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实例说明，决定经济表现的因素有以下几点：其一，实体经济中财富的生产能力。《利息理论》一讲解释得很清楚，财富就是未来收入的折现值之和，而它之所以能带来未来收入，是因为它有生产能力。所以，即使财富的价值形态被贬损，但实物形态的生产能力仍得以保持的话，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把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归结于技术进步——因为增加资本或劳力的投入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经济增长，但受到“边际产量递减定律”的约束，不断增加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终有一天增长速度会慢下来——，其实是因为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财富的生产能力。从“边际产量递减定律”的角度来看，增加资本或劳力的投入是沿着同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边际产量曲线移动，而技术进步的作用则是使得整条边际产量曲线向右移动。
顺便说一句，凯恩斯为了说明市场自由运作会导致总需求不足，一方面是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来说明消费不足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还提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来说明投资不足造成的总需求不足。这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其实是边际产量递减定律的一个应用，然而凯恩斯显然是完全忘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否则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如果光是这个递减定律在发挥作用而没有技术进步的话，岂不是早就应该穷困潦倒到猪狗不如的地步？
其二，人们的预期。财富是死物，要靠人去使用财富才能把它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如果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悲观，一方面是前面批判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时指出过的那样，人们会采取防御性措施，把消费支出花在无助于增加未来产出的购买保险之上；而对于容易流动的资产（财富）而言，它甚至会流出国外——日本大地震之后的高端人才离开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而直接减少了一国之内的财富。
其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否有脱节。《货币理论》一讲已经以货币为虚拟经济的代表，详细地解释了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为了协助实体经济的运作，也就是说，它是用来降低实体经济运作的交易费用的。然而，虚拟经济的价值衍生于实体经济，如果与之脱了节，则反而会干扰了人们对实体经济的正确认识，也就是增加了信息费用，使得人们没法正确地使用财富，财富的生产能力也就没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从而导致产出下降，经济表现欠佳。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各东南亚小国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在危机前是被高估了的，与其经济实力脱了节，因此货币贬值至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之后，政府也没乱花钱对经济造成额外的负担，经济也就很快恢复过来。
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是高风险的次贷加上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导致“毒资产”发行过多，与房地产市场这实体经济脱了节。毒资产一天不清理干净，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脱节就没法得到纠正，经济复苏自然是遥遥无期。
09年开始的欧债危机，则是欧元汇率对于以希腊为首的“欧猪五国”这些竞争力薄弱的国家来说是太高了，也属于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脱了节的情况，跟97年的东南亚国家是类似的。只是东南亚国家有各自的货币，让货币贬值到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程度就能迅速恢复元气；可是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要解决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就必须把经济实力提升到与坚挺的欧元相适应的地步。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吧。比如希腊的产品平均价格是2欧元，假设美元与欧元的汇率是1:1，则希腊产品在国际上的平均价格是2美元。可是生产同样产品的中国只卖1美元，相比之下希腊产品明显是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希腊有自己的货币，它可以搞货币贬值到与美元的汇率为1:2，则2元希腊货币的产品在国际上是1美元，就能跟中国的同样产品竞争了。但现在希腊使用的是欧元，无法自主贬值，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产品价格降到1欧元，这样即使兑美元的汇率仍保持1:1，它的产品价格在国际上也能降到1美元，与中国产品竞争而不落下风。但怎么能把产品价格降到1欧元呢？那就要削减成本，包括下调参与生产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因此必须取消最低工资法、打掉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工会、削减福利以减轻企业负担——福利即使是由政府来承担的，最终必定是要通过向企业、个人征税来支付……显然这需要经过痛苦而漫长的制度与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其四，交易费用占国民收入或社会财富的比重。以上的第二、三点其实都与交易费用有关：人们对未来预期悲观，那是风险（交易费用）上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那是虚拟经济协助实体经济运作的制度出了问题，带来制度费用（交易费用）上升。结合上面的第一点就很好理解：财富的生产能力客观地存在于那里，但人们未必能把它们的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除了技术水平的约束之外，交易费用就是另外一大妨碍。
