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合作被称为大学的“第二次革命”[1]，是世界各国追求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我国政府多年来大力推动产学合作，但由于产学双方对合作方式缺乏较一致的认识及有效的沟通，使得产学合作在实际执行成效上并不如预期。本文试图从交易成本出发，探讨科技创新下的产学合作机制，为我国产学合作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1  交易成本与产学合作机制
    产学合作本质上是对市场关系和垂直一体化关系的一种替代，因此，对于产学合作关系的探讨，有必要回到交易成本理论上来。
    (1)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交易成本分析主要以经济观点解释交易行为。阿罗(Arrow)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的运作成本”，包括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须搜集信息、谈判交易条件及监督对方执行契约等成本[2]。因为市场机制并非完美，当市场购买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大于内部自行生产成本时，交易将被内部化，以层级代替市场。因此交易成本观点以效率为主要考虑，交易的主导结构取决于交易总成本。
    科斯是首先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的学者，他在1937年“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以交易成本的理论观点来探讨厂商的出现、厂商规模的决定以及垂直一体化等问题。科斯的理论重心在于“使用市场机制确认成本”。他认为取代市场价格机制就是设立厂商的主要目的，因为价格机制的行使会产生三种成本；“搜集相关价格成本、契约的磋商及缔约成本和长期契约的成本。”[3]威廉姆森(Williamson)指出，影响交易进行的三大主要层面是“资产专属性”(asset specific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及“交易频率”(frequency)[4]。
    资产专属性，是指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时所需投入具有特殊目的资本，这是交易成本中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潘尔滕(Pelton)等将专属性投资区分为两类：有形的专属性投资(地点资产的专属性)与无形的专属性投资(人力、品牌与时间资产的专属性)[5]。
    许多交易的进行并非瞬间完成，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更常常在订约完成之后，还有一大堆执行与监督等问题，这些耗时的交易在订约之初，并无法预知执行时所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与投机主义行为再加上交易本身的不确定性，常使契约无法规范交易双方。不确定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到有限理性限制，对于未来各种变化与情况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另一种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遭对方欺骗、投机的不确定性。
    当交易双方交易次数频繁时，通常会针对该交易设计专属的交易型态，专门来处理此项交易，因此投入了相当成本而形成资产的专属性，而该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可以通过多次交易来分摊。但当交易仅有一次或少数交易时，应采用一般形式的交易型态，如市场交易等，以避免投资成本过大而无法回收。
    (2)交易成本与产学机制  产业界与学界、高校的关系，可说是介于市场与层级管理之间的一种混合交易形式，一方面二者各有独立所有权，双方进行交换行为(如创新技术的买卖、创意的移转等)，因此类似市场；另一方面，高校、学界合作者进入企业主的经营体系，建立双方从属与管理关系，似乎可视为“层级”。这种特殊关系往往并非短期，而属于中长期。那么，正如伽利娄(Jarillo)所指出的那样，对企业主而言，究竟应将合作功能尽可能垂直一体化(内部化)还是完全外包交给学界执行？[6]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在企业主与高校、学界合作者的交易中，由于未来不确定，高校、学界合作者可能采取投机行为增加本身利益，牺牲企业主利益，使企业主的专属性投资发生损失，因而产生了交易成本。
    依交易成本观点，交易会朝向降低总成本的方式进行，也就是企业主应朝降低其与学界合作者的交易成本为努力方向；换言之，防止学界合作者产生投机行为并执行契约的最经济管理方式即为决策重点。因此，企业主对高校、学界合作者的管理机制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较低的决策将被采用。
    2  产学合作中的交易成本节约分析
    产学合作指大学、高校参与产业、民间企业单位进行合作的活动，包括项目研究、产品开发、流程改善、提升技术、研究发展、推广教育、合作教学、测试评估技术移转等交易合作活动和联系。
    产学合作的交易型态与其他产品的交易型态相比，不但交易的频率不同，而且具有其他产品所没有的特性，处于不完整的特殊市场型态。相对而言，在管理合作的交易时，也与管理一般交易有所不同。假如交易的双方无法和谐的运作，就经常会有误解和冲突的产生，造成延误、崩溃及故障。为了避免产生这些误解和冲突，交易双方通常会设计和使用某些管理机制，以增加交易的效率。不同的管理机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人事和时间成本，进行交易的协商、监督或控制。但是，总体而言，产学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交易主体选择产学合作来减少不确定性，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学合作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一般而言，产学合作具有不同的范围和宽度，要根据合作双方以及合作项目的性质而定。布罗登(Bloedon)和斯托克(Stoke)认为，产学合作是一种介于大学和企业间的研究活动和计划，这种项目的经费是由企业负担[7]。皮特斯(Peters)和福斯费尔德(Fusfeld)指出产学合作的类型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之分，也有合作期间的长短之分，譬如有些合作进行的时间少于一个小时，但是也有合作超过30年。另外互动的方式有很简单，也有超过10年合约的复杂合作类型[8]。阿特兰(Atlan)从实务的观点来看，将产学互动分为六大类：①一般性研发资助；②合作研发；③研发中心；④产学研发联盟；⑤产学连接；⑥创业育成中心与科学园区[9]。
    这些产学合作方式，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
    (1)突破资产专属性的限制，实现合作开发和利用  一般大学进行的研究内容多为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及商业化产品开发则多由企业自身的研究中心进行，经由产学的合作，企业可在竞争激烈及研发经费缺乏的情况下，由大学获取科技的认识与经验，一方面企业对科学及技术的最新发展有所认知，另一方面企业可对科技领域进行探测研究，寻求产品多样化的机会，使企业有机会改变竞争环境，加强竞争力。高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提升学校研究发展水准，使研究成果迅速商品化，促进产业界升级与经济发展。盖斯勒(Geisler)和鲁宾斯坦(Rubenstein)认为，高校通过产学合作可获得产业市场信息，减少技术创新和商品化进程中的整体交易成本[10]。
