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提出来的。
    公地悲剧不应照字面的意义解释，而应视为一种比喻的概念。这个词汇是一种现象的简称，并不是对这个现象精准的描述。“悲剧”一词不应依常理视之有悲剧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归咎原因的谴责。此外，Hardin 对“公地”一词的使用也常被误解，这导致了哈丁后来认为他应该将他的论述标题改为——“未受规范的公地之悲剧”。公地悲剧一文着重于解释经济、发展心理学、博弈理论和社会学领域。有人将此视为“意外行为”的范例，伴随着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所导致的悲剧结果。
    Hardin的论文一开始便将注意力集中于无法借由科技工具解决的问题之上（也就是不同于只需要自然科学上的科技研发与改变，而不需要人类价值观或道德标准改变的问题。）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使用。
    哈丁特别提及地球资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资源为所谓的“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人口成长最大化，那么每一个个体必须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资源耗费最小化，反之亦然。因此，他认为并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科技可以解决在这有限资源的地球上如何平衡人口成长与维持生活品质的问题。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我在这里不是想为“圈地运动”平反，因为从道德伦理上讲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羊吃人”事件，最终的结局将是毁灭。现在世界上土地保护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产权，而那些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往往是还没有建立土地产权的地区。与此相应，最近热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公地悲剧”呢？
    现在多与公共产品易被损坏和权责不够分明相联系。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也可以从“公地悲剧”的角度来解释。草地属于公有产权，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这样就导致了牧民的过度放牧。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需求类似于牧民对草地的需求。消费者需求也没有排他性使用的所有权，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零成本使用必然会产生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另外，产业在进入者进入之前是无人所有的，谁先进入，谁先占有，市场份额对厂商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市场份额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样就会出现各厂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抢先的进入市场的现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经济建设中的过度进入问题所面对的是公有经济产权结构。在这种产权结构下，产权名义上归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成本过高，造成了实际上的所有者缺位。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利益集团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搞建设，由于彼此信息不充分，造成了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
    既然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份额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们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那么，就需要政府对这两种公共物品的产权进行重新界定。如采取市场进入的许可证制度等。同时，政府在重新界定公共物品产权时，也可能会出现寻租行为，还可能出现少数大厂商的垄断行为。这样势必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水平。因此，过度进入的解决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来解决，而主要应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来解决，要使市场机制充分而有效的发挥调节作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