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角逐的第一个分水岭终于在1979年8月初到来了，此时距我初次来到费尔菲尔德正好18个月。8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雷吉在纽约州拉伊(Rye)的盲溪乡村俱乐部(Blind Brook Country Club)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会后，雷吉告诉他的两位副总裁：他决定将候选人名单缩减到三人：我、柏林盖姆和胡德。

剩下来的候选人面临两条出路：要么保留目前的工作，要么走人。他说他决定在第二天早晨的董事会会议上征求意见—提名我们三人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而杰克·派克和当斯在年底之前不得不退休。

第二天早上，杰克·派克和当斯在董事会会议上都发表了对雷吉提名我为第三候选人的反对意见。在董事中至少有一位强权人物表示了对斯坦·戈尔特的支持。由于阿尔·威的财务经验很受一些人的青睐，所以在会上至少有三人先后表示了对其的支持。然而，董事会最终倾向于雷吉的方案，包括杰克·派克和当斯，他们让了步，使得提名获得一致通过。

为了自己的荣誉，沮丧万分的杰克·派克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希望你是从我而不是其他人那里知道这一切—我并不支持你，同时，我并不认为你是今后掌管GE的合适人选。我不希望看到你将这个公司推向衰亡。”我很钦佩他的直率和勇气，但是，我丝毫不敢苟同他对我的评价。

多年以来，我一直不知道，其实雷吉在当时已经作了决定—让我做GE下一任CEO。但是有几个董事青睐另外几位候选人，所以雷吉将我们三人同时推为副董事长，这样做也是期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改变其他董事对我的看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坦·戈尔特、汤姆·范德史莱斯、威、杰克·派克和当斯先后离开了GE。而在随后的两年中，柏林盖德、埃德·胡德和我直接向雷吉汇报工作。以前那种政治化的阴霾已不复存在，雷吉通过他那著名的“飞机面试”，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我们三人将和衷共济。是的，我们的确做到了。

到了最后见分晓的时候了，雷吉要求我们作为副董事长、董事和公司代表，每人各自写出一份详细的自我鉴定书。他还要求我们写下各自的成长历程，以及我们将如何面临雷吉提出的“乘务员”的考验—这就是公司应该奉献给社会的东西。

此时我仍然担心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雷吉和董事会可能因为我的年纪把我筛下去。我太年轻了，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才44岁，柏林盖德已经58岁，埃德·胡德也有50岁了。我想在自我鉴定书中作出一个保证，如果我当选的话，我不会连任多于10年的。年轻意味着我如果当选，就会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待上过长的时间，当时我的想法是通过承诺来打消董事会对年龄的顾虑，并表示我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待得过久。

我将这些忧虑告诉我的一位密友“洛菲”安东尼·洛弗里斯科 (Anthony“Lofie”LoFrisco)，他认为我简直是疯了。他是纽约的一位律师，是我来费尔菲尔德后在银春乡村俱乐部(Silver Spring Country Club)结识的朋友。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新迦南(NewCanaan)的寓所的游泳池旁，我们为这个“任期年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他坚持认为我会为我的承诺付出代价。

“你应该知道，一旦你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你就不会离开，他们惟一能让你走人的办法，就是用煤渣砖将你的办公室砌成坟墓。”“拉倒吧！你这个疯子。”我说。拉里·博西迪和他的一家当时都在，而拉里也站在洛弗里斯科的一边。最后，我只得妥协。(在其后10年中，洛菲无数次提醒我：在我成功入主GE这个问题上，他居功至伟。)

我后来发现，我对年龄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但问题也并非那么严重，两个董事当着雷吉的面表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雷吉要任命我，也应该有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先把董事长的职位交给柏林盖德，然后再给我。雷吉随即否决了这种意见，他明确地告诉董事会的所有人，如果韦尔奇得不到董事长的职位，那么，他必定会走人！

他说得对。

我花了大量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8页的自我鉴定，交给了雷吉，并在上面标明：“这也许比我们俩需要了解和希望了解的那个韦尔奇更多。”现在看来，那份鉴定书过于严肃和正式了。但是，这是一个 44岁的人要战胜自身不成熟形象所作出的努力。在其后20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坚持贯彻其中的很多思想。

在这里面，我首先谈及很多同事抨击我的关键问题：我的不成熟和不敏感。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在GE这20年来的全部经验，加上我个人的成长历程，将足够满足董事长位置对所谓成熟和敏感的需要。

