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三个目标。第一，对私有财产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归类。第二，对“共同”物品及财产，与“公共”物品及财产之间的区别进行归类，并对“公共”物品及财产制度的内在建构错误进行解释。第三，对私有化的原理及原则进行解释。
    
    I 理论初步
    
    从一些虽然抽象但基础的，关于冲突起源及社会规范目的的理论思考起步。无人际冲突，则无社会规范之必要。规范的目的，在于帮助避免本来不可避免的冲突。一种规范，如产生冲突而非帮助避免冲突，是与规范的目的相矛盾的，亦即一种反常规范或倒错（perversion）。
    
    人们有时认为，冲突仅仅源于不同人拥有不同利益和想法的事实。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仅从个人利益和想法的多样性之中，冲突并不必然会发生。我愿天雨，而邻居盼日头。我们的利益正相反。然而，正因为我还是邻居都不能控制阴晴，我们相冲突的利益并不会有实际后果。对天气我们无计可施。同样的，我相信甲为乙因，你相信乙缘于丙；或者我信仰神并向神祈祷，而你不信。但如果，以上是我们之间的一切不同，就不会有任何实际后果发生。不同的利益和信念，只有在付诸行动之时才会导致冲突——当我们的利益和想法被附于或施于物理控制的结果，即经济物品或行为手段中。
    
    即使我们的利益和想法被附于或施于经济物品中，只要我们的利益和想法，仅和物理独立的不同物品有关，仍然不会有冲突发生。只有当我们不同的利益和信念，被附于或投入同一物品中，冲突才会发生。在天堂乐土，物品极度丰富，冲突不会发生（除了在具化我们自身利益和想法的物理身体使用方面的冲突）。周围有足够的一切，能满足每个人的愿望。
    
    要让不同的利益和想法产生冲突，物品就必须是稀缺的。只有稀缺性，才会使不同的利益和想法被附于和投入同一物品中。那么，冲突就是关于同一特定物品控制上的物理磨擦。人们发生磨擦，是因为他们想以不同且不相容的方法使用同一物品。
    
    即使在稀缺性情况下，此时冲突虽有可能，但也非必要或不可避免。只要每种物品都是私有的，涉及任何物品使用的所有冲突都能够避免，即每种物品都为一些特定人所控制，并且何种物品为谁所有，何种则非，都是清楚明了的。无论不同人的利益和想法如何不同，只要他们的利益和想法始终只和各自所有的财产有关，仍然不会有任何冲突发生。
    
    那么，关于稀缺品私有化的规范，才是避免所有冲突所需要的规范。更具体地说，想要从人类伊始就避免一切冲突，所需规范必须涉及物品的原始私有化（天赋“物品”初次转化为“经济物品”及私有财产）。其次，物品的原始私有化不能通过口头声明的方式发生，即口说无凭；这是因为，除非与我们不同利益和想法的最初假设相反，所有人利益和想法的预稳和谐（prestabilized harmony）存在，这种口头声明的方式才会发生作用，且不会导致无休止的和无法解决的冲突。（但这种情况下首先不需要规范！）
    
    相反，为避免一切本来不可避免的冲突，对物品的原始私有化必须通过行为发生：通过对先前之“物”的原始占有行为。只有通过时空中发生的行为，在特定人和特定物之间的客观（主体间可查明的）联系才能建立。并且，只有对先前未占有之物的初次占有，才能无冲突地取得该物。因为，根据定义，作为初次占有者，他不必与任何人在占有所涉之物时发生冲突，这是由于其他人是后来才登场的。于是，一切财产，经由互惠的、而且因此免于冲突的财产权之转让链条，都一定能直接或间接地，回溯到原始占有者以及原始占有行为那里去。
    
