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利益集团》前言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年多的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写这本书。当我开始着手这个题目，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北宋和南宋加起来超过300年，是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朝代。有人统计，保留下来的关于宋朝的文字记载，大约有四亿文字。再加上几百年间中外人士撰写的关于宋朝的评论、专著，数量更是惊。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很难通读一遍，而我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写一本关于宋朝的书。这本书既不能给人生财、守财的指点，也不能给人明哲保身的护佑，更不能教人长命百岁、永葆青春之类的秘诀，也没有从神秘迹象开示命运的神奇。这本书只是一些普通的大道理，虽然我想把大道理讲得通俗，虽然我想纠正某些被误解的大道理，但是，只靠这些，没有桃色历史，没有情色历史，没有探秘历史，能否让人们愿意花时间来读？我不得不战战兢兢。
之所以要写宋朝，实际上是为了说现在。关于宋朝的现代解读，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一个倾向认为宋朝没什么值得夸耀，除了文化上的繁荣，军事上的惨痛失败，似乎暗示了文化昌盛必然导致的虚弱。“积贫积弱”是描述宋朝时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另一个倾向是，一些中外学者把宋朝当成中国文化的高峰。陈寅恪先生的话经常被引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人们的引用常常只到此为止，而不继续引用陈寅恪先生紧接在后面的论断：“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朝真的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终必复振”吗？像李约瑟这样的西方学者，在承认了宋朝的先进后，也产生一个巨大的困惑，宋朝的先进是如何产生的？宋朝之后，明朝以后，中国为何没能保持先进，反而让欧洲超越了？于是，很多人把焦点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以至于有人断言，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没有被夭折，那么，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由此，在王安石去世很久以后，凡是批评否定王安石的中国历史人物，往往都被今人冠以“空谈误国”的名号。
有很多人将今天中国的处境，追根溯源到宋朝那里。例如，靖康之耻依然具有现代指向性，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相比较，都是中国被打败；岳飞和秦桧的评价，直到今天，还被不同的现实需求肯定或翻案；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与他的命运放在一起，依然让今天的人们长吁短叹，他是英雄吗？这样的英雄意义何在？我们究竟应该“不以成败论英雄”，还是只看结果？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历史依然在影响今天。差别在于，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自己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国历史有益的价值，还没被我们自己真正认识。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历史虽然是历史，但同时也是现实。反过来，现实问题也都有历史的渊源。因此，历史的解决方案就算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至少也是一个借鉴。我们今天读历史，除了看那些出现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手段外，关键还有解决问题的理念。古今中外，现象各异，理念差别并不大。
从时间轴上连接宋朝和今天，是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一件事情。这本书还有一个同样艰巨的任务：在宋朝的时间段上，跨越空间，比较宋朝的文化制度与欧洲文化制度的差异。北宋建立于960年，南宋灭亡于1279年。按照西方纪元，宋朝正处于上一个千年的结束和下一个千年开始的地方。在这个时间段上，欧洲被后人称为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历时约一千年，大致来说，500年至1000年，称为中世纪早期；1000年到1300年，称为中世纪中期；1300年至1500年，称为中世纪后期。宋朝基本上处在欧洲中世纪的中期。在这个时期，欧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
按照西方历史分段法，1500年后，文艺复兴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告别了中世纪，走入近代社会。然而，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或者说，欧洲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宋朝大都已经具备了。例如，君主集权替代贵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领主，百姓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获得人身自由，货币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贵族文化等。欧洲近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在宋朝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还很成熟。此外，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的权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政权地位的上升，导致国家主权意识的日益强烈，民族主义在欧洲成为强大的趋势并造成巨大灾难。当人们说中国历史只有“天下观”，缺乏“主权观”的时候，我们看到，宋朝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历史上国家主权意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最强烈的朝代。但是，宋朝的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像后来的欧洲那样，给世界或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反而在军事失败后，以文化的力量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主义。对于今天来说，宋朝既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经验。
