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组织有效联结着科技知识的供给和需求，具有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作用。随着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大量以传播科技知识、提供科技服务为宗旨的民间社团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成为现代科技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农村，这种自发成立的组织增长迅猛，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组织在国外称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NGO），是指大量存在于社会事务管理者的政府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企业之外的社会中间组织。这些中间组织按照性质、功能、结构等有不同的叫法。相对政府而言叫非政府组织，相对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叫非赢利组织，相对官方而言叫民间社团等等。政府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为社会服务，NGO则是通过服务于所代表的人群来服务于社会。
按照拉斯韦尔的传播学五要素理论，“谁——传播了什么——对谁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产生了什么效果”这五个方面是否明确是衡量一种传播体系完整与否的重要标准。那么，在中国，谁是科技传播的主体力量呢？答案有三个：一是隶属于政府管理的科技研发与科技教育部门，如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二是挂靠在政府部门、具有半官方、半社会性质的学术团体，如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三是社会化的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社、电视台、网络公司等。这三种力量构成了我国现代科技传播体系的组织框架。
在当今社会，个人所拥有的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要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必须通过各种被认可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国民科学素养的高低也与一个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运作效能直接相关。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传播体系，担负着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的重要使命。所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是指一个国家内承担科技传播任务的机构和组织所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中，各类专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种教育培训组织、专业学会、科技出版机构、科技媒体组织、科技咨询服务机构等都是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它的建设的目标是把科技人员以及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组织机构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建立一个功能互动的系统，提高科技传播的整体功能与效率，进而推动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实现新知识的有效传播扩散，从而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难等问题。而我国民众的科技素养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与我国现有科技传播体系存在的缺陷不无关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三方在科技传播中分工明确，相互促进，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系统。其中，大量的NGO的存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参与，而这恰恰是我国科技传播的最大的弱点所在。在我国，公众科学素养低下源于对科技的兴趣不足，而科技兴趣又取决于参与程度的高低。公众是否喜欢科技并参与其中，往往并不取决于政府或传媒的态度，而取决于他们自身是否真正需要以及传播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
一、我国现有科技传播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代科技传播体系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也为新中国科技传播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历经三百余年形成的比较完善传播组织体系相比，无论在规模、结构还是在功能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日益增长的科技传播的巨大需求，表现出一种低效益的不适应状态。
1.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大。在我国的科技传播体系中，大部分资源为政府所垄断，对非政府组织发展鼓励不足，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我国，虽然也存在和NGO定义上非常接近的大量科技社团组织，但他们的地位并非完全独立，在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吸引公众参与的能力很低。这些社团组织长期沿用“挂靠体制”而生存，极大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导致严重的依赖性。“挂靠体制”建立的初衷本是想使科技社团得到挂靠单位的资金、人员和场所的支持，但实际上挂靠单位不仅对科技社团的支持满足不了日常活动的各种需要，有的还限制科技社团活动，从而影响到科技界的思想交流和科技知识的传播。由于专职科技传播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受社会团体供养、不受群众监督，难以从体制上保证他们将对上级负责与对社团成员负责自觉地结合起来；脱离社会的支持、参与，仅靠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开展工作，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2.传播针对性不强，效果不好。长期以来，我国把科技传播当作纯粹的公益事业来发展，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一定的科技信息、情报、传播机构，开展了一些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科技传播活动，如科技下乡、青少年科技传播行动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传播中的实际问题，没有把科技传播当作一项产业来抓。