    事实上，这个答案是明确地、亦即非假定地为真。在一切个人利益的预稳和谐不存在时，只有私有财产，才能在稀缺性情况下，帮助避免本来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只有通过原始占有手段的原则，或者通过从先财产主到后财产主的互惠转让手段取得财产的原则，才可能使人类社会中的冲突自始至终得以避免。而所有其他规则，都是与人之为理性行为者的本性相违背的。
    
    总之，即使在遍布稀缺性的情况下，拥有不同利益和想法的人们依然可以和平共处（没有冲突），只要他们认可私有（排他性）财产制度及其原始占有行为的最后基础。
    
    II 私有财产、共同物品及公共物品
    
    现在从理论移步到实践和应用。假定有一个拥有私人房屋、公园及土地的村落。原则上，对这些物品使用的一切冲突可以被避免，因为由谁，而非由谁拥有和排他性控制这些房屋、公园以及土地，都是非常清晰无疑的。
    
    但是，在私有房屋的前面，有一条“公共”街道，以及一条穿过村边林荫，通往某个湖泊的“公共”小路。这条街道以及小路的地位如何？它们不是私人财产。假定实际无人声称他是道路的主人。相反，道路是每个人行为的自然环境。每个人都使用这条街道，但没有人是街道的主人，或对街道的利用进行排他性控制。
    
    假想无主公共街道的事态永远持续，不会引起任何冲突。然而，这不太现实，因为这需要静态经济假设。随着经济变化及增长，尤其是人口增长，对公共街道使用的冲突注定会增加。尽管“街道冲突”——开始时也许不会这样频繁，且可以如此轻易避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虑；但现在它们无所不在，难以容忍。街道持续拥堵并且永久失修，解决之道变得迫切。这条街道必须被排除出（外在之物或共同财产的）环境范畴——置于“经济物品”范畴。在这里，先前被人认为和当作的“免费物品”的日渐经济化，就是文明进步的历程。
    
    关于“共同财产”使用的冲突不断增长、难以容忍；要设法处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尝试了两个解决方法。第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是私有化街道。第二个——不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把街道变成今天所谓“公共财产”（这和先前无主的“共同”物品及财产截然不同）。为什么第二种解决方法是不正确的或功能失调的？与替代性私有化选项相比较，能极好地把握原因。
    
    私有化先前无主的共同街道而不生冲突，这如何成为可能？答案很简单，只要对街道的占有不侵犯到既得权利，即私有财产者免费使用这些街道的权利——地役权，私有化就是可行的。每个人理应保留在街道上行走的自由，像以前一样走家串户，穿过林荫，到达湖边。每个人都保留通行权，因此经过街道的私有化，没有人能够宣称处境变坏。
    
    占有者（无论是谁），他宣称先前的共同街道，现在成为私人街道，并且他（而非别人）成为街道主人；当然，要使这种宣称客观化及生效，他必须积极地沿街实施一些明显的维护及修缮工作。然后，他作为街道主人（而非别人），只要认为合适就可以进一步发展和改善街道。他可以对街道使用制定规则和制度，以避免一切街道冲突。例如，他可以在路上修建一座热狗店或腊肠店，但不允许别人这么做；或者他可以禁止有人在自己的街道上闲逛，并对运送垃圾收取费用。面对外国人或外地人，街道主人可以确定与不速之客有关的进入规则。最后同等重要的是，作为街道主人，他可以将街道出售给其他任何人（所有既得通行权仍旧完好无损）。
    
    这一切当中，重要的是私有化发生，而不是其呈现的具体形式。在一种私有化可能类型中，可以想象一个单独所有者。例如，一位富有的村民，包揽了对街道的维护及修缮，因此成为街道的所有者。在另一种类型中，可以想象对街道的初始维护及修缮，是一个真正社区的努力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仅仅只有一个街道所有者，每个社区成员最初都是平等的街道共有人。
    
