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南方都市报》在3月15日发表了我评论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文章，后半部分的内容其实已经涉及到货币政策以外的问题，但还有很多与摆脱经济衰退更密切相关的方面不便多说，更不便细说，经常到这空间来逛的读者朋友应该心知肚明，姑且将就着看吧。）
近日央行再次降息，实际上，自去年11月20日以来，央行已经两次降息，一次降准。这等于央行承认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下行的态势。根据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经济衰退时就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阻止衰退，刺激增长。再加上2月份的CPI也已经很低，中国经济现在已处于通缩中，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宽松也没有了通胀的约束。若中国经济继续下滑，央行可能还会进一步降息或降准。现在一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已经降到2.5%了，利率进一步降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倒是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高达19.5%，降准的空间很大。
存准率要一次性的降
中国经济实际上在两年多前已经是通缩了。以CPI来度量通胀通缩不太可靠，更可靠的是PPI。另外，中国央行也有自己内部的度量指标“CGPI”，可能它们自己也知道CPI不可靠。CPI不可靠，一是一些商品或服务质量以及供求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价格，而这些价格的变化其实和通胀（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没关系；二是CPI是一项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左右了CPI的统计结果，调整到符合自身意愿的数字上来。截至今年2月份，PPI已经连续36个月下滑了。PPI是生产者直接面对的价格，而且因为不是考核指标所以统计者没有造假的动机，还是CPI的先行指标。所以，中国经济其实通缩很久了，只不过是到现在连CPI都撑不下去了。
通缩之下货币政策的选项是什么？应不应该以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的下滑、调节经济呢？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应该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币值稳定的平台，而不是说经济增长时紧缩货币，经济下滑时放量刺激。货币的基本功能是协助交易，以及量度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价值尺度”。而作为度量标准的尺子，怎么可以忽大忽小呢？所以，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要保证币值的稳定，而不是用来调控经济。
但在当前的通缩环境之下，我却是赞成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08年之后，中国经济通胀，央行为了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直在不断地上调存准率。最厉害的时候达到一个月调一次的频率，这在全球也是史无前例的。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将存准率视为一项货币工具，但实际上，很少有国家用过。因为存准率是个“重磅炸弹”，会大幅度地改变“货币乘数”，使得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量巨幅波动，人为地制造币值波动。正是为了纠正以前调得太高的过错，现在是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但我不赞成多次缓慢地降，而是一次性大幅度地降到合理水平。多次的降，等于多次的摇动币值，进而摇动经济，而且还会带来边际效应递减，合起来的效果比不上一步到位。那么存款准备金率的合理水平是什么呢？这个水平是应该根据一段时间内客户到银行取款占存款的比率来客观地确定的。一次性将存准率降到合理水平之后，央行就再也不要动它了，不要再将调整存准率当货币政策工具使用。
降息不如利率尽早市场化
利息呢？要不要接着降息？且不说现在降息的空间已经不大，以调利息的方法来调经济，全球都没有成功的先例。以利息来调经济，实际上是格林斯潘之后才开始被各国广泛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格林斯潘之前，西方国家很少用此项工具。格林斯潘用得多，而且在他任内看起来很成功，所以其他国家开始模仿。
