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实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引进欧美的技术、制度和方法，完成了产业和社会变革。其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幕府锁国体制的崩溃和明治维新变革的实现，重点发展工业经济和军事技术；战后的民主改革和产业技术创新；TLO与“产一学”技术转移。日本在引进西洋技术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摩擦，这虽然给日本社会带来扭曲和缺陷，但也锻炼了日本文明。本文通过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对技术转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一、引进西洋技术和制度(1855-1945)
以美国人C.贝利于1853年6月率领军舰来到了浦贺港为契机，到1858年为止，日本被迫与美、英、法、荷兰缔结了通商条约，结束了长达240年的锁国统治。在此前后，日本开始出现了以下西洋化征兆：翻译出版了山本幸民的《气海观兰广义》、杉田玄端的《地学正宗》(1851)、河野祯造的《舍蜜便览》(1856)等“洋书”；出现了绪方洪庵的接种疫苗(1849)、江川太郎左卫门的反射炉(1850)和长崎炼铁所等引进的西洋技术。
1855年，德川幕府在东京设立了“洋学所”（翌年改名为“蕃所调所”）。该机构不仅培养适应开国需要的翻译官，还研究西洋的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经济学、法学等。这里的教师是幕府和各藩的陪臣：这里的学生是幕府侍卫以及各藩具有汉学素质的武士，他们主要学习国学和儒学（包括四书五经）。武士的智慧和能力成为学习“洋学”的基础。在近300年的太平时代，武士主要研究古典汉学和日本文学，或作为“寺子屋”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可见，当时，只有武士才是日本的知识阶级。以后，“蕃书调所”改成“开成学校”。到明治时期，它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母体，并与工部省的“工部大学校”一起，在科学技术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使引进西洋技术成为可能。例如，在医学领域，江户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是以汉方医学为主流的。人们认为，“气”的流动影响着病情，治病是整体的、综合的，而非具体的、个别的。因此，针灸成为当时的主要医术。但是，这样的主流医学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地方还保留着一种名叫“古医方”的传统流派，它采取与西洋相近的方法治疗人体的脏器，注重医疗效果。这样，当杉田玄白出版的《解体新书》（1774年）开始在长崎传播的时候，西洋医学便迅速普及开来了。
文化的多样性还体现在日本人对儒学的解释。例如，儒学家金原明善认为，“只要对国家有益，就要率先努力去做”。他还鼓励勤劳、节俭、忍耐，把“言在后行在先”的实践第一主义看成是善的，把利益和效率看成是自然的。这种解释符合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引进西洋的技术文明。
为了引进西洋技术，需要把日本人的传统意识与西洋文明相结合。为此，日本采取了把道德本土化和技术普遍主义分隔开来的“二分法”——“和魂洋才”。中国学者已经对“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进行了比较研究。一般认为，在中国，体制是不可动摇的，西洋技术只能起到辅佐体制的作用；在日本，“洋才”在军事和医术上都有绝对优势且还能颠覆体制，日本人对机能的敏感要比对体制的敏感更强烈。“和魂洋才”是官僚乃至专家治国者个人的“心性”而非国家态度；“中体西用”则是整个国家的对应方式。因此，日本能够发挥“和魂洋才”的机能，改革国家的实体，并依靠武士阶级引进西洋技术，建立与西欧相抗衡的国家。日本既是注重国防的岛国，也是注重人的能力和智力的资源小国。建立工厂和拥有与西欧列强相抗衡的军事力量成为日本人的奋斗目标。调查各国实情并选择其技术和制度的任务大约在20世纪初期完成了。
明治30年代(1896-1906)是日本管理传统产业的时代。在江户时代，纺织品、陶器、漆器、刀剑等手工业虽然受到行会的保护，但它阻碍了国民的职业自由。于是，日本引进了德国的行会制度，颁布了“重要物产行会法”（1899年），制定了丝织品行会规定（1905年）。后者中就有以下6项与技术相关的规定：收集来自国内外的丝织品样品、普及染织技术、鼓励向博览会、共同促进会和商品评价会提供展品、拓展产品销路、成立检查产品和原材料的产品检查所、表彰和保护新技术发明者。可见，这个行会组织积极支持技术创新，其核心机能是产品检查和质量管理，从检查所发展起来的工业试验所在其中发挥了具体作用。现在，日本的都、道、府、县、市成立了大约170家“公立试验研究机构”——工业研究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30年代，其中的很多机构是由行会组织参与的。美国的R&D是由设置在企业内部的、满足企业现场产品管理需要的检查所实施的；日本的R&D是在1960年以后由中小企业集团实施的。20世纪初期，纺织、染色和陶瓷等技术改良是依靠这些当地产业试验研究所实施与实现的。近年来，美国学者对日本公立试验研究机构在从事技术普及工作中所具有的长期稳定性、研究和训练一体性以及结合现场的实用性等特点进行了较高评价，认为它为依靠克林顿时代兴起的“学——产”合作创立地方研究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治30年前后，日本各地频繁地举办了博览会、共同促进会和商品评价会。它作为技术转移中介为发展地方产业做出了贡献，同时，它也成为考核选拔参加国际博览会人员的场所。据统计，在1885-1891年间，全国召开了5534次共同促进会和商品评价会，共展出了4370000件产品，参观人数共计16500000人。1910年，爱知县召开了涉及到3个府28个县范围的第十次关西联合共同促进会。丰田佐吉展出了自动纺织机，螯江一太郎（番茄汁、番茄酱先驱者）的技术开发获得了奖赏。
