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人以理论的和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基本工具，科学技术的历史状况和发展程度也相应地影响着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思维方式是思维活动中相对稳定的模式、程序和习惯，是行动方式的观念形态。江泽民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1]世界的变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变化，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20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发展的世纪，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1]（第114页）现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也同时改变着人的原有活动方式，塑造着新的思维方式。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全方位的，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对思维方式变革的影响，只能有选择地进行。
    一  物理科学：非经典的世界图景
    物理学考察宇宙的起源与演化、物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基本规律，因而给出了物理学的世界图景。科学的世界图景深刻地影响着该时代的自然观与世界观，规定着相应的思维框架。20世纪之前的物理学世界图景是以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为标志的，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物理学的新发现，暴露出经典力学的世界图景已经无法容纳一些新的实验事实和理论模型。在涉及到运动速度接近或等于光速的物理过程时，在研究光、电磁场和微观粒子等的物理现象时，整个经典力学的基本观念，如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及其相互分离的观念，质量和能量分离的观念，运动的确定性描述的观念等，都受到了挑战。20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从物理学开始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命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物理学从近代到现代、从经典到非经典的转折点，是现代物理学的支柱。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思维方式意义在于，科学的发展开始走出牛顿，克服经典力学的束缚，实现世界图景的转换。
    相对论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主要论述电磁现象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传播，而广义相对论则主要研究引力理论。狭义相对论以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为基本假设，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引起了空间和时间的科学概念的根本改变。在狭义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与物体运动状态有关，时空不可分离；对一个观察者来说是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对另一个运动状态不同的观察者来说并不是相同的，因此同时性只能是相对的。广义相对论以等效原理、广义协变性原理和马赫原理为基本原理，以黎曼几何为数学工具，揭示了四维时空与物质及其运动的统一，引力场与时空几何的统一，引力与惯性的统一，更为深刻、彻底地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以牛顿—伽利略时空变换为标志的经典力学时空结构是一种无场的时空结构，狭义相对论所论证的洛伦兹—爱因斯坦变换本质上是电磁场的时空结构，而广义相对论提供了一种对于描述许多物理现象具体而又有效的时空结构。时空观是物理学的基础，时空观的根本改变标志着物理事件背景的更换，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描绘物理世界图景的新理论。
    相对论革命是为了解决经典理论与新的实验的矛盾而产生的，它表现出在理论与实验发生冲突时，怀疑、批判、超越、建设的科学精神及思维方式。爱因斯坦坚定地认为：“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的，或者是先验的正确的。惟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因此，一些旧概念，像绝对同时性、绝对速度、绝对加速度等等，在相对论中都被抛弃了，因为它们同实验之间不可能有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同样，欧几里得几何中的一些几何概念，比如‘平面’等，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2]因此，相对论革命是物理学基础的革命，它改造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如时间、空间、运动、质量、引力等，建立了超越经典物理学的新的理论坐标系，把物理学置于一个与现代科学和实验发展相一致的新的平台上，实现了新的综合。相对论在开创物理学革命的同时，也促成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科学家认为，爱因斯坦“不仅带给我们新的物理学理论，而且教给我们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凡是学习过他的理论的人，不可能再按他们过去的思维方法进行思考”。[3]科学革命建立了新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改变后，有点像把人们突然运送到另一个星球上了，在那里熟悉的对象是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的，新的思维框架展现了新的世界图景。
