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技术流动的学术研究中，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是经常出现的两个既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由于本文强调的是技术流动对技术资源开发和配置的意义，因此对两者不作严格区分。瑞典学者黑格斯传德(T.Haegerstrand)最早开始了对技术扩散现象的研究，他在1953年的著作中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技术扩散理论，认为新技术开发者生产的产品优于其它产品的势能差是技术扩散的诱因，拓展扩散和跳跃扩散是技术扩散在空间上的两种方式，这也成为以后扩散理论发展的基石。日本技术追赶战略的成功进一步刺激着有关技术流动的研究，这方面的著述1976年即达1200种，1980年则超过了2000种，其中较著名的有邓宁(J.Dunning)的技术选择论（“三优势”模式）、凯夫(D.Kaigh)的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海默(S.H.Hymer)等的垄断、寡头优势论、弗龙(R.Verron)等人的产品周期论、斋藤优的“N(Needs)一R(Resources)”关系假说以及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等。总的看来，有关技术流动的理论探索主要从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技术流动的动力机制、基本要素、流动环境等方面展开。
一、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技术的溢出效应是研究技术流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不仅因为技术溢出本身就是技术流动的重要形式，更因为技术的溢出效应正是技术流动双赢目标得以实现的内因。毋庸置疑，技术流动必须以保障创新的积极性为前提，这就要求在深入研究技术溢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法律体系和规范的市场交易真正实现技术外部经济的内部化。可以说，正是技术的溢出效应使技术存量的自由流动蕴含着难以估量的巨大效益，正是对溢出效应的充分研究保障着自由、规范的技术流通和技术存量潜在效益的发掘。技术的溢出效应即技术的外部效应，它与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特性紧密相关，因为这使人们可以利用技术而不为此支付费用。麦克多加(MacDougall)在分析外国直接投资(FDl)的一般福利效应时首次将技术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以后科登(Cooden)、卡维斯(Caves)科伊朱米(Koizumi)、达斯(Das)、旺(Wang)等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涉及溢出的最新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厂商理论、博弈论、策略联盟、“边干边学”理论、组织技术的溢出以及需求网络外在性等方面展开，构建了许多有价值的模型。技术的溢出效应表明，促进技术的自由流动是符合技术特性的正确选择，定量地刻划技术溢出的规模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二、技术流动动力机制的研究
技术溢出的研究仅说明技术具有自由流动的倾向，但流动的真正发生还有赖于技术交流主体的交流欲望，这是技术流动的必要条件。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贡献是技术流动发生的基础环境，因为大规模的技术流动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标志；而技术进步发展的地域不均衡性及其引致的区域间技术势差则是技术流动发生的根本动力，因为技术流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的经济行为，消除技术势差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从而获取经济效益。赫尔希曼(O.Hirschmann)的发展中国家“三缺口”模型首先将技术要素流动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赤松要在其创立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中，揭示了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活动，利用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本国国情，发展优势产业，从而获得经济发展中后来居上的效益。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技术的高效流动是增进经济福利的内在要求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途径。实现创新技术的有效扩散能创造或高层次地满足社会需求，能为社会带来利益或高的附加值。正是技术流动的巨大效益促进着技术存量日渐强烈的跨国运动趋势，并最终在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世界。
三、技术流动中基本要素的研究
透视单项技术流动的微观过程有助于探索提高技术流动效率的有效途径。张玉杰以技术转移的双重作用关系（图1）分析了技术流动发生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技术转移（流动）的基本要素包括转移主体，转移客体和转移行为。其中，转移主体是具有技术创新行为能力和技术使用行为能力的人或法人实体，转移客体是技术本身，是由人创造的劳动成果。技术生产与技术消费同时存在，技术进步推动和技术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促成技术转移的发生和发展。有关技术转移主体和客体的研究业已取得诸多成果。