日本面向地方、中小企业实施的技术转移，为明治中期的行会、公立试验研究机构、农业产业行会(1899)、专利法(1898)、实业学校令(1898)等方面建设奠定了基础，它对于改革产业社会的双重结构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增强国防实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积极引进国外军事技术。例如，1905年，日本曾派海军军官去英国学习军舰制造技术。其间，日本曾向英国订购了27000吨级的“金刚”舰，并以该军舰为模型，制造了三艘姊妹舰。1921年，日本受华盛顿裁军会议的影响，采取了旨在提高造舰质量的“单舰优秀主义”策略，以此弥补自己的劣势。1941年，日本制造了“大和”舰，这标志着日本的造舰技术实现了国产化。日本虽然研制出了少量超过世界水平的兵器，但其科学技术基础很薄弱，如机床制造技术落后，特殊金属资源短缺，陆海军兵器标准化实施迟滞，自动兵器和信息系统落后，缺乏防御和安全思考等，战争使日本的技术力量枯竭了。战后，日本把军事技术转用到民间企业并取得了成果。例如，海军一式陆上攻击机的硬壳机身被用于制造新干线车身，三菱、中岛（现在的富士重工）等军用飞机制造者利用其技术生产民用车。
二、批量生产方式的形成(1946-1985)
战败后的日本在物力、财力、教育等方面也受到很大损失，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降到了最低点。其间，美国在对日本实施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把其文化和价值观渗透于日本人的头脑中。1949年前后，日本政府引进了六·三·三·四制的美国式的教育制度，颁布了新宪法，允许出版、报道和言论自由并成立了工会组织，社会上形成了自由和民主的风潮。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日本社会的渗透，成为形成批量生产方式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同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外资法”，不仅吸收外国资本，允许外国企业直接在日本投资，而且，还试图引进外国的软件技术。这一时期，日本从合成纤维、塑料开始，引进了以晶体管、家用电气产品、汽车自动生产线为代表的自动生产机床以及炼钢炉乃至精密零件制造等最新技术，促进了经济高度增长，使日本一跃成为发达国家。
1964年，日本加入了OECD，正式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了。70年代，日本克服了石油危机，巧妙地解决了环境问题。80年代初期，迎来了“日本第一”的时代。尽管如此，日本并未完全抛弃传统价值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现象。例如，中小企业行会虽然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但自从成立以后，它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192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输出品工业行会法”。很多中小企业被编人工业行会，成为具有融资、信用保证、合作销售、统制价格等多种功能的行会组织。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迅速批量生产飞机等军事设备，政府以不加入行会就不供给原材料为条件，强制性地把许多中小企业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三菱、中岛、川崎和军工厂各自都形成了生产中小零件的企业群。
1960年以后，每个汽车企业都有自己的工场且普遍实行了如丰田公司的“看板方式”那样的以减少库存为目的的在JIT系统中计时分配零件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与依赖于零件供应商的美国不同，是日本企业独创出来的。可见，日本几乎完全继承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形成的有助于批量生产武器的企业协作体制，也几乎完全保留了其传统“纵向社会”的从属结构。这些中小企业在资本、经营和技术方面都受其上属企业的指导，很难自主独立地进行技术开发。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技术领域，还表现在教育和法制等领域。例如，在制定地方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文部省逐渐缩小了以往模仿美国建立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权限，加强了对它们的指导力。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企业建立了研究所。到了70年代，在呼吁节省资源和能源、保护环境的形势下，这些研究所研制生产了灵巧、简捷、耗油量低的小型汽车，打败了美国产的大型汽车，称霸了世界汽车市场，同时也加剧了日美间的贸易摩擦。