但交易费用对人们使用财富发挥其生产能力的影响，可不仅限于上述的第二、三点。现实中交易费用太高而影响了经济表现的，最常见的情况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先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一个人掌握了在石头上种出粮食的技术，如果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人对这项技术的产权，他会转让这项技术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人一定是最擅长种植粮食的人，否则他无法出高价把其他竞争对手淘汰出局——，使整个经济的粮食产量增加。于是这样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财富（石头）的生产能力，使得经济中的新财富（粮食）增加了。但如果没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人对这项技术的产权，他不会告诉别人，而是自己悄悄地使用这项技术生产出粮食，卖到市场去赚钱。可是此人擅长发明新技术，却未必是最擅长种植粮食的人，因此使用同样的技术他却没能使粮食产量增加得比前一种情况多，这差额反映了知识产权不受保护所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更进一步，如果这个人连对粮食都没私有产权，他利用这项技术种出更多粮食也不能为他带来收入增加，他就会什么都不做！于是，虽然技术存在，石头存在，却就是没有新的财富创造出来。这就是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所造成的交易费用妨碍了人们使用财富发挥其生产能力的典型。
上述的例子是虚构的，以下再举一个张五常在旧版《经济解释》卷三中写到的真实例子：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量港资企业进入珠三角地区设厂。刚开始时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自由招聘工人，而是由政府派遣“国家职工”去厂里工作。这些国家职工的工作时间与工资都是由政府规定的，还不能随意解雇。于是这些国家职工工作散漫，长睡午觉。港资企业最后都不肯雇佣国家职工，争取到自由选择“合同工”，并且签订的是件工合约。情况立即大变：工厂八点才开门的，工人七点就已经在门外等候，不但午觉再也不睡了，连下班时间到了都还要继续工作。一夜之间，产量暴升一倍以上；80年代中期广东好些地方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50％以上！从“国家职工”转为件工合约下的“合同工”，是劳动力的产权从含糊不清的国家所有界定为清清楚楚的私人所有，于是交易费用急降，财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急升，经济大幅增长自然是不在话下的。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交易费用上升，其实是因为发生了租值消散，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后面的讲义再作详细讲解。
上一讲提到过，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中的“永久收入”其实就是《利息理论》一讲中介绍的“年金收入”。把经济表现用财富变动来反映，可以应用费雪的财富方程式W=Y/r来作进一步的理解。
凯恩斯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使得国民收入Y增加，而且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是多倍地增加。但上一讲已经批判过这个主张——政府支出只能增加人们的暂时收入，既不能影响暂时消费，也不能影响人们的永久收入（年金收入），也就增加不了人们的永久消费。
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呢？根据上述费雪的财富方程式，当收入因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大跌时，如果利率不能跟着大跌、甚至跌得更大，财富会随之而大跌。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逻辑，是要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使利率（货币市场或资金市场上的价格）下跌得至少比收入的下跌一样多，以保持人们的财富不减。然而货币政策用于影响利率而不是稳定货币价值，迟早会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而带来更为不良的后果。更不要说，《货币理论》一讲指出过，如果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很悲观的话，经济体内有效的货币供应量未必会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增加。
前已述及，提振经济的关键是改变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其实质就是增加他们的永久收入。降低交易费用是一个大方向的原则，这里只具体说一下改变预期的做法。政府最能有效改变的，是企业的预期，因为通过废除最低工资法之类妨碍企业经营的恶法，企业就能较为容易扭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从而扩大生产，增加供给。
凯恩斯根据其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都着重于增加总需求，但上一讲最后提到的“伊萨定律”表明，增加供给可以自动地创造需求——只要货币政策不出错，货币保持中性。要增加供给，当然不是政府去供给，而是改变企业的悲观预期去增加供给（其实就是刺激投资支出）。企业要生产，首先就要购买生产要素，一方面立即增加了就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全部要素的产权人（包括劳动力的产权人，即工人）的收入，使他们增加消费支出有了基础与前提。这些生产使要素的产权人获得的收入，可是永久收入。因为企业只要一直经营下去，年年都有生产，年年都会购买要素，年年都提供收入给要素的产权人；不像国家的财政投资，今明两年投完了，后年还投不投那是天晓得；而如果一直投下去就等于以国家生产取代了企业的私人生产，计划经济重临矣。而当企业生产完毕，产品在市场上卖出之后，生产者自己有了收入，又可以去增加消费和投资了。事实上，有一个反对凯恩斯的学派称为“供给学派”，其主张的本质大体如是。
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本部分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