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最热情的啦啦队长，她曾给当地报纸打电话，要求他们 为我的一点点成功—无论是从马萨诸塞大学毕业还是获得博士学位— 发消息。然后她将这些剪报贴在一个剪贴簿上。在这方面母亲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

显然，母亲是我们家维持纪律的人。一次，我的父亲看见我在他 的列车上，那次是我和几位同学逃学到南波士顿去庆祝圣派特里克节 (St. Patrick誷Day)。父亲当着我的朋友的面什么话都没有说—尽管我们当时都在喝着50美分一瓶的廉价麝香葡萄酒。

不过父亲简单地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把我叫来，狠 狠地惩罚了我。还有一次，我没有去参加圣坛的男童排练，而是去我 家附近的梅克公园结冰的湖面上玩冰球。玩的过程中，我一个不小心掉到了湖里，搞得全身湿透。为了掩饰所发生的一切，我脱下我的湿 衣服，将它们挂到树上，然后在下面生起一堆火烤衣服。在1月的严寒中，我一边打着哆嗦，一边等着衣服干透。

起初，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掩饰办法。不过这种想法在我 一跨进家门口便荡然无存。

我母亲只用了一秒钟就闻到我衣服上的烟味。逃避圣坛男童的活 动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她平时要将耶稣受难像挂 在墙上，手持念珠祈祷，还把我们教堂的老牧师詹姆斯·克罗宁神父尊为圣徒。于是她让我坐下，逼我做忏悔，然后自行实施惩罚：把我 脚上的湿鞋脱下来，用力地打我。

虽然母亲很严厉，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温和的人”。有一次，那时 我还不到11岁，我在经过本城的狂欢节队伍中偷了一个球。你知道，就是那种你可以扔出去，将金属的牛奶瓶从底座上打下来赢得一 个“丘比特仙童(Kewpie)”玩具娃娃的球。

没过多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个球，并问我球是从哪儿来的。当我 承认这是偷来的时候，她便坚持让我到克罗宁神父那里去，把球还给 他，并忏悔我所做的一切。因为所有的牧师都认识我这个圣坛男童，所以我相信，我在忏悔室里一张嘴，他们就会认出我来。我很害怕他 们。

我问母亲能否将球扔到北河(North Canal)里去，那是一条穿过城 镇的混浊的小河。和她谈判了一番之后，她同意我这样做。于是母亲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北街的桥上，看着我将球扔到了河里。

还有一次，当时我在读高中毕业班，我给肯伍德乡村俱乐部最吝 啬的一个会员当球童。那时候，我在那儿已经当了差不多8年的球童 —就我的个人利益来说，时间也许太长了一点。我们打到了第6洞， 从球座打出的球只须飞出100码，就可以越过池塘。而今天，这家伙 居然径直将他的球打到了池塘里，离岸边至少有10英尺。这时他要我脱掉鞋和袜子，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

我拒绝了。而当他坚持的时候，我说了句见你的鬼去吧。同时我 还把他的球杆也扔到了池塘里，告诉他你自己去找球和球杆吧，然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所做过的一件蠢事，甚至比我将冰球球杆摔到场地上还要 糟糕。尽管母亲非常失望，因为这件事情是以我的俱乐部球童奖金为 代价的，但是她看上去好像很理解我的感受，她可以就这件事好好教训或惩罚我，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另外一个更令人失望的事情是：我丧失了一个获取可免除四年大 学学费的海军ROTC(后备军官训练队)奖学金的机会。在塞勒姆高 中，我们一共有三个人通过了海军的考试：我和两位最好的朋友—乔 治·赖安(George Ryan)和迈克·蒂夫南(Mike Tivnan)。我父亲为我搞到了州议员的推荐信，同时我也通过了一连串的面试。我的朋友也都通 过了考试。乔治免费去了塔夫茨大学，迈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希 望能够去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哥伦比亚大学，但是海军却拒绝了我。