从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到企业外部和内部组织管理、调整雇佣和生产的关系、重视现场技能、协调劳动和经营的关系、年功序列工资制和职位晋升等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这些转变成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从80年代起，人们在评论日本的上述管理方式时，认为日本的做法很难创新出自主型技术。再加上日本被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国所追赶，日本的发展因此受到了影响。为此，要求技术转移从以往的单向度转向多向度。于是，在通产省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横向联合”的研究集体。例如，1990年前后，位于名古屋市南部地区的一家丰田汽车公司所属的塑料制造企业与陶瓷、机械加工等六家企业联合成立了“金属粉末成型研究小组”。他们研制出了能够烧制形成特定型金属粉末的技术，并且能够把除去粘合剂所需的时间缩短到3个小时。这项技术能够把加工困难的硬金属塑造成高度精密的成型金属零件。1995年，人们使用该技术能够制造包括假肢关节零件在内的复杂的金属零件了。
三、TLO与“学一产”技术转移(1986-2005)
战后日本的技术转移是在民间展开的。提高企业生产的效益不取决于机械设备，而取决于工人的操作能力。企业采取在现场工作的领导和同事相互学习的方式(O.J.T)，这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的特征：依靠直接投资和O.J.T提高企业职工的操作能力水平，这被看成是日本实施的最有效的技术转移形态。日本经营方式中的“相互商议”和“小改良积累”的效果，在技术创新和转移中体现出来了。以往人们都认为，日本私营企业的行为方式是技术转移的原动力。但是，泡沫经济所导致的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认识到，仅仅依靠勤奋、忠诚和技能，很难保持经济的发展，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寻找能够打破这种传统方式的方法。
大学和产业间的转移意味着技术转移问题转变为政策和制度化问题。1998年，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2000年，在政府内部成立了咨询委员会，研究“智力时代技术转移系统的存在方式”，并得出了以下结论：促进技术转移的有效方法有：专利化、使用专利的价值、对大学进行适当的等价还原、推进基础教育和研究。那么，究竟如何对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研究者的专利进行管理呢？1978年，政府规定，到修订专利规则为止，专利原则上仍归国家所有。因此，很多的专利未被使用。修订以后，除了依存于政府研究或者原子反应堆等国家的大型设备的专利以外，其它专利归研究者个人所有，但其中的部分专利则归属于企业，这往往产生了一些不透明的问题。如果把专利管理权委托给TLO（专利认可机构），那么，专利就归属于作为新法人的大学，专利买施权的转让就变得透明和自由了。设置TLO机构使以往不甚明了的知识财产管理合理化了。
技术转移中的大学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文化差异”和“角色的差异”，他们各自都有其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各自完成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当在大学和企业间实施技术转移的时候，需要在它们之间保持适当的差异。为此，需要相互包容和协商。
美国于1980年制定了Bavh-Dole法。1990年前后，大学根据TLO与企业开展了技术转移。它使得大学和企业都获得了收益，也使得基础薄弱的美国产业面貌焕然一新。对此，美国学者里查德·R.奈勒松(Nelson·Richard R.)撰文进行了批判。他指出：(1)没有必要制定面向“产—学”间技术转移的专利权。例如，在生命科学和药品开发领域，在Bavh-Dole法生效以前，企业研制出了许多相关技术，如果给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技术开发与研究罩上专利之网，那么，这些研究领域就将受到限制。另据调查，许多企业未必主张获得垄断的专利实施权，制定知识产权反而阻碍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还会使教授之间因收入的差别而产生矛盾。大学的营利组织化使得曾经援助大学研究与开发的企业愈加感到畏惧，这也有损于大学在公众中的形象。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将会进一步增大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差异。(2)美国大学从开始就一直承担着技术普及和研究的任务。例如，成立于1962年的土地管理贸易大学所开展的农业技术普及工作就属于此类。这所大学通过农业技术试验所的商品陈列箱和各个“郡”的普及事务所与农民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转移新品种和技术。同时，他们还把农民的实际要求反馈给农业技术试验所。这样，就能够使转移双方之间的“角色的差异”得到适当的保持。这些大学并没有要求获得知识产权，这与目前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形成了对比。R.R.奈勒松对大学营利持有反对意见。