现在回头看，其实是有大问题的。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的一个导火线，就是格林斯潘频频地调利率。美联储调基准利率，各商业银行跟着调它们的各种存贷款利率，导致的结果就是次贷的利率也跟着调。有一段时间，格林斯潘不断地降利率，次贷的利率跟着不断下降，刺激了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低收入者去借钱买房，就算某个月份还不起，这些购房者就把房子增值部分抵押出去，再借新钱来还旧债。学过经济学或投资学的人都知道，利率下降，资产价格就上升，房地产也是一种资产，因此房价跟着上升。只要房价还在上升，还不起次贷的人可以把房子增值部分抵押出去借新还旧，就没啥大问题。但到了某一天，格林斯潘突然逆转了货币政策的方向，改为不断地把利率往上调，房价随之下跌，造成信用状况最差的次贷借款者接连出现断供，就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当然次贷危机的成因还有很多复杂因素，但是格林斯潘不断地调利率，向借贷市场传达了错误的价格信号，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前面说是导火线）。由此可见，哪怕是像格林斯潘这样的高手，以调利率为货币政策工具来调经济，结果都是惨痛的教训。有此前车之鉴，中国不该重蹈覆辙。
那应该怎么办呢？利率是资金的借贷价格，当然是应该放开由市场来决定，所以当务之急是利率市场化，这才是深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其实不难推行，因为现在中国有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or”，这个市场运行了很长时间，已经很成熟，就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把Shibor作为基准利率，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各个银行参照这个基准利率自行决定，央行不再另作规定即可。其实在贷款利率方面，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现在受到严格管制的主要是存款利率。而说到存款，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早就是银行自己定的。所以，银行是懂得如何根据市场需求来定价的，并不是还处于不会“游泳”的状态。一切就看央行有没有决心，推行彻底的利率市场化。
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
用货币政策调经济本身就不对，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尤其是应对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更是往往失效。不妨先看最近的案例。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搞“QE”，然后是欧洲，去年以来日元也在货币政策上大搞放水。现在来看，除了美国貌似“成功”之外，无论是欧元区还是日本，基本上都是失败的，除了造成货币贬值，经济依然停滞，通缩也没见有多大好转。
美国的“成功”也只是貌似而已，因为还有很多疑问（尤其是从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持续低迷来看）。即使退一步假设美国真的成功了，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不同的局限条件，即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相比之下欧元和日元在本土之外的使用则很有限。美国可以借助这个地位比欧元区、日本能更容易地把危机转嫁给全球其他国家。所以现在美国摆脱危机的“成功”，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不是货币政策的效果。
再往历史深处走，看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没能应付经济衰退了。当时凯恩斯正是看到了货币政策失效，才提出了“流动性陷阱”的术语，用来描述这种中央银行再怎么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刺激不起民众增加投资或消费、使得经济复苏不了的现象。凯恩斯由此主张经济萧条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以政府增加消费和投资来代替企业和个人的消费和投资。其实凯恩斯的分析是错的，但他这样做在客观上折射出当时确实出现了货币政策失效的现象。
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起了作用？首先当时美元还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次凯恩斯所在的英国的货币英镑虽然是国际货币，但那时全球的主要国家基本上实行的都是金本位制，也就是承担着国际储备和价值尺度功能的主要还是黄金。所以当年的英镑与今天的美元的国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英美两国当年的货币政策都没有成功，从反面验证了我在前面推测今天美国的貌似“成功”的原因不是QE这货币政策，而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可以这么说，“流动性陷阱”是经济衰退时出现的一个反映着货币政策失效的现象，但凯恩斯的解释是不对的。货币政策失效是因为经济预期不好，企业和个人均采取防守策略，不愿增加投资与消费，这种不良预期不可能靠多印货币就可以改变。但历史有个误会，美国的货币政策失效，罗斯福搞的“新政”（相当于使用了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政策）其实也没成功，但其后美国参与了二战，是战争使得美国真正摆脱了大萧条，功劳却被归到了“新政”的名下，从而归到凯恩斯的名下。二战之后各国开始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经济，就是源自凯恩斯应对大萧条而提出的这套学说。