针对我过分苛求的天性，我是这样写的：“当我要求我的部下高质量完成工作的时候，我首先提醒自己，要同时为有前途的员工提供无数‘竞相提高’的机会，并尽可能创造一种和谐的氛围，以吸引那些有才干、有抱负的人。”我用一段简短的语言总结我对领导艺术的看法：“同我工作的人必须勤奋地工作，同时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尽管刚开始时做不到，但到最后，我希望他们都能因为获得了自己不曾想到的成功，从而增强自尊和自信。”

对于考克斯收购战，我坦言我更多的是从失败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我发现，华尔街对于一笔生意的成与败漠不关心，尽管它的成交额是数亿美元，而且它是非常诱人和显赫的产业里的交易。GE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一笔交易的影响显得无足轻重。

“这只能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企业必须为它的投资家们在经济周期中创造更加稳定而且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利润。”我写道，“我们的规模决定了这是惟一一种选择。要想完全实现这一策略，就要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中找到平衡。”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这些基本原则后来证明是多么地正确。

最后，对于自己今后的工作，我着重强调：“今天，雷吉先生，我们三个人同你仍存在很大的距离。但我相信，凭我的智力、阅历、纪律性和最重要的领导力，我会赶上你。通用电气就是我的职业生涯，而且年复一年，我觉得它对于我愈来愈重要。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将留待后人去评说，重要的是，我珍惜这个机会。”我在推销“跑道”—我的发展能力，这也是我在用人时所看重的东西。我总是把宝押在“跑道”上。发展能力对于一个人尽快进入角色至关重要。更多情况下，它赋予了工作以无尽的热情，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去实现自己。

在1980年夏天的投票选举中，我处于很有利的位置。我在人力资源部的一个好朋友戴夫·奥斯莱特能直接从特德·勒维诺处获得一些花絮。尽管戴夫直接向特德汇报，并且效忠于他，但他还是抵挡不住我这样一位好朋友对相关信息的不断追问。

我还记得在我家的一次聚会上，我将可怜的戴夫堵在了厨房的冰箱旁，追问他对最后谁能胜出如何预测。可能这是我最糟糕的一次侵权，谢天谢地，戴夫永远不会告诉我我在竞争中领先了，但他还是很无奈地用很多方式暗示我，其实我是最后的胜者。

1980年9月，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打电话来，向我发出一个不同寻常的邀请，此事给了我这样一个信息：我可能领先了。埃德·利特尔菲尔德(Ed Littlefield)1970年代末将犹他国际出售给GE，因而成为一个重要股东，他请我做他在加利福尼亚柏树针会员邀请赛(Cypress Point Member Guest Tournament)上的搭档。利特尔菲尔德在GE的董事会中任犹他国际的董事长。当他将犹他出售给雷吉时，他实际上已经是GE的最大股东之一。我相信，如果不是雷吉的亲荐，他是不会邀请我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赛普里斯角邀请赛，并受到一次极大的款待。埃德想将我介绍给他西海岸所有的朋友。我那爱尔兰人天生的好运又降临了。在高尔夫球赛的第一天，我们跳过了几洞，开始打第6洞。第7洞的标准杆是3杆进洞，我走近球座，用4号铁头球杆把球打进洞。这是我30年高尔夫生涯中惟一一次一杆进洞，而这恰好就发生在赛普里斯角邀请赛第二洞时。这无疑是一个好征兆，让我得以顺利地结识所有人。

利特尔菲尔德是能为我坦率直言的几位董事之一，他的支持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同赛·卡斯卡特(Si Cathcart)、G.G.米歇尔森(G. G. Michelson)、亨利·希尔曼(Henry Hillman)、沃尔特(当斯)、里斯顿 (Wriston)和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一样，是我的热心支持者。这6位董事中的5位在我接下来的工作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赛·卡斯卡特，伊利诺伊工具厂(Illinois Tool Works)的董事长，是一位非常容易相处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他。他非常通情达理，并对各种情形有着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在我担任CEO的日子里，赛·卡斯卡特每年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退休后甚至还答应我出任皮勃第的基德公司(Kidder)的老总，帮助它摆脱困境。这时我还对来自梅西公司(R.H.Macy&Co.)的董事会新成员G.G.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要等到几年之后，我才开始逐渐认识到她聪敏、富于创造性的一面。她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对后来我在GE所作出的每项决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亨利·希尔曼是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也是个冒险者，一个我非常乐于与之交谈的人。他聪明、富有而且有趣，从不对自己过分苛求。同我一样，他讨厌浮夸，经常这样问道：“我们是不是跑得够快了？”约翰·劳伦斯已经在GE董事会待了 23年，是一个波士顿的婆罗门和全球棉花贸易商，他搭乘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那种通勤车。他酷爱高尔夫球，经常在GE的赛事中与我来上一轮。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约翰也是雷吉的密友，并参与了选择的全过程。在我获任命之后，他随即光荣退休。

