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当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工人的磨洋工行为，例如他规定工人一小时之内至少生产出 10 件产品，否则时间工资会被削减。但这样一来，经理照样要获取工人一个小时能生产出 10 件产品的信息，计件工资定价困难的交易费用又有一部分回来了。姑且不论像秘书那样的工作实在很难硬性规定一个小时内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服务，就算可以，工人仍然有磨洋工的空间——他在一小时内是生产出 10 件产品，但产品的质量较差，于是比起生产出质量较高的产品，他所付出的辛劳较低。这质量下降所带来的损失，还是交易费用的上升。经理于是又要详细地规定产品的质量，这在计件工资之下其实也是需要监管的，因为计件工资只是“计件”，不规定产品质量加以监管的话工人会倾向于以降低质量为代价来增加产量。经理还可以自己或派人站在工人身边，现场监督工人生产，那就要向监督人（他自己或别人）支付工资，这也是交易费用上升。
总而言之，不同形式的合约（直接订价与委托于时间之类容易量度的东西而间接订价），可以节省某些交易费用，但也带来另一些交易费用的上升，自私的人的选择当然是节省交易费用较大、而带来交易费用上升较少的合约。除了这里所说的件工合约、时间工资合约之外，还有分成合约（如提成、分红、奖金），而且这些合约还可以结合使用（如时间工资合约与分成合约往往结合使用）。
任何合约，都会选择一个或若干个特质（ Property ）来作为直接订价的指标——如件工合约量度产品数量，时间工资合约则是时间量。这些选作直接订价的指标，一定是量度费用（订价的交易费用）较低的。因为它们是被直接量度的，又是容易量度的，因此监管其履行的交易费用也较低。但那些没有被直接量度订价的特质——如计件工资下的产品质量，时间工资合约下的磨洋工行为——，监管其履行的交易费用就较高，有时甚至高得要放弃对其进行监管，这时交易费用就是不监管导致不履行所带来的产品收入下降的损失。要降低监管方面的交易费用，可以增加直接量度的特质，但量度方面的交易费用会上升，自私的人的选择当然是增加直接量度的特质，直至量度方面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与监管方面的交易费用的下降，在边际上相等。
总结上述的分析，在市场的交易费用足够低时，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无法分开，最终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购买的是产品，也是生产要素，或者换句话说，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产品价格决定的——由此而来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他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获取的收入所决定的，不是企业决定的；政府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如规定最低工资，或赋予工会以行政垄断的权力，其实是间接干预了产品市场。
当市场的交易费用上升——如对产品直接定价的量度费用上升——，人们转向对生产要素的其它容易量度的特质直接定价来作为替代，于是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就分离了。但两个市场分离，并不意味着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的联动关系不复存在，只是中间的链条变得复杂起来而已，生产要素价格（如劳动力的工资）最终仍然还是取决于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政府干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也最终会是干预了产品市场。直接量度定价的特质，是以合约中的价格条款规定，类似于市场成交，受市场的无形之手指导其使用，也不需要监管；但没有直接量度定价的特质，则要以合约中的使用条款规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指引，那就需要经理的有形之手来指导，还要加以监管，从而带来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交易费用）的上升。这样，合约有结构性，不仅有价格条款，还有使用条款，后者是为了监管那些没被直接量度定价的特质而制定的。
前面对一般化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分析，在传统或教科书经济学中属于微观的范畴；接着转向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再接下来还是分析劳动力市场，但分析的是失业这一现象，在传统或教科书经济学中却是属于宏观的范畴了。
先说一个介乎于新制度经济学与微观、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问题：如果由于政府干预市场自由运作的政策而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于市场竞争决定的均衡水平，会违反了前述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当然，这只是因为没有把政府政策所造成的交易费用考虑在内而已——，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它所分得的收入份额）高于它为生产作出的贡献，这会侵占了其它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份额——所以政府这种政策的本质是侵犯私人产权，是侵犯了其它生产要素的收入权。这就是张五常提出的“租值蚕食”理论的内容！因为租值就是资产（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参与生产的某种生产要素获得高于其贡献的收入，必然要以蚕食其它生产要素的租值为代价。例如，政府推出“最低工资法”，均衡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如果不被解雇，其它生产要素的租值如果表现为上头成本，是会被蚕食了的，因为根据《直接成本与上头成本》一讲的内容可知，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企业的上头成本下降，但只要不切进直接成本，企业会继续经营下去。
不过我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觉得租值蚕食最好是从整个社会——而不是某家企业——的角度来看。因为企业面对租值被蚕食，即使它因为存在着上头成本而不会结业，也可以选择解雇不值得拿到那个高工资的工人来避免损失。所以租值蚕食最好是从整个社会出现了失业而导致产出下降、财富减少，也就是租值受损来看。如果政府进一步以失业救济金的福利制度来养起失业者，政府这些支出其实最终是要由纳税人埋单的，所以企业不雇佣工人给他发工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纳税人通过政府的失业救济金给他发工资。这时候是纳税人的租值（收入）被失业者所蚕食。失业救济金通常是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乍一看起来似乎让工人失业而接受救济所导致的纳税人的租值被蚕食，要低于企业以过高的最低工资去雇佣他所导致的企业的租值被蚕食。但如果企业雇佣了工人，虽然他对生产的贡献低于他拿到的工资，但这工人至少还是作出了一些贡献；可是失业者是白拿救济金的，对社会毫无贡献可言。所以二者的租值损失孰高孰低还说不准。
那如果政府不搞失业救济金的福利制度呢？姑且不论失业者心怀怨愤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带来政府的管治成本上升，失业者的选择有二：或者索性赋闲在家，或者在街边摆卖做小贩。如果失业者选择赋闲在家，这跟富二代选择的“自愿失业”有本质的不同。富二代是因为财富多，认为闲暇的价值高，外面给他的工资不高于闲暇的价值，他就不会出来工作，这时整个社会并没有因为富二代不工作而租值下降，因为他享受闲暇所获得的非货币收入（“闲暇”这无形物品的使用价值）高于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租值）的。失业者却并没有认为闲暇的价值高，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是高于闲暇的价值的，他是愿意工作的，但没有企业愿意雇佣他而已。失业者享受闲暇所获得的非货币收入是低于他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的，所以整个社会确实因为失业者没工作而租值下降了。
如果失业者选择在街边摆卖，那他其实是回到个体户的状态，通过自我雇佣来消除失业。这时虽然没有失业，但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法，这个人会宁愿选择进入企业被别人雇佣——这一定是因为他从企业那里得到的虽然是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但仍高于他在街边摆卖做个体户所获得的收入——，否则无论有没有最低工资法，他都会早就选择做个体户了。现在因为有最低工资法而导致没有企业愿意雇佣他，他只好去做个体户，得到的收入不但是低于最低工资水平，也低于没有最低工资法时在企业就职的收入，这说明他的劳动力租值下降了——劳动力没有蚕食别的生产要素的租值，但它的租值下降了，因此整个社会的租值还是因最低工资法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