图1 技术转移双重作用关系图
资料来源：张玉杰，技术转移发生的两个条件，中国软科学，2000(2)
作为技术转移的主体，供求双方是技术转移发生的直接行为人，其性质和行为特征常常深刻影响着技术转移的效率。它们因而也常是区分技术转移模式的重要标准，如蔡希贤等依据转移主体的性质区分以企业为主体的扩散和以政府为主体的扩散；洪后其等依转移主体的行为特征分析完全集中型或完全非集中型扩散模式的优劣。因为技术转移的实质是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的博弈过程，所以双方的交流是转移成功的重要保障。此外，为发现更多的技术转移机会和提高转移效率，范晓屏认为应重视对企业技术体系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摸清企业技术转移的潜在需求和吸收能力。诸多学者认为，技术转移的主体不仅指供求双方，而且应包括转移的中介，中介将协助转移双方有效地克服市场阻碍。美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技术转移公司(Tech Transfer Corporation)的成功实践则使技术转移职业化问题受到更多关注。
当前，有关技术转移客体的研究着重于技术转移中应当优先选择适用技术还是先进技术的争论。英国生态学家舒马赫最早在其“中间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技术”的概念，以后罗宾·克拉克的“替代技术论”、星野芳郎的“多样性技术论”都曾引起关注，而A.雷弟的“适用技术论”影响最大。一般认为，“适用技术”是指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现状、市场规模、社会物化环境、现有的技术状态等因素，能获得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效益最佳的技术。它强调技术的适应性和效用性，包括从原始到先进、以至到尖端的整个技术领域，重在社会需要的尺度。然而以系统论的观点看，这种适用主要针对原来系统的需要，使其达到系统的平衡，因而并不意味着系统的优化。所以，有学者认为应注意被转移技术的先进性，并由此对技术追赶战略提出了质疑。可是先进技术具有边界模糊性、时间动态性、区域相对性等特征，其概念并不确定，离开具体区域的发展水平谈引入先进技术就更为片面。在实践中，被转移的技术也并不一定是最高新的技术，它只有相对意义，即相对原有技术存在技术水平梯度。笔者认为，应以“跳一跳、摸得着”作为选择引进技术的标准，因为被转移技术适合接受方的客观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乃是提高技术引进效率的前提和保障，而正如挑战——应战理论所言，适度的挑战能更好地激发接受方的技术潜能，促进其更快地提高技术能力。此外，着眼于产业升级趋势，探讨被转移技术的层次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发展也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四、技术流动环境的研究
成功的技术流动离不开适宜的环境条件，环境常常成为影响技术流动规模和效率的重要因素。在技术环境论者看来，技术转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微技术系统在特定的技术环境里，通过技术系统网络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特定的技术环境是制约技术转移限度的根本因素。归纳起来，技术流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在当前国际贸易中，技术商品属于敏感性很强的商品，因此政治因素可能成为技术交流的最大障碍，国际政治形势和中美关系对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的重大影响就是这方面生动的例证。技术是文化的重要要素，因此技术交流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环境的移植，这也是技术真正植根的重要前提。例如，林武曾反复强调从日本进行技术移植时，一定要注意它是日本的技术文化，尤其要重视日本型工程师的特殊意义。政府始终是影响技术流动的重要力量，政府既应通过高效的制度体系激励企业的技术交流欲望，又应积极调控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健全的技术市场体系是技术信息交流和成果交换的重要场所，也是技术自由流通的有力保障。不少学者基于技术商品的特殊性对技术市场中供给、需求和技术商品定价等的特殊规律作了大量研究，强调要通过整体优化、相关借势（包括资金投入和技术集群）、自组有序和超前策划实现技术市场的良性循环。总之，优化技术流动环境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命题。
五、技术流动中二次创新的研究
成功的技术流动必须包括技术转移、消化、吸收和二次开发的全过程，因此对技术二次开发的探讨也是技术流动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技术的二次开发乃是特殊的技术创新，是相对高起点、低成本、低风险的创新，全面认识二次开发的一般规律必须借鉴技术创新的部分研究成果，特别是二次开发同样离不开创新动力、创新基础和创新环境的支撑。
1.技术创新动力的相关研究