    (2)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  盖斯勒和鲁宾斯坦认为，产学合作可减低开发风险。企业进行中长期的研究发展，由于不确定性高，研发时间难以掌握，因而必须承担高度的风险，而产学合作方式可为企业新产品研发分散风险。从高校的角度来看，也存在同样的好处[10]。
    (3)直接降低组织成本  产学合作可以通过实现资源有效利用而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经由内部研发所产生的成本远高于产学合作成本，通过产学合作，学校可以提供设备、人力资源来与企业配合，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负担。盖斯勒和鲁宾斯坦指出，企业可用有限经费，请到最合适人才协助解决企业难题，可节省成本[10]。皮特斯和福斯费尔德认为业界可使用学界的特殊设备，研发设备仪器可由产学机构相互支持，可节省庞大的经费[8]。一个研究项目，从基础研究进入应用工程及测试阶段，需要用到相当的设备及人力资源，一个稍具规模的研究中心对企业而言是一庞大的资金负担，因此一些大型的企业选择外部研发合作方式以获取所需资源，而中小企业更可寻求积极合作来降低资金需求。对大学来说，产学合作可以弥补设备、技术上的不足，尤其是在工程、电子、太空等领域的研究，需要特殊的设备及高等技术，利用业界的研究中心，可提供学界所需的资源。
    (4)获得良好形象及声望，减少因为信任不足而导致的交易成本  产业界可以通过加强学校与产业界双向交流，促进产学合作关系。通过与有影响力的高校进行产学合作，企业方可获良好的商誉，可提升企业形象。私人企业与学界进行合作可提升企业的形象及效益，有助于人才招募及经营绩效提升。
    3  如何管理产学合作交易行为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产学合作，都是交易关系的体现，其内部核心还是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交易的安排方式可以形成一个管理架构的光谱，它的范围从一个完全不具任何特征的自由市场——其物品或劳务性质属于通用，买方或卖方的身分对交易并没有影响，到完全整合的公司或机构，交易双方均被完全拥有或控制，交易可由管理者的命令修订。产学合作是属于在自由市场至垂直一体化两极间的合约，这种合约随着复杂性增加，就逐渐包含共享的资产。这种交易成本的管理架构，总结在表1。
    表1  交易成本管理的各种架构管理架构      优点              缺点
    将净值最大化的动    无法保护交易特定
    市场
    机强烈              投资
    对投资具有某些保    无法针对所有可能
    合约
    护，类似市场的动机  的变量订定合约
    将交易特定投资价    无法控制成本与市
    垂直一体化
    值内部化            场
    
    产学合约通过在某一特定期间中将买方与卖方绑在一起，而对交易特定资产提供某些保护。然而，有限理性使得产学合作合约无法将双方所有可能的行为完整规范。如果合约与生俱来便不完整，双方便可能以机会主义的眼光洞察可能的收获。结果，注意力便会被专注于更复杂(或内部化)的管理架构以填补合约的缝隙，解决争议，并随新的局势而调整。签约双方也可能付出事前的努力以筛选对方的可靠性和声誉，并设计事后的安全机制以保护交易特定资产。当资产的特定性、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使订约的问题趋于严重时，可能需要垂直一体化以确保交易特定资产内部化。因此，作为产学合作的另一种极端形式——校办企业，就开始出现。
    由此可见，高校的校办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是交易成本管理的自然需要。交易行为从完全市场运作到合约管理，希望克服由于非理性、机会主义等的束缚，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在合约架构下，有时仍无法解决上述问题，那么交易就会向垂直一体化进发，通过内在化的公司运作，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易的有序安排。
    在交易的另一极端，就是完全市场。也就是说，卖方因自己的作为而获得全部利益或承担所有成本，因此有强烈的动机将生产净值最大化，并快速对输入或产出的市场价格变动做出反应。在高校与产业的关系中，这种市场化运作方式最直接表现就是专利的转让。高校通过专利市场化转让，收回投资和实现回报。企业通过技术市场购买所需技术和专利，从事市场推广，获得利润。
    然而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由于交易双方的资产特殊性、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市场在处理某些交易上有实际困难。由于买方与卖方均可随时从纯自由市场交易中抽身，当涉及交易特定资产时，市场无法防范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动机，往往体现在市场交易的波动上。技术转让市场中出现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机会主义所导致的高的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在解释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上，需要从更广的视野来分析。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极：市场和企业，而中间是各种各样的产学合作方式、企业和高校的联系。另外，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就解释了产学合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因为市场和企业垂直结构的管理架构都在不断的变化，导致处于其中的产学合作左右摇摆。因此，交易成本理论为认识产学合作提供了很有效的方法和分析框架。
    此外，交易成本也为产学合作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交易成本分析基于对人性与环境的假设，认为除非某些特定环境因素出现，否则产出管理较行为管理有效率。但在组织间管理机制的设计上，某些情况使行为管理较产出机制更恰当，例如在产学合作交易上，当交易对象拥有特殊知识或有利关系时，为防止其滥用知识及提升忠诚度，应以行为管理较佳。当交易双方处于对立气氛或信息不对称时，若能引用派系管理(如长期雇用、社会化等)则较理想。对于具备特殊技术之人力，非产出式管理往往较符合组织利益。
    4  结论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产学合作是一种存在于企业和学界间的交易架构，是交易朝向降低总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必然结果。产学合作，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专属性资产的共享，降低不确定性，降低组织成本和获得良好形象及声望。与完全市场和垂直一体化不同，作为合约式管理架构，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往往行为管理比产出管理更有效。
    收稿日期：2006-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