大学即使有教育、基础研究和创造新型产业的功能，其目的和任务也不是营利而是为社会服务。目前，日本大学脱离其正常发展轨道的危险性正在增加。对此，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因此，笔者主张：(1)应该重新认识大学固有的角色和任务，在引进TLO的同时，注重发挥日本大学的公益性功能，经常面向当地的中小企业开展公益性的技术服务，还要进一步加强与公立试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开展技术服务活动等。(2)把通过转让知识产权获得的利益，重点投入到大学的本科教育和素质教育中，投入到生命伦理、资源再利用、家庭和技术、技术文明和犯罪等科学技术社会论方面的教育与研究领域中。
笔者同意R.R.奈勒松提出的日本不要模仿美国行为的观点并认为，目前，日本实施TLO的条件还不充分。因此，日本应该在认真考虑各种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慎重地引进TLO制度。为此，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对已经进行着的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评价。在技术转移中，日本只要找到与其历史和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地方就能够取得效果。
现在，文部省改革大学的中心工作是，确保大学教育机构的统一，并使其与企业的组织文化保持一定距离。2002年5月，文部省通过研究决定“把研究成果统一归属于研究机构（法人）”。去年，国会审议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法案中关于解决营利与公益性矛盾的规定，并围绕教师的经费分配、兼职、股份所有等问题制定了严格的职务规则。
2004年秋，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在东京主办了促进大学与产业界相互交流的商品交易会。2005年9月末，又召开了题为“创新·日本·2005年大学商品交易会”。来自全国各地的269项研究成果参加了展览，还举办了由产、学、官参加的研讨会。目前，依靠产学联合实施的技术转移，在日本确实很兴盛，正在以举办活动的形式体现出来。尽管如此，还存在着上述各种问题，要达到能够看到的经济效果，大概还需要10年。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有相同的经验。
日本文化的融通性和柔韧性虽然为其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日本文化既存在着“是”也隐藏着“非”，后者需要我们凭借智慧来解决。换言之，我们要继承注重现场实践的传统，制定规则和规范。为了实现TLO的振兴，我们需要立足于长远的观点，并充分地做出相应的准备。
结论
现在，研究以IT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高技术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的东方精神相共存问题的时代到来了。受制度保护的现代技术和亲身接触自然的传统技术不同，如果不依靠契约和交易，那么，就不能实施现代技术转移。倘若如此，那么，尊重“相互亲近”风土的文化将会面临危险。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相信今后能够凭借“和魂洋才”的智慧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在此之前，如果不认真地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日本人从古代就形成了多神教的柔性世界观，他们思考问题所采取的不是必须如此的刚性思维方式，就是说，即使在摄取西洋技术的过程中，他们也要进行多种选择。变幻无常的结构创造了变革与进步的动机，这在日本的短歌“俳句”中也能体现出来。被誉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注重“流行不变”，他在流动的变化中追求“不变之物”，它不是城池、宫殿、城市、制服和体制，而是艺道和职业，是理想的“形式”、“动作”，它能够从汉诗和中国思想中探寻到。就是说，“不变之物”是素朴的，是可以通过“动作”获得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本的传统艺术和“造物”本质。超越体制障碍的日本技术文明缺乏自立性，而停滞不变的文明也会暴露其弱点吧。
我们要追求以效率和便利为目标的西洋技术文明，但沿着与西洋相同伪道路赶超他们，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从全人类的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在与“道”、“气”、“和”、“仁”的东方道德相和谐的基础上追赶他们。虽然我不打算在技术研究中强调精神主义，但这却是亚洲各国抵抗“国际化”和“效率主义”冲击的一种方法，并以此把21世纪文明从20世纪文明中脱离出来，这才是我主张比较研究日中文明和技术转移的理由。
（说明：2004年9月—2005年3月，在被公派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译者与作者就本文进行了多次交流。回国后，译者又于2006年3月邀请作者来我校参加“2006年北京技术哲学论坛第二次会议”，并进行了与本文相关的学术演讲。在经过作者同意并对原文进行删改后译成此文。）
［收稿日期］200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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