    在一切利益和想法的预稳和谐不存在的情况下，对街道进一步发展来说，这样的共有权就需要一种决策机制。假定，正如一家股份制公司中的情形，是由大多数街道所有者决定该做还是不该做什么。此即多数决规则，看起来似有冲突之虞，此情形下却绝非如此。每个对多数所有者决策不满的所有者，只要他认为多数施加于己身的负担，大于所持部分所有权的收益，总是并随时可以退出或“离开”。他可以将其所有权出售给别人，从而为集中所有权（假想掌控在一人手中的情形）留出可能性，而他的原始通行权则仍旧保留。
    
    相反，假如退出选项不存在，个人既不被允许出售街道财产份额，先前的通行权也被剥夺，一种截然不同的街道财产权就产生了。
    
    而这正是，第二种“公共”财产选项的定义及特征。在“公共”一词的现代含义中，公共街道并不像先前一样是无主的。其中一个街道主人——无论是特定个人（街道君主），还是民选街道政府——对于街道交通规则的制定，及街道未来发展的决策，都将是说一不二的。
    
    但街道政府不允许其选民，即所谓街道平等共有人，出售他们的所有权份额（使其成为可能宁愿脱除之物的被迫主人）。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君主，都不允许村民不受限制地进入和通过先前的免费街道，除非以付费或纳贡为条件，才能继续使用街道（要像从前一样继续使用街道，则又使村民成为被迫的街道主人。）
    
    这种安排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否认“离开”选项，“公共”街道主就束缚住了村民。为继续使用先前“免费”的街道，相应强加给村民的费用及其他条件，将变得越来越繁重。
    
    冲突不但无法避免，反而被制度化。因为离开选项被关闭了，也就是说，由于公共街道使用者现在必须为先前免费之物付费，且居民不可出售和脱除其所谓街道所有权，因此，他们不仅仅被街道政府或君主的决策继续束缚，关于继续使用、维护和发展街道本身的冲突，也将变得无休止且无处不在。
    
    更重要的是，冲突通过公共街道，被引入先前没有冲突的领域。假如沿街的房屋、公园及土地私有者，要继续像先前一样使用街道，就必须对街道主纳贡（即缴税）；那么同样，街道主因此获得对其私有财产的控制。一个私有者对自己房屋的使用，就不再是排他性的使用。
    
    相反，毗邻的街道主可以干扰屋主对自己房屋的决策。假如屋主像先前那样进出房屋，他可以对屋主发号施令。也就是说，公共街道主就处在一种可以限制、甚至最终消除（剥夺）一切私人财产及财产权利的地位，并因此使得冲突不可避免且四处蔓延。
    
    III 私有化的原理
    
    现在应该清楚，为什么公共财产制度是功能失调的制度。制度及其潜在规范理应帮助避免冲突。但“公共”财产制度——“公共”街道——制造和增加了冲突。为了避免冲突（和平人类合作）的目的，那么，就必须废除公共财产。所有的公共财产理应成为私有财产。
    
    但真实世界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目前考虑的简单村落模式，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私有化？在真实世界中，不仅仅只有公共街道，还有公共的公园、土地、河流、湖泊、海岸线、屋宇、学校、大学、医院、军营、机场、码头、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等。
    
    其次，在地方政府之上，还有“高级”省政府和“至高”的全国或中央政府，它们是这些物品的所有者。再者，可想而知，与领土的延伸及公共产品领域的扩张并行，私有财产者也受牵连拖累，变得“无路可逃”；留给人们对自己私产的选择范围已经越发有限狭窄。私有财产者的自主决策空间（即免于某些公共当局的侵扰或干预可能）所剩无几。甚至在所居房屋四壁之内，个人也不再享有自由，不能对财产实施排他性控制。今天，作为“公共物品”所有者，政府在公共名义下可以侵入你的住宅，随便没收属于你的东西，甚至绑架你的孩子。
    