欧洲构建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所有优异特征，都源于欧洲文化本身，都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欧洲以外的历史，由于不具备欧洲的土壤，大都不值一提，或者处在现代化之外。要进入现代化，只有欧洲文化这一条路。这样的观点非常强大，以至于我们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也被它套上了思想枷锁。因此，用宋朝的文化制度与当时的欧洲文化制度作比较，如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我随时需要警惕的。
不管欧洲中心论如何自圆其说，不可否认，在宋朝的时代，整个欧亚大陆，宋朝的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最高，伊斯兰文明其次，欧洲文明最低。欧洲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都是外来的影响，它的确也有自己生长的内涵，这使得欧洲在遭遇伊斯兰文化的扩张后，形成了抵抗。这一抵抗、对抗、反击的标志，就是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十字军战争既是抵抗，也是侵略。这一在欧洲发生的文明相互扩散影响的过程，又包含了从中国传到伊斯兰的中国文化因素，也包括欧洲人后来提到的四大发明，当然，它的时间跨度超出了宋朝。因此，在伊斯兰文化扩张和蒙古人扫平大部分欧亚大陆后，原先离先进文化最远的欧洲，终于重复了在中国多次发生的规律：较晚接受先进文化的落后民族，迅速崛起，甚至后来居上，对文化母体形成挑战，而且，常常挑战成功，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到今天的简单历史。所谓文艺复兴，也是欧洲中心论的描述，以显示其发展的动力来自本身而不是他人。就好比成吉思汗不会承认他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而只承认是自己的伟大神力。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既有欧洲自身已经失落的内容，也包含了大量来自东方的因素，包括对东方的借鉴和模仿。
基于上述思路，我不想把重写历史变成把古代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再加一点俏皮话。我试图对历史做本质性的解读，而不只是流水账。对于宋朝历史中经常被人提到的某些历史真相，例如赵光义是否真的害死了他的哥哥赵匡胤，所谓“烛影斧声”、“金匮预盟”，或者秦桧究竟是否真的是金朝的奸细之类的历史之谜，我并不试图花费气力去探寻谜底。我把宋朝的历史按照专题分别描述，例如政治、经济、官员、教育、军事、宗教等。对于每一个专题，我都试图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说清它的来龙去脉。对于宋朝来说，它当时的制度、取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理念下产生的，然后又如何影响了后世。这是历史纵的方向。在横向上，对于每一个专题，我会把宋朝的制度与当时的欧洲做一些比较，同时试图找出两者异同的原因，并在这一相似与差异中，寻找东西方日后发展的线索。
中国模式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真的有独特的中国模式吗？如果有，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真正深入的并不多，或者只是找准了一个重点，而没有完整的分析。因此，对于中国模式的存在以及未来的前途，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把它当成是阶段性的必须，同时认为，中国模式阶段性的成功，并不能永久。有些认为中国模式能够长久的观点，因为没有厘清中国模式的核心，难以理直气壮，甚至难以展开有价值的讨论。在宋朝的历史阶段，世界上大致有三个不同的文明系统：宋朝的汉文明，中亚的伊斯兰文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宋朝的文明程度最高。但是，几百年后，欧洲的发展最快。我试图在宋朝的历史横断面上，将东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其实也是1000年前的宋朝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比较，从而为欧洲后来的发展和当今的中国模式寻找根源和线索。
本书力图从宋朝的政治理念出发，明确中国模式的本质。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存在，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为超利益集团的存在，而非借助某些利益集团来实现统治。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会在利益集团之间，或者因为自身的利益集团化而发生政策倾斜。一个社会的和谐公正，关键在于政权的超利益化。古代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态各种各样，等级制度最明显的利益集团统治，其他，例如教会、军人、商人等，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下，利益集团也呈现多样性。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除了上述社会分工概念下的利益集团外，皇族、外戚、宦官等，都是颇具特色的利益集团。宋朝政治实现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具有两面性，它既能因知识的普遍性而实现公正，也能因追求绝对真理而趋向垄断。宋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普遍教育，使得知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也因此开放性而成为社会广泛利益的代表。与之相应的是，在同时期的欧洲，知识是被利益集团垄断的，这种影响延续至今天。