    量子力学是20世纪初开始在微观世界实现的物理学革命，其重要意义不亚于相对论革命。在量子力学中，适用于宏观物体的经典力学的定律、方法和思维方式不再适用。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但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则指出，量子力学已不能独立于观测过程之外去谈论粒子的行为属性了。想以任何事先规定的精确度来同时描述一个原子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做到要么十分精确地测出原子的位置，这时观测仪器的作用掩盖了我们对速度的认识，要么是精确地测定速度而放弃对其位置的知识，因为客体受观测工具的干扰。结果是量子论中表述成数学形式的自然定律所涉及的已不是基本粒子本身，而是我们关于这些粒子的知识。[4]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运动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概率。牛顿力学以确定性和决定性来回答问题，量子理论则用可能性和数据统计来回答问题。量子力学对于单个客体只能作出概率性的描述，量子力学规律在本质上是统计的。在经典力学中，物质运动的状态是用各物体的瞬时位置（坐标）和瞬时速度（动量）来描述的；在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是用波函数ψ来描述的，这个函数可以是动量与时间的函数，也可以是总能量的函数。在经典力学里，观测行为对于客体过程不产生明显的干扰，因此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描述客体的连续的因果关系；在量子力学里，对单个微观客体来说，观测行为对客体过程的干扰已不可忽视，它使客体的过程失去了连续性，一个实验对单独一个原子粒子所产生的结果一般不能预言。因此玻尔认为：量子理论的本性使我们不得不认为时空标示和因果要求是描述的两个互补而又互斥的特性，它们分别代表观察的理想化和定义的理想化；而时空标示和因果要求的结合则是古典理论的特征。[5]
    量子力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这就是在科学中正式承认统计规律的合法性，承认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这是从经典科学到现代科学的转折点。因果性、确定性、决定性，这只是世界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而概率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则是世界本质属性的另一方面，只有二者的互补与统一才构成了世界的真实图景。量子力学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相关性，科研主体并不是与对象无关的旁观者，而是直接影响了对象及其结果，方法和对象不能再分离。“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或热力学中，各种不可能性的证明都向我们表明了自然界不能‘从外面’来加以描述，不能好像是被一个旁观者来描述。描述是一种对话，是一种通信，而这种通信所受到的约束表明我们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6]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提出了互补原理，也就是用于描述原子体系的不同图像都是合理的，但又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是互补的，因此对一个系统的不完备的认识一定是量子论的每一形式表述的本质部分。量子力学提供了认识自然和描述自然的新思维方式，它有力地推动了分子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的发展，并应用于半导体、芯片、超导等技术之中。
    二  系统科学：复杂性的科学模型
    20世纪中叶以后，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新型科学，以其交叉性、综合性、辐射性的特征，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科学的各个分支通过在不同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世界更为丰富与复杂的本质属性，在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描绘了不同于经典科学的世界图景，系统科学给出的世界图景更加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系统科学把关注点从元素转移到系统，强调整体的非还原性与非加和性；从实体转移到信息，揭示事物存在与运动的“隐秩序”；从可逆性转移到不可逆性，发现时间的历史性质；从存在转移到演化，研究自组织的机制与规律；从线性转移到非线性，指出系统运动轨迹的“混沌”性质；从简单性转移到复杂性，奠定科学世界观的新范式。普利高津认为：“经典科学强调有序和稳定性。现在，反过来，我们在观测的所有层次上都看到了涨落、不稳定性、多重选择和有限可预测性”；“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7]系统科学的成就与进展，符合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已经从科学领域扩散到思想领域，为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起到了重新建构与定向的作用。列宁在20世纪初就看到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强有力的渗透性，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到20世纪，这种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是更加强大了。”[8]