回看中国，从08年以来政府采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来看，也满是负面的教训。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胀，此后一路紧缩货币，最终导致如今的通缩，现在再次放松。这样循环往复的一松一紧的货币政策，每一轮转向都造成企业的大片伤亡。财政政策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就是当年4万亿刺激的后果，其中钢铁业尤其惨痛，直到现在还备受后遗症的折磨。其他产业产能过剩，减产乃至停产就能容易地实现去库存。但钢铁业有个特点：点火的费用奇高。炼钢的高炉一旦点火启动了生产，就很难熄火关停以削减产量，因为以后如果要重新点火的成本高得吓人，据说要上千万元之巨！也就是说，钢铁业调整产量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明知产能过剩，也很难停产。
“调结构”的荒谬
最后谈一下这轮经济下滑的原因。现在有个频频现诸媒体的词汇叫“新常态”，实际上是政府承认了经济形势在逆转，增速在下滑，很多学者把它视为“调结构”的阵痛。真的如此吗？像英国，当年最初的工业集中在纺织业，后来转向能源重化工业，再后来是金融、IT产业等，美国也类似。今天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产业升级，都经历过“调结构”，但何时见它们调出什么“阵痛”来？这是因为英美当时的调结构是市场驱动的，新兴产业已经发展到足以替代那些所谓的落后产业，落后产业于是自然而然地或转移或消失，但在它们那里失去的产值早有新兴产业增加的产值替代还有余，则怎么会造成经济下滑呢？
当然，英美等发达国家确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经济衰退，但有哪一个经济衰退的案例是因为产业升级升出来的？那么中国的“调结构”怎么会带来经济衰退呢？除非政府是在人为地“拔苗助长”，新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根本还不足以替代落后产业，就把仍然是支柱的旧产业拔掉了，在旧产业上失去的产值得不到新产业的产值足额补充，自然就呈现出总产值下滑、经济下行的现象了。中国的农民工人数众多，知识不足，那些能吸纳他们的所谓落后产能的企业被强行关闭，而不是被市场自发淘汰的话，他们要在何处就业呢？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可用不上他们。很多经济学家建议要调结构，但什么是“好的”经济结构，什么是“坏的”经济结构？没一个经济学家能说清，只有市场知道。若政府或几个经济学家根据什么投资消费储蓄占比、一产二产三产结构等空中楼阁的理论就能确定合适的经济结构，那不需要搞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好了。
不过，乱调经济结构并不是这轮经济下滑的唯一原因。原因还有很多，但这里只着重谈谈“未富先骄”的问题。与其说现在的经济下滑是“新常态”，还不如说中国正在遭遇“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中国未富先骄
“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这个术语来自于发展经济学，但发展经济学对当时在拉美出现的这种现象的解释是错的。正确的解释是拉美当时的一些政府在进入中等发达阶段后，就搞了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以迎合民粹，争取选票。使得整个社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瓜分现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上，经济增长自然就停滞不前了。从人均GDP来衡量，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但中西部广大的农村还处于“发展中”状态，所以说中国是未富先骄。
中国现在还谈不上整体都富裕起来，却已经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财富分配上，更强调人人都应该享有福利好的生活，而不是提倡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脱贫致富。近年来我国搞出了很多的福利政策，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这听起来是好听，但通过再分配，搞社会福利，与过去计划经济通过国有企业搞“从摇篮到坟墓”的大包大揽，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很多人羡慕沙特等国的高福利政策，却无视它们地下有石油这有利条件。中国有的是什么？中国人口多，自然资源少，只能鼓励每个人通过勤劳致富来提高生活水平。很多人还羡慕北欧等国的高福利，但它们不仅是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还要加上之前的财富积累。这些高福利国家等于是“富二代”，还是独生子，岂是中国能比得上的？而且就算是富二代，一直“坐食山空”最终也是二世祖的下场，“欧债危机”就向世人展示了社会福利是怎么把发达国家也拖得经济停滞、财政破产。
中国目前还有很多人口需要脱贫致富，也就是他们需要增加收入。而这收入的增加不能通过再分配已有财富，而是要通过创造新财富来实现，所以我们决不能满足于以中速的经济增长为“常态”，必须重返高速增长的通道才能真正地给穷人带来收入的增加，带来致富的机会。而中国经济要怎么才能重返高速增长的通道呢？货币政策要以稳定币值为目的；要尊重市场，由市场来决定最优的经济结构；要警惕未富先骄，抵制其实只会将穷人养成懒人的社会福利的诱惑……实际上这些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要做的事情，但也是必须去做的不可或缺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