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Policy,STP)是指国家为了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和实现科技方针的体系。[1](P24)近代中国是在政治失序、经济凋敝、文化嬗变，内乱与外患交织并进，启蒙与救亡同构进行中艰难走过的。随着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科学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也渐趋成熟，民国各届政府逐步开始重视科技政策的制定，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欧美式科技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初步形成，但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科技发展进程，改变了科技发展路向，无论是工业格局还是科教布局都受到了极大冲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根据地在进行民主政权建构的同时在自身生存危机的驱使下，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秉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并逐步地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建立了初级的工业化体系，这是对苏联科技发展模式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虽然在体制建构和政策实行上仍处于初级形态，但为新中国初期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使得此阶段的现代化呈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由于两个政权的并存，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垒，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的科技政策取向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但二者都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以抗战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大背景，以国共政权分野为依托，通过对科技发展模式的继受和创新、工业格局和科教布局的整合、科技政策的绩效评估三个视角，分析抗战时期科技政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寻找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肇源。
    一、科学观念和科技发展模式的继承和创新
    辛亥革命以降的各界政府虽然在争夺政治资源上势同水火，但在推动科技进步层面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共识。科学的进步必须以一种适当的发展模式作为支撑，国民政府在完成了政治资源的整合之后，开始考量科技发展模式的移植和建构。科学发展模式由早期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2](P4-5)民间性、松散型的科学体制，转向以官办集中型为特征的法国皇家科学院型的科学体制，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标志着“一般性的博物学会渐渐式微，更专门的建制的兴起和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同时建立了起来”[3](P17-20)，科学技术事业自此进入了体制化的发展阶段。欧美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逐步移植到中国，初步建构了以轻工业为主体、通才教育和国家较少干预的欧美式的科学发展模式。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由政府创办的机关、私人组织的研究机构和各大学的研究所共同构成的科学体制“开始突破学会型建制正式脱颖而出，在中国科学发展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4](P119)。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近10年的时间里，欧美式的科技发展模式缓慢发展，科学共同体逐步建立，科学技术教育也开始也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科技进步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十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初建的科技发展模式，国民政府在继承欧美模式的科技发展举措的同时，对科技政策也被动地作了相应调整，蒙上了强烈的战时色彩。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成资源委员会，负责对工业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人才的招揽和奖励进行了统筹管理，推动了工业经济走上了技术化的道路。科技研究转向为战争服务的国防工业等相关行业，带动了与之相关的科技的发展，科技成果也以超常规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研布局由于科研和文化机构的内迁，而发生了空间的位移，由东南沿海转向后方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成为战时科技中心，内地的科学研究得到了巨大发展。工业格局由于厂矿的大规模内迁相应发生改变，内地成为战时的工业中心。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科技发展模式进行的调整是对既有科技政策的继承和延续，是对战时特殊环境的被动因应，战时功利性的色彩日益浓重。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艰难时期，结合边区和根据地的特殊情况，以促进边区生产，保障度过难关作为制定科技政策的现实依据，也开始了建构科技发展模式的初步探索。首先，指导科技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南发生了转向，边区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5](P104)，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清晰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指明了研究自然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原则，对科技研究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其次，阐明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提倡科学知识”的口号，强调“根本解决现代的问题，仍然是依靠科学”[6]，“必须纠正某些党员中轻视技术工作的观点”[7]，确立科学技术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具体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则结合解放区的实际情况，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出科学“只有与现实斗争的实践任务相结合，才能向上发展”[8]，“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在目前对于军事建设更为必要”[7]，积极提倡科学技术研究面向社会实践，为解放区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研究方向和科技发展的根本途径。边区和根据地发展科技的一大特点是“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突出经济建设，围绕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9](P96)。在中共中央的主持下，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科技院校陆续成立，如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等。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围绕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科技教育和科学研究，在农业，工业、医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成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水准不很高，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尚处于萌生时期，许多政策尚处于草创阶段，但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取向、科学活动的合作精神成为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新亮点，实为创新之举。