    一般系统论是由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系统论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证实了世界的系统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一方面又为系统地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9]依据生物运动的规律，贝塔朗菲提出了从机械论概念向机体论概念的转变，这就是从分析和累加的观点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从静态和机器理论到动态概念；从反应的系统的概念到主动的系统的概念。而且，系统思想也是现代物理学的特征和要求。对于微观物理学来说，在基本事件的层次上，进一步的分解变得不可能，它们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量子理论表明，原子在热运动干扰和非连续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稳定性和组织性。现代物理学把原子刚性的结构解析为动态的结构，电子是能量的集中，是物质波或波包，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系统论是开放系统的理论，以往的物理化学主要研究在封闭系统中进行的并且达到平衡的过程，而自然系统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们属于开放系统，对开放系统行为的研究显示出系统的进化是自然的过程，是开放的产物。系统方法弥补了分析方法的局限，分析方法的成功应用取决于：(1)分析对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存在或者微弱到可以不考虑的程度；(2)描述整体行为的方程和描述部分行为的方程具有相同形式，可以通过部分过程的相加来得到总体过程。但在成其为系统的实体中，这些条件并不具备，系统的描述模型是联立微分方程组，通常是非加和的。因此，必须树立系统思维方式，以系统的思维来整合系统的对象，运用系统科学的成果去认识各类系统，像拉兹洛所说的，“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
    控制论是以维纳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为诞生标志的，维纳把此书的副标题定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表明了控制论的经验基础和关键所在。控制就是使被控制客体合乎目的的变化，把它引向需要的状态的过程。控制论揭示了动物、机器、社会等行为系统的某些共同性质。这些行为系统有许多变量和关系式，行动者选择自己的输入，表现出学习行为，行动者要按照对系统中其他要素预期行为的一定假设作出自己的反应。控制系统包含一定数量的系统变量，包括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状态变量、输出变量、信息变量等，这些系统变量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与制约。控制论的核心思想是反馈控制，即通过反馈实施控制，把输出信息返回在输入变量之中。如果目标恒定，则是趋近于稳态的负反馈；如果目标变化，则是跟踪动态、预测目标的正反馈。反馈控制的实质是信息反馈，通过信息传递实现反馈控制。控制论表明了一种在动态中寻求稳态与平衡的思维方式。维纳认为：“有机体并不像莱布尼兹钟机式的单子那样，同宇宙作预定的和谐，而是和宇宙及其未来的种种偶然性依据实际情况而寻求着新的平衡。它的现在不同于它的过去，而它的未来又不同于它的现在。”[10]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不是对事物单纯进行观察与分析，而是用调节和控制的方法引导事物，是一种积极的、实践的态度。控制论关注的不是系统的物质、能量转化，而是系统的信息转化，控制论的机器理论与古典的机器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古典的机器是设定的运动，以准确测定的能量存储为基础，完成精确预定的工作序列；控制论中的机器是适应的运动，机器按照环境而变化的程序进行工作，反馈是机器系统运动的重要环节。古典机器的理想，是任何机器在工作之后都回到原有状态，是绝对不变的工作方式；而“理想的控制论机器会随着它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丰富自己，它存储信息，并在适当的时候又将信息付诸评判，并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里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不断积累——这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说的——经验。古典机器在开始存在时工作得最好，控制论机器在开始时则工作得最坏，只有在自己发展的一切其他阶段上，才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方式。”[11]古典的机器把偶然性仅仅看作是破坏性的因素，控制论中的机器把偶然性包括到设计之中，以统计学和概率论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它要处理的不是必然世界，而是可能世界。
    耗散结构论是普利高津1969年依据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的发展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非线性机制下，可以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耗散结构论的产生是系统科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科学转向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成果。耗散结构论对于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它的科学意义，这也部分归功于普利高津和布鲁塞尔学派几十年来始终不懈地阐发耗散结构论在科学、哲学、思想领域的革命性意义。现代科学的更新在很大程度是重新发现时间，发现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不可逆的建设性作用。在牛顿动力学方程中，在量子力学、相对论力学等领域，时间都只是描述可逆运动的一个几何参量，它们的基本方程都是时间对称的。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热运动的自然过程是不可逆的，但在孤立系统中，运动方向趋于平衡，熵趋于极大。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同时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既揭示了生物世界的不可逆性，又描绘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反的时间箭头。