    显而易见，在“真实世界”中，如何私有化的问题，比起简单村落模式要困难的多。但村落模式及初级社会理论，有助于对这个任务所包含及运用原则（即便不是一切复杂细节）的认识。“公共”物品私有化必须以不侵犯私有财产者既得权的方式进行。（同样，作为先前无主共同街道的首位占有者，只要每个居民不可限制的通行权都可被确认，他不得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由于“公共”街道是所有其他“公共物品”的跳板，所以私有化进程应该从街道开始。先前的共同街道转化成“公共”街道，公共物品范围的扩张及政府的权力也由此发端，故解决之道也理应从这里开始。
    
    “公共”街道私有化有两个后果。一方面，居民今后不再被迫为任何地方、省区或联邦街道的维护或发展缴税。将来，所有街道的资金完全是新私有者（无论是谁）的职责。另一方面，对居民通行权来说，私有化不会使任何人比原来处境更差（但也可能不会使任何人处境更好）。
    
    最初，每个村民都可以沿着自己的财产，在当地街道上自由行进；只要周围都是无主之物，他可以一直畅行无阻。然而，只要在行进中遇到明显有主之物，无论是房屋、土地或街道，就要以主人的同意或邀请为进入条件。同样，假如一个非居民外地人来到当地街道，进入要取决于（当地）主人的允许。这个外地人必须受某些居民的邀请，才能前往该居民的财产。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四处迁徙，但没有人拥有完全不受限制的通行权。如果未曾得到允许或邀请，没有人能自由迁徙到任何地方。街道的私有化既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也不能去除这种原始自然的“自由迁徙”限制。
    
    应用到有地方、省区及联邦街道的世界，作为街道私有化的结果，意味着每个居民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像先前一样，在每个地方、省区以及联邦街道上自由行进。进入不同的州或省，尤其是不同地方的街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等自由，都要以这些街道主人的允许或邀请为条件。从人的行为学角度，地方街道总是先于任何跨区域的街道存在，因此进入不同地区不是自由的，而总是（始终、到处）以当地人的允许或邀请为条件。这种原始基据（datum）随着私有化街道得到恢复和增强。
    
    今天，在“公共”街道上，每个人基本上被允许去任一地方，根本没有任何“歧视性”访问限制。“被迫一体化”形态中的冲突，即无奈接受不速之客闯入我们中间，并造访我们的财产，变得普遍存在。
    
    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每一条街道尤其是每一条地方街道的私有化，街坊及社区恢复了原始的排他权，这是私有财产的基本要素（正如接纳权，即邀请他人光临自己财产的权利）。街坊及社区街道的所有者，在不侵犯任何居民通行权及邀请权的同时，可以对不速之客（无登记的外人）进入街道的要求做出决定，从而阻止被迫一体化的现象。
    
    但谁是街道的所有者？谁可以宣称他拥有地方、省区或联邦街道，并使得宣称生效？这些街道不是某种社区的努力结果，也不是某些清楚界定的人或团体的工作结果。
    
    诚然，确切地说，街道工人建设了街道。但并不能使他们成为街道主人，因为必须接受报酬，这些工人才工作。没有资金，就不会有街道。然而，支付给工人的资金，来自于不同纳税人的缴税。相应的，街道理应被视为这些纳税人的财产。先前的纳税人，按照他们的地方、州及联邦税收的缴税额，应该被授予对这些地方、州及联邦街道的可交易财产权。他们或者保留这些权利作为投资，或者脱除这些财产并出售，并始终保留不受限制的通行权。
    
    该原则同样基本适用于所有其他公共物品的私有化，例如学校、医院，等等。因此，所有为维护及运作这些物品的税收应该停止缴纳。学校、医院（等）的资金及发展，今后完全取决于新私有者。这些先前“公共物品”的新主人，也就是那些实际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的居民。他们按照缴税额，应该被授予学校、医院（等）的可出售财产份额。
    
