型客机、运输机；积极开发中小城市旅游资源，特别是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多样化的具有特色的旅游业；促进各方通用航空业的发展，例如空中救灾、航空勘探、航空旅游、航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