我始终都不知道个中的原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拒绝最终成为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在 塞勒姆高中，我是一个为了学业而勤奋学习的好学生，不过并没有人 说我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我申请了马萨诸塞大学的阿默斯特分校。这是一所州立大学，学费每学期50美元。加上食宿费用，总共不超过 1,000美元，我就可以得到学位。

除了我的一个表兄以外，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 没有家庭的楷模或者榜样去仿效，只有叔叔比尔·安德鲁在塞勒姆的 发电站当“工程师”。我非常喜欢“工程师”的头衔，而且发现自己对化学情有独钟，于是申请了化学工程专业。

我对大学的一些程序和要求知之甚少，我几乎都没有去过那些地 方。我没有考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以为在ROTC海军考试中的成 绩已经足够了。我一直到6月，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几天，才得到 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肯定是被排在了尚待考虑的名单中—这一点不得而知。事实证明，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大学，而不是我心目中想去的达特茅斯或者哥伦比亚，到头来对我的好处可能更多。在当时的 马萨诸塞大学，我所面对的竞争使我更容易脱颖而出。

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学校的第一 个星期却并不是很好。我非常想家，以至于母亲驾车三个小时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她想给我打打气。

“看看周围的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家。你和他们一样 优秀，而且还要出色。”

她说得对。回想在塞勒姆的时候，我打球，什么活动都参加一 点，从当我们高年级学生班的司库，到当冰球队和高尔夫球队的队 长，不过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过夜的野营活动。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条硬汉子，老于世故而且独立性强，可 我完全被离家上学的感受击垮了。和其他一些同学比起来，我似乎还 远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们这里有从新英格兰大学预科班来的学生，有从久负盛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来的学生，他们在数学方面都比我 强。我还觉得物理非常复杂。

我的母亲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她那些激励的话确实奏效了，不 到一个星期，我便不再忧虑了。

我挣扎着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年，不过在考试中我的成绩还不错， 可以得到3.7的平均分(4分相当于优)，在以后的四年里，我年年都出 现在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申请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并搬到了他们在校园池塘旁的集体宿舍。我们这个集 体的啤酒消耗量总是名列前茅，而且深夜纸牌游戏和派对玩得比谁都 凶。

这是一群非常不错的年轻人，尽管我们遭到过一两次留校察看， 但我还是能够一边玩得非常疯狂一边仍然做完作业。我喜欢这儿的氛 围。

我在马萨诸塞大学的教授们，特别是化学工程系的主任厄尼·林 德塞(Ernie Lindsey)，一直将我作为宠儿来培养。厄尼比较喜欢我并在整个学业中指导我，就好像我是他的儿子一样。和我的母亲一样， 他的支持给了我很多的信心。我曾经获得几份化学工程的暑期工作， 一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附近的太阳石油公司 (Sun Oil)，一个是在俄亥俄的哥伦比亚南方公司(Columbia Southern)， 现在的PPG工业公司。1957年，我是大学里两名获得化学工程学位的最优秀学生之一。如果我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我可能只会成为一名 中等生。我自豪的父母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作为毕业礼物。

在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很多公司都对我表示了接收的意愿。 我有很多很好的可以选择的工作。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告诫我应该去研 究院继续深造。我拒绝了公司的邀请，并决定到尚佩恩(Champaign)的 伊利诺伊大学继续学习，因为我获得了那儿的奖学金，而且这所学校 一直都稳居化学工程研究能力排名的前五位。我想对我的专业来说，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我来到新学校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生，并约 她出去玩。我们这次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太尽兴了，最后来到树林中的 校园停车场旁边。我那辆大众车的车窗上蒙上了一层水雾，这时一道强光突然射了进来。那是学校的保安警察。接着，尴尬的我们就被抓 了起来。我吓呆了，担心随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后果。

1950年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社会风气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而我正好又在更保守的中西部。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校园派出所，并把我 们关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才让我们回家。