中共中央制定和推行的一整套科技路线、方针政策，经过边区人民的不懈努力，科学研究呈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为探索新的科学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国共两党关于科技发展模式选择的差异性，是遵循不同意识形态的结果。国民政府是以英美式的科技发展模式为目标，力求在体制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全面模仿，此种模式在抗战中受到重创，此后逐步势微，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仅存于台湾一隅；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的理论指导下，以苏联模式为建构目标而进行的移植和重构，二者的目标都是十分明确的。抗战时期是中国科技发展模式开始转换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积累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团结、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强调各部门科技人员的协作和对科学技术的统一领导”[10](P61-63)等经验，待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战时期的科技发展经验为肇源，“通过以苏联科学院为蓝本的中国科学院建设、以苏联高等院校为样板的院系调整和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这三项主要措施”[11](P84)，全面移植了苏联的科学发展模式，构成了新中国初期科技政策的主流。
    二、科技决策转向与战时科教、工业布局的整合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从未研究过工业布局发展，中国现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含东北地区），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其他沿海各省共有2063家，占总数的51%；内地各省工厂只占总数的19%左右。工业集中，遇到战争状态十分危险。抗战爆发后，中国较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厂矿企业为了躲避遭受日本侵略的摧残，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实业部的具体主持下，开始被动地实施厂矿内迁，工业化所必须的资产、资金、技术和市场四大要素，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客观上起到了中国工业化的空间传动作用。从1937年8月工厂内迁开始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政府把组织厂矿内迁的重点始终放在军需工业及相关工业上，明文规定政府主要资助这些厂矿的内迁和复业。这次厂矿内迁虽然是由企业界和政府共同发起和实行的，但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是在政府领导下展开的。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迁移监督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处等专门机构制定厂矿内迁的有关政策，协调厂矿内迁的进程和程序，使得厂矿的拆迁和安置都是在政府的组织和督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厂矿内迁造成了工业资产由沿海沿江城市及地区向西南地区大量转移，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达到壮大，产业结构也有所改进，由此改变了中国既有的工业格局，大批工业设施历经艰难，搬移到广大的中西部，带动了内地的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工业内迁不仅包括机器和物资，还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工程师及技术工人，他们的管理方法和科技水平是工业得以发展的保证。[12]
    科技人员是以总结和运用科学技术为主要劳动内容的劳动者，是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也是科技实践活动的主体和活体。科技人员的形成又是科技教育的结果，故科技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国民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科技教育的发展，在蔡元培的具体主持下，1927年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实行了大学院制，大学院制的三项教育方针之首，即为“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的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国内一般社会所运用。”[3]大学院下专门设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专门研究学术的最高机关。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1934年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1935年还颁布了《学位授予法》，这一切标志着大学科学研究的兴起和研究生培养的逐步制度化，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其具体表现则是大学鼓倡科技教育的持续高涨，以及基础性的中学理科教育的普及。然而抗战的爆发，打断了科技教育发展的既有轨迹，走上了战时轨道，首先，战时的科技教育布局作了相应的调整，大批高校和文化机构内迁西南和西北地区，由于抗战时期重要的科学文化设施内迁，京津、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科教机构遭到严重破坏，而西南地区则一时成为科教文化中心，带动了科技教育布局的变化。其次，科技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应用性色彩加剧，研究院的科研以“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的发明，应顾及国家需要分别缓急先后”，“为谋求教育行政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之沟通与合作，应实施建教合作方法”[14](P197-198)，科研直接为战争服务成为战时科技教育的主旋律。再次，由内迁科技人员为教学主体的各种职业培训机构和学校培训了大量人才，为当地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持续进步创造了条件。内迁的厂矿企业、科教机构还把发达地区的科技交流方式带入内地，从而扩大了科技知识的传播面。
    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和根据地也十分重视科技教育的发展，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2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除此之外还成立了国防科学社、边区国医研究会，以及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会分会的生物学会、化学学会、医药学会、数理学会、机械电机学会等20余个学术团体，为科技知识的普及和应用起了主要作用，尤其自然科学院的成立居功甚伟。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之初是整合“延安国内外自然科学专家和有科学基础的大学或专校毕业生”，为“改善和计划当前迫切需要的一切工业建设”[11](P77-78)的一个研究机构。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其改为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主兼顾研究的机构，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矿四个系，1943年调整为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农业三个系，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还进行了资源考察和开发研究。自然科学院的科教活动虽然就科学技术本身讲，“对而后的发展并没有提供有用的科学技术基础，但是就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和科技体制方面说，却对以后有颇大的影响”[11](P78)。