耗散结构论则力图克服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分裂，揭示物理世界不可逆性及对称破缺的普遍性，从存在的物理学进入到演化的物理学；克服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分裂，揭示非平衡系统在适当的条件下出现有序、进化的规律性，从封闭系统的物理学进入到开放系统的物理学。耗散结构论表明，新的物理世界已不再是以稳定的周期性行星运动为象征了，而是一个非稳定性和涨落的世界，所观察的任何领域，都可以发现导致多样化和增加复杂性的演化过程。科学的新发现证实了即使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系统，也可以表现出复杂的性质和行为。“复杂性不再仅仅属于生物学了。它正在进入物理学领域，似乎已经植根于自然法则之中了。”[12]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把不可逆现象作为干扰现象和有害因素对待的，辐散结构论则认为不可逆过程在自然中起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时间之矢是秩序的源泉。正是通过与时间之矢相联系的不可逆过程，自然才产生了优美和复杂之极的结构。耗散结构论强调，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是耗散结构的必要条件。非平衡状态使其容易变化，行为敏感，具有多种自由度，系统借助于涨落可以获得新的秩序与结构。耗散结构论也承认，“宇宙中没有免费的午餐”，进化系统是以向环境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为代价的，负熵与增熵是等价的。
    协伺学是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学说，研究系统各部分是怎样合作并通过自组织来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的。协同学的主要思想渊源于哈肯对激光的长期研究，同时综合非线性数学、非平衡态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化学动力学、群体动力学等学科新的成果。哈肯力图揭示那些表面上看来极不相同的系统，如激光、流体、化学反应等，当它们发生某种转变时，呈现出共同行为方式的统一性原理。因此，协同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在宏观尺度上质的特征以及经历质变的过程。序参量(order parameter)是协同学的—个核心概念。序参量是表征系统宏观有序度和系统宏观模式的参量，它不是系统中某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子系统，而是为描述系统整体行为而引入的宏观参量。序参量是在各种子系统及其参量的共同作用的集体运动中形成的，是它们通过密切合作和协同一致所造成的一种整体模式，是它们之间的多种相互作用、多种耦合关系所汇成的一种“合力”或“场”。而序参量一旦形成，便成为系统的一种控制参量，反过来对所有子系统及其参量的行为起着一种支配和主导作用，从而决定着整体系统的有序结构和功能行为。哈肯指出：“从信息的观点看来，序参量起着双重作用：它通知各原子如何行动，此外，它又告诉了观察者系统的宏观有序态情况。”[13]协同学系统是自组织系统，协同学行为是自组织行为，协同学是自组织理论的一个范例。自组织是指无需外界指令就能自我活动、自动发展、自行演进的系统行为，自组织现象在自然、社会与思维等领域大量存在，自组织科学蕴含着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现代科技在发展进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设计不是万能的，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包括很多社会事务都不是设计出来的，也是很难设计出来的。早期人类看到了自然界近乎完美的和谐，就运用人类自身的设计能力去比附自然界的产生原因，这就产生了“神创论”。人们把自然，包括人类都作为上帝之脑所设计、上帝之手所创造的产物。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进步、技术发展、社会变迁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又使人用自己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产生了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信念。而自组织理论则告诉人们，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组织与自组织，人工控制与无人工控制，设计与演进，自觉与自发是互补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发展机制，共同促成了社会的不断进步。
    混沌理论研究确定性系统长期行为不确定性的规律，是20世纪科学思想的又一次革命。经典物理学认为，确定性系统只能产生确定性结果，整个宇宙中物质每一粒子的初始条件完全决定它未来的演化，宇宙沿惟一一条预定的动力学轨道演变。在没有任何无规则外部输入的情况下，如果方程惟一地规定系统的演化，则系统的性态自始至终惟一地被确定。拉普拉斯乐观地宜布：“对于这种理解力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不确定的了，未来也一如过去一样全都呈现在它的眼中。”[14]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混沌理论则表明，确定性系统也可以有不确定性结果，也不一定是预先确定的或可预先确定的，确定性运动方程在非线性条件下也会产生混沌的轨道，非平衡混沌是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混沌”表征—个动力系统的特性，在该系统中大多数轨道显示敏感依赖性，或某些特殊的轨道是非周期的。混沌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即初始状态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后续状态成比例的变化，在该系统内目前状态的很小差异将导致以后某一时刻所能出现的最大差异。由于使用高速计算机对非线性系统的研究，人们已经清楚，产生时域混沌行为的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决不是罕见的例子，而是许多系统的典型性质，如流体的湍流、心肌的节律、天气的变化等。人们在实践中只能以有限的精度确定其初始条件，而误差是以指数速度增长的，微小的扰动可以演化为巨大的变化。洛伦兹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称之为“蝴蝶效应”，认为“在任何系统中对初始条件的敏感的依赖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是不能作准确预报，而对充分遥远的未来甚至连粗略预报都不可能。这个推论的前提是我们不能获得完全无误的观测。”[15]由于混沌系统的随机扰动难以把握和计量，造成了长期预测的重大障碍。洛伦兹认为混沌现象表面上看是随机的、不可预报的，而事实上却是按照严格的而且经常是易于表述的规则运动着。混沌不等于无规律，混沌不等于不可知。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不表明未来的不可预见性，而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成就建立新的预见模型。不同性质的系统产生了不同的系统行为，导致了不同的可预见性、可预见度与可预见方式，预见可以在不同水平上实现。