技术创新动力一直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命题。希克斯(J.Hicks)的要素稀缺诱导创新论、罗森堡(N.Rosenberg)的瓶颈诱导创新论、施莫克乐(J.Schmookler)的需求拉动创新论以及技术创新的循环——回路模型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求了激发技术创新的动因。其共有的内核是，技术创新的巨大效益刺激着需求，进而刺激着供给。历文世也认为利润的吸引力和市场机制的鞭策力是企业技术进步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而我国企业过去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正是诱因的产生渠道大部分被阻塞。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所以R&D溢出也是影响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以Ruff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此作了研究，普遍的方法是通过比较合作与非合作的R&D努力来评价溢出的影响。研究的一般结论是：当溢出较低（或为0）时，竞争性的企业比合作性的企业在R&D上的投资更多；反之，溢出较高（或完全溢出）时，合作性的企业会在R&D上投入更多。技术的二次开发也是一种逐利行为，只有确保开发收益大于开发成本，开发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2.技术创新基础的相关研究
技术的二次开发和首次创新一样都不是空中楼阁，众多学者探讨了创新的必备基础条件：即从事创新的专门人才、足够的资金和灵通的信息。但笔者认为，技术积累也是创新和二次开发不可或缺的基础，它是万丈高楼的地基。傅家骥等就强调企业技术积累水平低下乃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常常仅是新技术的被动使用者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由于大多数技术领先者都有保持技术垄断优势的倾向，会给引进方消化、吸收技术设置障碍，因此，提高技术积累对二次开发更为必要。
3.技术创新环境的相关研究
存量技术的成功消化、吸收和二次开发也离不开适宜的客观环境，有关技术创新环境的研究主要从创新的制度环境、区域环境和金融环境等三方面展开。说是三方面，毋宁说是三个不同的侧重角度，其间不仅没有鲜明的界限，而且彼此间存在一定的包容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思(D.North)指出，创新活动中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大大降低了个人的积极性，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积极性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可见知识虽是公共产品，但不是免费产品；知识具有重要的经济属性，它可以带来收益，也需要支付成本，应该得到报偿。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虽从全人类的福利角度来看，是低效率的，却有利于促进知识的生产和规范传播。此外，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塑造区域创新环境等都离不开有效的制度激励。正如吴敬琏所说，推动产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全方位、系统化的创新政策是促进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
不同区域消化、吸收和再开发存量技术的效率存在相当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创新环境有关。1989年，CRENI研究小组在巴塞罗纳会议上曾以区域创新环境(Milieu Innovateur)定义了一个新的空间发展理论模型，认为它是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由主要非形式的关系的网络确定的一个特殊的外部形象和特殊的内部表现以及归属的意识，它通过协同和共同的学习过程强化了区域的创新能力。王缉慈认为塑造区域创新环境的过程乃是组织创新，即建立网络组织的过程，其中创新网络和创新主体相互依存的集体学习环境尤其重要。她进一步指出，优越的区域创新环境是企业植根于本地的最重要因素；硅谷发展模式的成功实际上也是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系统的成功。Paul Maekun等对纽约州制造企业产品创新的研究也表明区域因素在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产品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在拥有丰富的先进制造服务的区域明显较高。总之，优越的创新环境有利于学习和交流，也有利于技术的积累，这为二次开发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归因于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特性，理论界重视创新金融环境、尤其是风险投资的研究。一般认为，风险投资以知识成果的商品化为基础，以企业为商品，以成熟的资本市场为条件，它以多元化的集资网络系统筹措资金，以组合投资等多种形式分散风险，以企业或股份出售等形式收取回报。成功的风险管理是风险投资成功的保障，投资银行在美国的风险管理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风险投资的策划人、搭桥人、组织者和推动者，是风险投资者的代理人、投资中介和财务顾问。虽然二次开发是相对低成本、低风险的特殊的创新，但它同样需要充足资本的支撑。因此，在二次开发中也应引入风险投资。
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创新扩散研究引入技术预测与市场学以来，诸多学者业已构筑出形形色色的创新扩散模型（如Bass1969;Easingwood.et a1,1983;Horsky1990;Jain,et al.1991;Jones,Ritz 1990;Klalish 1985;Monahan 1984;Simon,Sebastian 1987;Tapiero 1983等）。尽管这类探索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它推动着技术流动的研究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刻划发展，进一步揭示了技术交流的内在规律，为探索优化技术交流效益的举措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