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我想我可能会失去一切：我的奖学金、获 得硕士学位的机会、我的事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想到了母亲， 如果她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的命运将在星期一见过教务长后见分晓，他将最后决定如何执行纪律。

星期日的上午，我积聚了全部的勇气给哈里·德雷克莫(Harry Drickamer)博士打电话，他是化学工程系主任。而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那粗暴的名声。虽然我很害怕，但我知道他是我惟一的希望。

“德雷克莫博士，”我说道，“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校园警 察因为我瞎胡闹抓住了我。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我需要帮助。”

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当时我的裤子差不多都快湿了。

“该死的，”他回答道，“在我所有的研究生里，你是第一个做出 这种事情来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好了，不过你从现在开始最好系好 自己的裤子！”

德雷克莫所做的一切将我从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我仍旧需要面 对与教务长的艰难交涉，但是我没有被驱逐出校。然而，这次恐怖事件之后，我和哈里走得更近了。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同样把我当做儿子一样看待。我们为橄榄球比赛打赌。我们在新闻上发生 争议。在楼道里，哈里总会无情地嘲笑我，不是因为红袜队的事揶揄 我，就拿我日渐稀少的头发开玩笑。

哈里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在我整个研究生 学习中指导了我。我需要这种帮助。在伊利诺伊，我不如布鲁克林理 工、哥伦比亚或明尼苏达的同学准备充分。所以在我的第一学年里，我同样也是挣扎着通过的。我必须为我的成绩而奋斗。我怎么看都不 像一个明星。

1958年，我完成了在伊利诺伊的第一学年，本来可以硕士毕业了，但当时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我没有20份工作等着我，只得到两 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塔尔萨(Tulsa)附近的俄克拉荷马石油精炼厂， 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Rouge)的乙基(Ethyl)公司。在去 乙基公司面试的飞机上，我和我伊利诺伊大学的伙伴在一起，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空中小姐过来对我说：“韦尔奇先生，想喝点什 么吗？”然后她转过去对我的同事说：“加尔特纳(Gaertner)博士，想喝点什么吗？” 我觉得加尔特纳“博士”比韦尔奇“先生”听起来悦耳多了。我需要 做的只是再呆上几年罢了。所以我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决定留在 校园里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市场不景气，而且我非常喜欢我在伊利诺伊的教授们，特别是德雷克莫和我的论文指 导老师吉姆·威斯特沃特(Jim Westwater)博士。

在研究院，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生活几乎都是在实验室 里度过的。早上8点来，晚上11点回家。有时候我仿佛觉得人们是以 你灯亮的时间来判断你的。我的论文主要是写蒸气供应系统中的凝结 问题。所以我会花数小时气化水并观察气化水在一个铜盘上凝结。

日复一日，我用高速照相机拍摄表面上凝结的水滴的几何图案。 我从这些实验中推导出了热传导方程。可笑的是，写一篇毕业论文让 一个人完全沉迷于其中，还以为自己是在做诺贝尔奖工作哩。

在吉姆·威斯特沃特的强有力支持下，我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 了博士学位，几乎比所有人都要快，因为一般说来，一个典型的研究 生需要四到五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我根本不是攻读学位的天才人物。为了学位所要求的两门外语的达标，有一年暑假我连续三个月都 在学习法语和德语。我走进考试的教室，把脑袋里的东西往外倒。我 往脑子里灌输的所有东西都从脑袋的另一边倒了出来。我倒是通过了考试，但是如果一周后你再问我一个法语或德语单词，我肯定答不出来。我的“知识”在我交上考卷后，立即就被清空了。

尽管我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工作。有 很多更聪明的学生完成他们的论文有困难，他们得不出一个结论，而 我，则完全是因为急躁的性格帮了我。