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针对上述各个领域展开讨论，观察宋朝政治是如何避免各种利益集团膨胀的。其中，有得有失。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利益集团的形态与宋朝已有很大差别，然而，我认为，宋朝政治要求政府具有超利益性，对于各个利益集团并不是偏重或镇压，而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存共生，对于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宋朝为了防止利益集团的倾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法制。宋朝法制社会的得失，也是本书的观察重点之一。
300多年的宋朝历史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政策和法律上，常常是多次地反复。王安石变法是宋朝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新政”在宋朝反反复复过多次。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解读，也是现代人众说纷纭的焦点。通过解读历史，我认为，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一劳永逸。任何一个制度都有生命，制度像人一样，会变老。曾经朝气蓬勃的制度，总有一天会变得老态龙钟，但理念不会。制度的老化实际上是因为社会现实发生变化，制度渐渐不能完成理念要求的社会功能。
宋朝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但是，宋朝飞快发展的社会经济，是此前中国社会未曾遇到的。对于宋朝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空前的，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以及南宋贾似道等都提出要变革，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改革。需要改革不容置疑，如何改革才是关键。王安石身后几百年的褒贬不一，并不是对于改与不改的争论，而是对于如何改革的不同认识。因此，在王安石改革的话题中，很多现代人用改革派和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来划分，无助于我们了解王安石改革成功和失败的真相。我希望抛开固定的理论模式，梳理一下王安石改革的利弊，以期对于今天的中国能够有所启发和借鉴。从宋朝的一系列制度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不仅善于模仿，也同样善于创造，中国人并不是保守僵化的。包括南宋后期形成的理学，也有它出现的必然与意义，只不过这种历史的必然性，离我们今天已经远了，以至于我们未必能详尽其实质。
宋朝有着精致的文化，有很多至今令我们敬仰和喜爱的人物，但也有永远被人唾弃的败类。宋朝虽然没有恢复到汉唐的版图，但它的经济依然超过前代，甚至超过它的继承者。宋朝的制度也是精致而复杂的，从宋朝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绝不是不讲究法治、只讲究人治的。用钱穆的话说，中国人恰恰是最讲究制度，而西方人反而是注重人事的。西方现在讲究制度，原因在于他们曾经忽视制度。而宋朝的制度或者说法治，发展到最后，已经严密到能给我们今天提供一个反例的程度：过于制度化，反而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失去了必要的灵活性。这对于今天，同样是一个问题。
宋朝的确是优秀的，但也的确是有缺陷的。它的优秀与缺陷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和忽视它的原因。然而，正是由于宋朝的缺陷，后人对于宋朝的评价，也常常只强调它的不足。尤其是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时，宋朝似乎只剩下了缺陷。近百年来，关于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定论，其中不少与真实相差较远。现代人对于宋朝很多结论性的定见，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受某些西方理论的影响，用理论强行框定现实的结果。这些关于宋朝结论性的意见，影响了我们了解真正的宋朝，也影响了我们认识它真正的价值。本书在适当的地方，对于当今某些关于宋朝的定论，也做了一些辨析。
宋朝的一幅画《清明上河图》举世闻名，看着这幅画，我有时会想：与画中的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会不会更幸福？但是，《清明上河图》完成后不久，北宋便遭遇了靖康之变，汴京的繁华惨遭破坏，只留下《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供后人凭吊。这幅画的创作者张择端在南宋建立18年后去世。面对昔日的繁华毁于一旦，真如一场云烟般消失，我们能体会这位画家的心情吗？21世纪重读宋朝，我们已经换了一种眼光，换了一个空间，换了一种心态，因为，宋朝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即便在21世纪，依然有一种神奇，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今天与宋朝的藕断丝连，迫使我们多花点时间，重读宋朝。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最特殊的一个朝代，北宋和南宋加起来，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社会后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朝代。它是最开明、最自由的朝代；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朝代；它是宦官、外戚危害最小的朝代；它不是被内部农民起义推翻的朝代；它还是诗词文章最精彩的朝代；还是包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杨万里等无数优秀知识分子生活的朝代；还是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李清照艺冠群雄的朝代；……，它也是“国破山河在”的朝代；它还是令“尽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的文天祥壮志难酬的朝代；……宋朝，最为后世荣，最为后人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