    三  信息科学：“人—机—网”的思维结构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重心开始从物质、能量向信息转移。1948年申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理论基础。自信息论诞生以来，几乎每门科学都争相引进信息概念。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人们不断地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发展。1946年人类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1947年发明晶体管是微电子技术诞生的标志。20世纪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大发展的世纪。集成电路的发展为电子设备的性能提高、价格降低、体积缩小、能耗降低提供了新途径，也为电子设备的迅速普及、走向大众奠定了基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已经历了4代，正在向第5代计算机过渡。第5代计算机的主要特征是：以高性能微处理器为硬件基础；具有网络计算机环境；应用图形和多媒体技术；系统软件是标准通用的软件平台，有自然友好的人机界面。[16]现代电子计算机可以完成算术运算、逻辑操作、数据、符号、图像、图形、文字的处理和逻辑推理等功能，多媒体计算机具有综合处理文本、图形、图像、声音、视像等多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网络技术使通信网和计算机网并合起来，形成了局域网(LAN)、城域网(MAN)、广域网(WAN)和全球网(GAN)。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掀起了建设全球信息网的热潮，这是为信息社会建造一个生产、生活与交往的新的信息平台，将逐步影响与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作和交往方式，并相应地塑造信息时代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因为人的信息环境、信息手段、信息内容、信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信息为基础的思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计算机也称做“电脑”，“电脑”更确切地表明了计算机的本质与内涵。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其不再仅仅是计算的工具，而越来越成为思维的工具。新一代计算机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人工智能，从数据处理到信息处理，从信息处理到知识处理，部分模拟和替代了人的脑力活动。近代科技革命的产物——机器，主要是对人的体力的解放和放大；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计算机，则主要是对人的脑力的解放和放大。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创造物，它逐渐成为人类智能越来越需要、越来越依赖的智能工具，同时也在弥补、充实和改善着人类智能。机器思维是对人类思维的功能模拟，它逐渐在储存、记忆、搜索、识别、求解等方面超过了人类思维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类思维的物理、生理、心理的局限性，表现出思维机器的独特性质。新型计算机计算精度高、存储容量大、逻辑功能强、解题速度快、仿真能力好，成为人的思维活动最有效的助手。各种形式的软件以新的方式使人的思维能力得以延伸，软件可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准确度获取知识，能够分析人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人的思维活动的部分功能与内容可以转交给软件处理，人机共同组成交互式的思维结构。计算机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与渗透，以及计算机的日益智能化，使计算机成为人的思维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很多现代工程、设计与决策领域，离开大型以至巨型计算机的介入，已经是无法完成的。过去仅仅是脑力和手工书写相结合的思维方式，现在则出现了人脑和电脑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人一机”协同的智能主体。计算机不同于望远镜、显微镜等放大人的感官的认识工具，而是放大人的思维的认识工具，是人的思维工具的一次革命，是人的思维结构的一次重组。通过把问题形式化，建立一定的算法，确定合理的复杂度，电脑在一定限度内和某种程度上替代人脑进行思维。人工智能在专家系统、机器翻译、模式识别、定理证明、问题求解、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的进展，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证明，又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解放。人把一部分重复性、机械性、耗时性的脑力劳动交由计算机处理，也就同时拓展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增加了自己的思维时间，能够从事更多的计算机还不能替代的直觉性、创造性、非形式化思维活动。