我一直觉得化学工程是商业职业所需要的最好的背景之一，因为 课堂作业和必需的论文都教给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许多问题都是没 有限定答案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的思维过程。一道典型的考试题可能会像这个样子：一个滑冰者重150磅，在冰面上溜8字花样，冰层厚一英寸。温度每10分钟升高一度，一直到40度，同时风速是每小时20英 里。那么这个滑冰者什么时候会掉进冰里？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这对于大多数商业问题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帮助你更为接 近事物阴暗的一面。很少会有非白即黑的解答。而且在更多的情况 下，商业中对嗅觉、感觉和触觉的要求和数字一样重要，有时甚至重于数字。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待完美答案的话，则会错过整个的世界。

等到1960年我离开伊利诺伊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肯定什么是自己 喜欢的，什么是自己想要做的，还有同等重要的就是，什么东西是自己不擅长的。虽然我的专业技术还算可以，但无论如何我都不是最出 色的科学家。和我的很多同学相比较，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我属于那 种喜欢人胜过喜欢书、喜欢运动胜过喜欢科技发展的人。我认为对于一份既涉及技术、又涉及商业的工作，这些能力和兴趣将是非常适用 的。

我的这种体会有一点像昔日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当 不错的运动员—但远非是非常出色的。我想做的一些事情使得我和绝 大多数博士有所不同。他们一般都会步入大学的课堂去授课，或者到实验室去做实验。我曾经不很认真地考虑过教书，甚至接受了锡拉丘 兹大学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面试，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这种选 择。

除了学位、长久的友谊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伊利诺伊还给了我 另外一样东西：一个了不起的妻子。我第一次看见卡罗琳·奥斯本 (Carolyn Osburn)是在学校的天主教堂里，那时是四旬斋(复活节前40 日)，她和我都在那里做弥撒。不过直到一个共同的朋友在市中心的 酒吧里介绍了以后，我们才算真正认识。

卡罗琳身材修长，漂亮，练达，聪慧。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玛丽埃 塔学院毕业，并且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每年1,500美元的奖学金，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9年1月在篮球赛上第一次约会以后，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5个月后，我们订了婚，并于11月21日，也就是在我24岁生日后的两天，在她的故乡伊利诺伊的阿灵顿结了婚。

我们蜜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驾着我的大众车穿越乡村、进入加拿 大，去接受几份工作的面试。非常幸运，我得到了好几个工作机会， 但其中只有两个比较合适：一个是在得克萨斯州贝汤(Baytown)的埃 克森(Exxon)公司研发实验室工作，一个是在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 (Pittsfield)的GE新化学开发部门工作。 GE邀请我去匹兹菲尔德，在那里我遇到了丹·福克斯博士(Dan Fox)，他是负责公司新化学构想的科学家。这份工作非常吸引我。开发小组的规模比较小，主要是从事新塑料的研制工作。我觉得能够回 到马萨诸塞很好。福克斯就像我以前的教授一样，给我的印象是睿智 而且值得信赖。在福克斯身上，我看到了一名教练和楷模的风采，他能使每一个和他共事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在GE公司内部，福克斯已经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因为他为公司 发明了历新(Lexan)塑料。GE在1957年就开始销售历新了。这种产品是玻璃和金属的替代品，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从电热咖啡壶到超音速 飞机机翼上的轻型涂料，几乎无所不包。

和其他发明者一样，福克斯早已准备好着手下一个项目了，他希 望能够率先研制出一种叫做PPO(Polyphenyleneoxide，聚苯撑氧)的热 塑产品。他告诉我PPO将会是下一代的伟大产品。他向我描述了这种产品无可匹敌的耐高温特性，还说这种产品甚至可以替代热水铜管和 不锈钢医疗器械。他告诉我说，我将是第一个负责把塑料从实验室里 拿出去投入生产的员工。于是在一周之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1960年10月17日上班的第一天，我马 上就感到失望了。

仅一年的时间，GE的官僚作风几乎迫使我离开这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