    然而，不同于街道的情况，学校和医院的新主人将来使用财产时，不受任何地役权或通行权的限制。学校及医院不像街道，在被转化为“公共”物品前，不是共同物品。在落成之前，学校和医院本非已存之物。相应的，学校、医院（等）的新私有者，可自由制定其财产的进入要求，并决定是否保留原有用途继续运营，或者改作其他用途。
    
    
    附录：私有化：原则及应用
    
    根基于对无主或“共同”资源原始占有行为的私产制度，是解决冲突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即唯一保证从人类进步伊始就避免冲突，并产生“永久和平”的规则或规范。对比之下，公共财产制度从冲突开始，也就是，从对某些先前私产的初始侵占行为（而非对先前无主物品的占有）起源；并且，公共财产非旦不会终止冲突及侵占，而且还会使冲突制度化及永久化。
    
    因此，私有化势在必行——并且因此，恢复原状（补偿）原则出现，即公共财产理应以私有财产名义，返还给那些被强掠财产的人。也就是说，公共物品理应成为以资金或其他方式资助这些物品，以及对该财物能建立客观的——主体间可查明宣称（claim）的那些人的私有财产。
    
    将这个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往往复杂棘手，需要下大量的法律功夫。为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及策略，我将仅考虑三种现实的私有化情形。
    
    第一种情形，大概最接近于前苏联社会，一切财产都是政府管理的公共财产。每个人都是政府雇员，在公共部门、企业、工厂和商店工作；每个人都生活在公地及公屋之中。除了内衣、牙刷等直接消费品外，没有私人财产。此外，所有的关于法律沿革的记录，都丢失或者损毁；这样没有人能根据记录，证实他对公共财产任何可识别部分的求偿权（claim）。
    
    这种情形中，对公共财产的每个求偿权，必须建立在客观存在的、主体间可查明“数据”之上的原则，导致根据当前的占用授予私有财产权（及可出售财产权）：官署归占用它们的官员，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房屋归居住者。根据工龄授予退休工人先前工场的财产权。对所涉财产的当前占用者，只有他们和该财产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他们是事实上的财产维护者，正如其他公共工场的工人。
    
    其他一切，即所有目前未被任何人占用及维护的公共财产（如荒地），则成为“共同”财产对全体社会成员开放，均可采用原始占有方式私有化。
    
    这个解决方案只留下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所有法律档案都可能已经丢失，但人们并没有失去记忆。那些谋杀、殴打、折磨及监禁行为的受害者及证人，仍旧记得过去的罪行。如何处置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如何处置命令或实施这些罪行的人，或其共犯？
    
    例如，这些秘密警察中的拷刑者，以及共产主义的权贵阶层，是否应该被列入这个私有化计划，并成为他们掌管及谋恶的警察局及政府大楼的私有者？答案是否定的，正义要求：每个嫌犯理应由其受害人付诸审判；当判决有罪时，就不仅根本不应取得任何公共财产，而且可能被处以更严厉的刑罚。
    
    第二种情形与第一种情形大同小异：法律沿革并未被抹去。证明过去侵占的文档依然存在，根据这些档案，特定人可以对特定公共财产提出客观求偿权。这基本上是苏联前附庸国的情况，如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共产党掌权大约仅有40年或仅隔一代（而非像苏联那样超过70年）。
    
    这种情形中，被剥夺的原始主人或他们的法律继承人，理应被恢复成所涉财产的私有者。但对资本改善如何处理？更具体说，如何处理新建筑（房屋及工厂）——被当前占用者私人所有——建在被恢复为不同原始所有者的土地之上？土地所有者应该分得多少财产份额？建筑所有者应该分得多少？建筑和土地在物理上是不可分割的。按经济理论的术语，它们是完全互补的特定生产要素，对其共同产出的相对贡献具有不可分性。这种情形下，争执各方除了协商外，不存在可替代方案。
    
    第三种情形是所谓混合经济。在这些社会中，公共部门是与名义的私营部门共存的。有公共财产和公共雇员，也有名义上的私人财产及所有者、私企雇员。典型情况是，掌管公共财产的公共雇员，并不生产市场出售的产品或服务。（对于价值生产型公共企业的非典型情况见下面。）
    