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如万亿次并行计算机的问世，使思维克服了有限个体或群体的有限生命的自然限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去自然人不能完成的智力活动，打破了思维的生物极限。这就使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决策论证、实践模拟等思维活动的效率空前提高，过去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人工智能是思维的物化与物化的思维，人又可以通过对电脑进行符号处理的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进一步加深对思维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从而更有效地改进人的思维活动。人工智能又有其内在的机器思维的特征，它的形式化、标准化、简单化的信息处理模式，也会对人的思维模式发生着反作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人创造出工具，工具也塑造着人。
    计算机网络从1969年诞生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网络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数据库技术一体化的产物。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群体的集合，它们彼此用传输介质连接起来，并遵守共同的协议进行通信。电脑化之后的网络化，确立了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网络成为在当代世界中普及最快、影响最广的科技革命内容。网络是信息传播与交换的最新方式，Intemet已成为全球信息之网，上网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一种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网络空间已成为一种新的信息空间和交往空间。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一书中指出：“电子技术在互动通信领域的汇聚集合，导致了网络的建构，而网络也许是信息时代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媒介。”[17]网络也是人们使用的一种新的信息工具，是人们进入的一种新的思维环境，网络方式也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互联网是开放的网络，它的信息可以来自各种类型的提供者，可以给各种类型的用户使用，可以经过各种类型的网络服务机构。信息方式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式，开放的信息方式有利于开放的思维方式，封闭的信息方式使人只能在有限的、不全面的信息空间内思考。网络是一种无中心、非等级的结构，人们在网上自由、平等地交流、交往，有利于导向多样化、个性化的思维方式。由于每个人在网上只是一个符号的存在，这使人们在解除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文化约束时，也会出现破坏社会的伦理、法律、政治约束的行为。网络建立了一种双向互动的信息模式，每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共同参与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人的认识和思考可以在对话、碰撞、沟通中形成，这有利于活跃思想，促进新思想的流通。但是，网络也是一张“思维之网”，人的思维也会受制于自己一手织成的网。网络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信息之海”，信息膨胀带来了冗余信息的增多，与思维的有效性、简单性存在着矛盾。人们在疲于搜索、处理信息时，用于思维的时间却在减少，容易被外在的信息所左右，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代社会是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社会，信息技术的革命与普及造就了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数字化是信息存在、储存和传递方式的一场革命，数字被用来表示一切信息，包括声音和图像。数字化克服了传播信息的时空障碍，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在信息化社会，人们更多地是通过多种符号形式在思维中把握世界的，而缺乏对事物本身的直观把握，依据符号的思维是信息社会思维方式的一个特征。多媒体技术在表现符号特别是图像符号方面具有很大的的优越性，并且图像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很多信息越来越倾向于用多媒体表示。由此产生了了视觉文化，也有称之为“读图时代”，说明了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相比，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的思维活动之中，对人的思想起着有力的影响作用。信息时代的各种媒体形式达到了空前发达和普及的程度，大众传播媒体适应了现代社会广大民众的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与精神生活需求，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大众的思维方式。媒体是信息的加工体，通过媒体传出的信息，大都经过筛选、精选与编排，蕴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影响着大众的价值取向。媒体还可以借助信息运作造成某种导向，形成舆论热点和关注焦点，引导着大众的注意力资源，充实着大众的思维空间。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与信息的高速流动，使信息的产生极为频繁，而信息的陈旧率、淘汰率又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对新的信息的寻求没有终点。人的思维活动也要始终保持着紧张的、不停顿的节奏，不断搜索、存入新的相关信息，不断删除、清空过时、无用的信息，既不使头脑中信息不足，也不使头脑中信息过量。
    收稿日期：2003-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