作为花旗公司(Citicorp)的董事长，里斯顿是董事会上极具影响力的董事，并且是1970、1980年代美国数一数二的银行家。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董事会迪斯尼世界之旅中。当时他极力想将丹尼斯·戴默曼(当时为GE总公司的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挖到花旗公司并委以重任。我当时走到他面前，同他开玩笑说，他虽然是GE的董事会成员，胳膊肘却朝外拐。

我想他当时把我的“攻击”当成了一件乐事。其实我当时的那种直率，要么是自讨苦吃，要么就成就一段非凡的友谊。事后证明是后者。沃尔特是个强硬而聪明的人，同时有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感。当他同一个他乐于交往的人在一起时，他是很富于支持力的。他从开始就一直支持我。

这些人都是董事会上支持雷吉的董事，他们同意雷吉于1980年的 12月15日走进我的办公室同我拥抱。那是一个严冬的星期一，雷吉告诉我我将得到董事长的位置，董事会在11月20日的晚餐会上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雷吉给了董事会成员一个月的时间去认真考虑这项决定，可以提出任何问题。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异议。雷吉告诉我，董事会将在12月19日星期五的会议上正式选举我为董事长。他随后解释道，埃德·胡德和柏林盖德将留下作为我的副董事长，他本人将帮我度过三个月的过渡期，直到4月1日我正式就职。

这一切全基于雷吉的勇气，结果将一个同“典型的GE执行官”完全背道而驰的人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经历了艰苦的奋斗。尽管我现在得到了职位，但一些愚蠢的政治化的东西仍然存在。举个例子让你们感受一下政治味有多浓厚：保罗·弗雷斯科(Paolo Fresco，当时的副董事长)回想起来曾在费尔菲尔德的走廊里遭到我的一个狂热支持者(当时是柏林盖德的手下，却支持我)近乎身体上的冒犯。他称弗雷斯科为一头“蠢驴”，仅仅是因为他效忠于自己的上司。我得到任命后不久，保罗来到我这里。

“杰克，”他用一种典型的意大利政客的语气说，“这是我的辞呈。你应该知道我支持柏林盖德，但我的候选人输了。”

我告诉他我反对辞职。我并不在乎谁支持我谁不支持我。这个意大利出生的好交际的家伙是我所遇见的最全球化的人，最后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使GE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大公司的道路上，他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在任命决定后不久，《华尔街日报》这样评价GE的决定—“一个活跃分子的传奇故事”。为了使我结识更多的名流，雷吉筹划于2月24日为我在纽约的海尔姆斯雷宫(Helmsley Palace)召开一个大型聚会，正好抢在我4月1日正式就职之前。雷吉打算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到我的身上。这是一次盛会，云集了当时美国最富号召力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一次盛大的聚会。我们还举行了舞会。所有人都很放松，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多喝了那么一点点，除了雷吉，他当时一直努力将我无一遗漏地介绍给在座的所有五六十位贵宾。他希望给我一个完美无缺的开端。然而当晚他请我讲几句话的时候，出于我的意料，他显然对我的言辞含混不清感到十分不满。

第二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我的办公室，我从未见到他如此愤怒。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雷吉对我说，“你让我和客人们都感到十分难堪。”

我感到震惊。我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以为昨晚是一次很棒的聚会。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我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我为我给雷吉带来的难堪而感到难过。我对他也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觉得他太拘谨了。我为自己感到遗憾，也许我没能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客人昨晚没有过得很愉快。他们不可能都在装假。我参加过的聚会太多了，分辨得出什么样的聚会是好聚会。

然而，在中午时，情况变了。

雷吉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道，“你看，我在三个小时里接到了20多个电话—众口一辞，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十年来在纽约参加的最好的一次聚会。我很抱歉，我对你的态度太苛刻了。每一位客人都感觉很好，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你和这次聚会的溢美之词。他们很欣赏你。昨晚我误会了。”

谢天谢地！我总算松了口气。我简直等不及要开始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