    抗日战争的爆发促动了科技发展模式的调整，科技发展为战争服务成为主旋律，科技决策开始走上战时轨道，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时科技和工业的举措造成了科技布局的调整。科研院所、高校等文化机构和厂矿企业的大规模内迁，造成了战时科教中心和科技重心的空间传动，由自然形成的沿海、沿江的带状格局向广布内陆、后方的星状格局转变，实践取向也由于战争的逼使逐步蒙上了功利性色彩，与国防相关的科研和工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科技的缓慢发展和工业格局的调整是在付出了惨痛代价基础上取得的，大量的科研机构和工厂的内迁都是一种破坏性的转移，科技人员的流失，科研设备的坏损，工业设备的破坏，都是十分巨大的。战时科技格局的整合是对战争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被动因应，其存在的时限也以战争的进程为依据，随着日军的逐步败退，科教格局和工业布局也发生了回溯，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根据地的科学技术仍继续发展，成为抗战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保证，而国民政府的科技发展则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而中缀，直至瓦解。
    三、科技政策的绩效评估和科技取向的道路分野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推行的科技政策，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有利于科技的恢复和发展，无论是民营还是公营的内迁厂矿企业经过迁徙内地后的短暂修整，大多很快投入到运行，并有所发展，1942年工厂数增至3758个，资本总额达到了3亿多元（战前币值），接近战前全国厂数和资本总额。科研机构以建设国防所需的方向为指针，加快了相关科技难题的研究，科技成果的转化呈加速状态，一大批科技成果问世并迅速投入生产，如为了解决由于日本的封锁而导致的燃料动力短缺的情况，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多种汽油和柴油的合成法，有效地解决了燃料短期的问题；再如侯德榜于1939年提出的“侯式制碱法”为世界独创，至今全世界通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后方的科技发展，对提高全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有重要作用。为因应抗战时期特殊的国内政情和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教育和科技研究并重，以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政策，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建立了地矿、化工、机电等专业委员会，进行科研探索的同时还进行了科技教育的普及；1940年9月1日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课，开创了共产党领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先河。科技人员还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的感召下，走出图书馆和实验室，进行实地调查，并利用多学科优势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探索，为科技发展开辟了良好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根据地的科技创新，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并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解决了当时抗战和边区建设的急需。经过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中共中央提出“半自给”的口号。到了1944年，经过艰苦的创业，工业基础初步建立了起来。战时大后方的科技进步，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积累了党指导科学发展的经验，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的抗战，显示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为新中国初期的科技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当然，边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技术上多不是先进的，但在当时边区那样的艰难环境下，能有这些创造，也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时期，南京政府在内忧外患的交相影响下，开始倾听专家的意见，接受“专家政治”的主张，兼顾传统士人和现代专家于一身的知识精英，在西方“技术统治论”和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的影响下，一大批教育文化、矿产资源、财政金融等各领域的科技专家，如翁文灏、钱昌照等纷纷走出象牙塔，以各种方式参政，投身于专家治国思潮之中，主持科技发展和工业建设，推进了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极大地促动了中国社会的科学化进程。专家政治论亦称“技术统治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社会思潮。“西方‘专家政治论’是工业化社会高度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思潮与社会现象，是对科学技术在社会领域突出影响的概括，是对现实的思想和预测”[15](P121)。专家政治的热潮是唯科学主义投射到政治领域的产物，在科学技术十分薄弱，工业化尚处初级阶段的抗战时期，这种专家治国热潮，仅是一种“观念”的因应，而非“存在”的反映。抗战时期专家从政对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决策，起了一定影响，对于抗战到底有一定助益，但是专家参政后活跃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权力机构当中，专家政治是“基于统治者意愿的开放，而不是结构性的开放”[15](P119)，专家参政以不改变现存体制，不直接挑战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权力支配科学的现象，导致了权力的膨胀和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只剩下技术操作层面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提倡“专家政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科学专家介入政治带动了政治本身的制度化、专业化和行政管理技术的科学化，最为成功的是翁文灏等主持资源委员会在战时科技发展，工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和地域辽阔的国家在抗战爆发前历经近代以来的发展和整合，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区域分布差异巨大，工业多分布于沿海城市和地区，内陆和边远地区的工业则发展缓慢。抗战爆发后，由于厂矿内迁和文化教育机构的内迁，促进了广大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和文化进步，使中国的工业化布局发生了明显转变。抗战时期科技政策的推行和科技布局、工业格局的发展和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必然结果，而是在战争的逼迫下的临时选择和无奈之举，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代价巨大。抗战时期科技政策的推行是在战时背景下的匆忙选择，非科学的措施比比皆是，科技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沦陷区内大量的华资企业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的直接破坏，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即使在日本侵略的强迫和中国人民的努力斗争下生产逐步恢复，也曾一度出现过所谓上海“孤岛经济”的繁荣局面，但在实质上所有沦陷区的经济都成为日本侵华的资源提供系统，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的现代化意义。另一方面在抗战后方，随着战争地区大量华资企业、文化教育机构的内迁，以及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和自身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后方经济建设，对后方尤其是西南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分布和工业化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是在战争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代价巨大。
    收稿日期：200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