提起科技传播，似乎就是向农民和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开展一些科普宣传活动，结果这些活动如同刮风下雨，响声很大，效果很差，群众根本不买账。此外，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等虽然覆盖面很大，能把科技知识传递到偏远的地方，但因其无特定对象，无即时反馈，专业化程度低，指导性差，不能满足特定人群对科技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3.资金来源单一，束缚了科技传播组织的手脚。在发达国家，科技传播组织筹资渠道灵活多样，财务资讯公开透明，管理运营规范有序，监控公正有效，这些鲜明特点确保了科技传播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其中，企业和社会捐助支持NGO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使NGO有能力广泛参与公益性科技传播活动，从而大大减轻了国家投入的负担。反观我国，目前还缺少有关法津法规来鼓励科技组织以扩大服务为宗旨，加大筹资力度，扩大捐赠和自筹比重，着力于自身独立发展，逐渐减少对政府的过分依赖。
传播本来就有交流之意，应当创造一种平等的信息互动环境，但在我国科技传播体系中，公众的地位被忽视了，传播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施舍和某一特定阶层人士的专利，这与发达国家NGO对公众参与的重视和对公众科技兴趣的启发能力形成强烈反差。
二、发达国家NGO在科技传播中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使美国大为震惊。当年，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就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分析表明：公众虽然对科学持肯定态度，但基本科学知识低下。为此，政府拿出了数十亿美元投入到学校的科学教育。15年后，即1972年，国家科学理事会开始两年一度的《科工指标》社会调查，以检查先期投入的效果，结果发现公众科学知识水平并无大的改进，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科技传播效果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导致随后NGO的大量涌现和民众自发参与科技传播活动机制的形成。
NGO的出现很好的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缺陷，可以解决政府不想管、管不好的一些社会事务。NGO已成为除政府和企业之外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形态的第三大支柱。
美国不仅以科学技术先进和发达举世瞩目，而且美国的科技传播业也十分兴旺，这固然得益于美国社会对科技传播事业的重视和人、财、物的大量投入，但也与它无所不在的NGO有相当大关系。美国是一个典型的NGO发达的国家，它的NGO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了，比美国政府还早。美国的NGO数量之多，规模之庞大，经济实力之雄厚，社会影响广泛，从业人员之众多，都是令人惊讶的。据说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千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美国的NGO主要包括各类学术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医疗保健机构、专业协会、教会、工会、商会、体育组织、文化娱乐组织、青年组织、老年公民组织、志愿组织、民间基金会、公益性团体、慈善机构等。在科学领域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结社，它们关心的范围有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健康问题，以及各种专业学科。有些组织甚至专门以公众理解科学为目标。
在英国，NGO以科学促进委员会最为典型。该组织建于1831年，建会时的目标是全面推动科学的发展。今天，它已全力投入到公众理解科学的运动中，是现存少数几个此类专业群团之一。科促会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在校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英国科促会实施的“青少年探索者”计划、科技创造力计划等，致力于使学校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技能。科促会还开发筹建了科学家数据库，由科学家对公众提出的各类专业问题进行解答。英国科促会日程活动表中的重头戏是每年一度的科学节，每次在不同的地域举办。科学节为期一周，期间有涉及各个学科的讲座、讨论会、演示等，科学家、媒体和普通观众均可受邀参加。
德国NGO历史久远，其产生的深层动因是需要第三方力量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民众亦自发地要求加入社团、行会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德国现在有15万个协会，并有2500万人成为各类协会的成员。各种协会、联合会上有中央组织、下有地方分会、行业分会、协会。NGO在德国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重要力量。如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是西欧最大的协会组织，属于非赢利为目的专业组织，现有会员12万6千人，主要是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
俄罗斯科学技术的发达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苏联时期形成的科技传播组织。“知识”协会就是苏联时期和目前俄罗斯境内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科学和技术普及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向公民传播科学知识、开展公民继续教育、促进俄罗斯在经济社会和人文领域取得成果并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该协会经常举办各种公开演讲、科学报告和科学会议、科学讨论、专题夜会、综合报告会、大众报告会、专家报告会、座谈会、科学咨询会，参与广播和电视的知识宣传，参与科学和科普影片的制作等。出版有《知识就是力量》等刊物，建有科技场馆和网站。
西方发达国家NGO战后一直呈连续快速增长态势，其组织网络在国内不仅渗透到各行各业，遍布于各个地区，而且向国外大量发展，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其健全的职能、准确的宗旨定位、规范的服务是该类组织运营的一大特色。NGO与会员、业界、社会、政府、世界联系紧密、互为依存，而且公信度高、社会形象良好，因而颇具权威。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组织凝聚力得到加强，会费收缴率高，保证了组织的健康持续运转。
西方经验表明，单纯依靠政府行为或单纯传播科技知识难以达到理想的科技传播效果，只有充分发挥NGO覆盖面广的特点，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服务才能吸引广大公众参与，从而实现有效传播的目的，其经验是非常值得我国科技传播工作借鉴的。
三、我国科技类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