    他们的销售收入及市场收入为零；工资薪酬及经营公共物品涉及的全部其他费用，都是由其他人支付的。这些其他人，是指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及雇员。私营企业及雇员，与公共企业及雇员对照，生产市场出售的产品及服务，从而赚取收入。从这种收入当中，私营企业不仅支付自己雇员的薪酬，为自己的财产提供维护；也以所得税及财产税的形式，支付所有公共雇员的（净）薪酬，以及所有公共财产的运作成本。
    
    这种情形中，公共财产理应以私有财产名义恢复给实际资金提供者的原则，导致财产权根据过去的财产税及所得税缴纳额，单独地分配给私人所有者、生产者及雇员，而公共经理及雇员将被排除在外。例如，当前占用者必须搬出所有的政府办公室及大楼。公共部门的薪酬支付及公共财产的存在，仅仅由于私营企业所有者及其雇员提供的资金。因此，虽然公共雇员可以保留其私人财产，但对其使用及掌管的公共财产没有求偿权。
    
    （这和公共企业，如政府所有的汽车工厂，生产可销售的市场产品及服务，从而赚取市场收入的非典型情况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雇员可视情况拥有对所有权的法定求偿权。假如没有可以对工厂提出求偿权的被剥夺的先前所有者，并且假如工厂没有接受任何税收补贴，公共雇员就拥有对工厂全部所有权的求偿权。如果以前的工厂主存在，工厂雇员充其量只能要求部分所有权，且必须与工厂主对相应所有权份额进行协商。只要工厂是由税收补贴的，工厂工人还要与纳税人身份的私有部门雇员进一步分配所有权份额。）
    
    与公共财产全面私有化一道，名义私有财产将全面恢复成真正私有财产的原状。也就是说，名义私人财产将全面免于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对其使用的立法限制（先前私人间关于财产使用达成的协议依然有效）。没有税收，就没有任何政府开支；没有政府开支，所有政府雇员就拿不到薪水，就必须从事生产性工作谋取生计。同样，每个政府拨款、补贴、或订单的接受者，其收入将下降或完全消失，必须寻找替代收入。
    
    这个解决方法仍旧留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一旦所有净纳税人分得适当数量的公共财产份额，他们如何掌控财产，并作为私有财产者行使权利？即使所有的公共财产清单存在，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现在（部分）所有的财产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大多数人对于本地公共财产有相当不错的概念，但对于其他遥远地区的公共财产，除了“国家古迹”以外，就知之甚少。
    
    对任何人来说，要给出所有公共财产“准确”价格的现实评估，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该财产中个人份额的“准确”价格也一样。因此，至少在开始时，对这些份额的要价及付价将是高度不确定的，且大幅波动和趋异；直到一些或一组投资者收购大多数份额后投入经营，或者出售部分财产以赚取投资回报之前，这个过程都是相当费力费时的。
    
    这种困难可通过再度回到原始占有的思路来解决。净纳税人手中的权利不只是可出售的凭券；更重要的是，给予所有者取回先前公共而现在空置的财产权利。公共财产对原始占有开放，这些凭券代表着对空置的、暂时无主的公共财产的求偿权。每个人都可以对特定公共财产行使自己的权利并注册为财产所有者。
    
    由于特定财产的首位注册者将成为其最初所有者，确保了所有公共财产几乎在短期内被收回。更具体的说，至少在开始，大部分公共财产因此被当地居民所拥有，即被居住在特定财产附近，以及最了解其潜在价值生产力的人所拥有。
    
    再者，当额外的凭券持有者注册同一财产时，由于每份财产价值的持续下降，任何对特定财产的超额认购或不足认购将被避免或迅速消除。很快的，每份财产都将根据其价值生产力得到真实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