1.我国科技类社团组织健全，但活力有待提高。在我国，各类科技社团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各类科技社团组织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贡献很大，特别是中国科协及其所领导的各种学会，一直以来致力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还有各地社科联组织及学会，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方面也是非常努力的。我国的科技社团有很多优势，如荟萃了众多跨学科、跨行业的人才，学科齐全，同行认可，学术权威；地位超脱，价值中立，信息畅通，反应灵敏等。但中国的科技社团一经登记，便不许类似的社会团体再行登记注册，具有明显的行业学科垄断性。据统计，中国科协现有全国性学会167个，21个代管学会，省级学会2828个，地市级学会8208个，会员400多万人，这一数字显然难以覆盖中国庞大的人群和满足多样化的科技需求。
我国的科技社团组织多数是在政府扶持下开展工作的，这使他们对政府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缺乏竞争和活力，实际上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科技社团的改革目标，应是促其向能自主活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活力的现代科技社团转变。
2.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民间科技组织正成为科技传播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大量出现，其中科技类民间组织已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科技传播力量。在农村，民间组织在农业科技传播与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模式，如南平的“科技特派员”模式，宝鸡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等。在湖南农村，出现了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科技合作社，是一种新型农村科技服务组织，它一出现就深受农民群众欢迎，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开展。在城市，广州的科普志愿者作为新时期涌现出来的社会角色，成为一种宝贵的人才和智力资源。他们由具有科学知识水平、科学传播能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提供志愿服务的人士所组成，在不谋求任何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参与或组织各类科普活动，旨在为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服务。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民间组织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彰显。在我境内活动的外国民间组织也越来越多。中外合作兴办的民间组织也呈上升趋势，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北京就有98所，上海有162所，在文化、卫生等领域也增长较快。
民间力量的迅猛发展强烈冲击着传统科技传播体系，同时也冲击着现有的社会结沟，迫使那些依靠政府供养的社团积极寻找破解生存危机之道。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间组织整体来说还是处于弱势，规模比较小，资金短缺，人才也比较缺乏。我们平均每万人有民间组织1.5个，即便是民间组织较为发达的上海，每万人也大约只有5个，而日本每万人大概将近100个，美国大约60个。
3.科技类民间组织在中国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该说，民间组织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经费筹措问题，没有经费，就很难开展各类科技传播活动，而这方面，政府也无能为力。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外发达国家科技社团的经费来源，主要靠会议、展览、出版以及会费、捐款、投资等收入，其中，经营服务收入占大头。如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年收入1.9亿美元，其中会费收入3000万美元，出版物收入6000万美元，会议收入6000万美元，其他服务收入4000万美元。该学会每年有2.5亿美元用于投资，由专门委员会运作，现有105亿美元的储备金。我国科技类民间组织应在努力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项目以获得较多拨款的同时，争取多渠道筹资，拓宽经费来源，逐渐减少对政府的过分依赖。
四、对民间组织在我国科技传播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1.重要补充。民间组织更了解基层群众的实际需要，传播更多样化和专门化，服务更有效，接受反馈及时，因而更受群众欢迎并吸引群众参与，可以协助政府加强对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解决政府、传统科技社团所覆盖不到或解决不了的问题。
2.满足社会多元需求。发展民间组织的科技服务动能，可以解决政府和大众传媒力所不及的科技服务问题，满足民众的多元化科技需求，如农业科技培训，农产品市场开发等。
3.抑制迷信。由于合法规范民间科技传播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可以有效阻止现代迷信在基层群众中流传与邪教组织的渗透影响。
4.培养人才。民间组织聚集着大批各类专门人才，他们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可以为主流科研部门和大众传媒输送丰富的原始资料或提供生动的传播素材。
5.扩大就业。民间组织还可以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据测算，全国大约有民间组织专职人员三百多万人，还有为数众多的志愿者队伍。浙江省900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从业人员十几万；青岛市登记的227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2.63万个。
6.参与国际交流。民间力量还可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展我国人民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渠道。开展民间对外交流合作，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渠道，例如组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研究刊物。民间组织对科技传播事业发展的意义也许远比我们目前认识到的大得多。发展民间组织，不仅是科技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党和国家实现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需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民间力量的参与，我们的科技传播体系就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和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