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熊蕾
时间：2008年7月6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01062760856）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网站（http://www.wyzxsx.com）
参加范围：感兴趣者皆可参加。
主讲人简介：熊蕾，原新华社对外部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为1988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杰弗逊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对国外的报道，除编发他人的英文特稿外,本人在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新加坡、菲律宾、韩国、泰国等几十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特区的报刊发表过政治、科学、文化、社会等各种专题的英文特稿和深度报道数百篇。
以下是这次演讲的演讲稿：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新闻舆论
熊蕾
我多年来从事的工作是向国外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力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做这个工作做了25年，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国际舆论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国际上愿意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国际舆论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动。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的舆论攻势的影响下，我们相当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学者教授、媒体从业人员，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价值观念也在和美国趋同。种种事实表明，我们现在有一些有相当地位和话语权的人，唯美国人的马首是瞻，说不清究竟他们肩膀上长的是美国人的脑袋，还是他们的脑袋长到了美国人的肩膀上。
著名的中国兵法家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不战而屈，靠的是什么？当然有实力的作用，但更有舆论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软力量，舆论，媒介，就是一种软力量。美国的当权者很重视这种软力量，也很善于运用这种软力量，很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既不懂经济，也不懂法律，更不懂战略，对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也没有研究。但是从我的切身体验，我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兴趣。所以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切磋。从我收集到的美国的这些公开资料来看，美国对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目标的策略手段，相当下功夫研究。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在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和运用上。
心理战
美国对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心理战，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实践。在美国当代的军事行动中，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都出动了心理战部队，并且公开声称心理战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对心理战的运用并不限于战争或者军事行动。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直言不讳地说：
“如今，心理战行动是美国政府用以确保国家目标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那么，什么是心理战呢？
美国国防部对心理战的定义是：
“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其他心理行动，以影响敌对的外国团体的舆论、情感、态度和行为作为首要目的，从而支持实现国家目标。”
对心理战行动的定义是：
“心理战行动是有计划的行动，向外国受众传达有选择的信息和指标，影响他们的情感、动机和客观推理，最终影响到外国的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
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有选择的信息和指标”。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上的解释是：
“美国军事心理战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向外国受众传播支持美国政策和国家目标的真实信息，使敌对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国家和力量确信，应当采取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
这里边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遵照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授意，向总统提交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的报告。当时这份报告被列为绝密。现在解密了，在网上就能查到。报告说：
“一个自由社会的目标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维持使这些价值观念繁荣发展的物质环境的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仅是针对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且针对着我们保护这个环境的物质能力。这个挑战既是和平时期也是战争时期的，所以我们和平时期和战时的目标都要考虑这一点。”
针对所谓“克里姆林宫的挑战”，报告提出了三点应对原则，包括：
“1、我们必须强大起来，包括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肯定我们的价值观念，在发展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都要强大。”
“2、我们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一个成功运作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只有得到国内外对我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实际肯定，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完整，真正挫败克里姆林宫的图谋。”
“3、但是，在肯定我们的价值观念之外，我们还必须有这样的政策和行动，就是使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达到这个变化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败它的图谋。”
52年以后，2002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篇就说：
“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大争斗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这也是国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续模式的胜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今天，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在保持我们的遗产和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将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和暴君，捍卫和平。我们将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保持和平。我们将在每个大洲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扩展和平。”
从这些陈述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虽然从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时间里，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改变。凡是有悖于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凡是有悖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凡是有可能与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潜在力量，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不仅针对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且针对着他们保护这套价值观念的物质能力。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容忍这样的制度、意识形态和力量存在。这是他们说在桌面上的话。没有说出来的呢？那就很难说了。比如，所谓自由民主的标准，并不是确定的。像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明明是民选的，但是他不讨美国人的欢心，美国就不容他，他的总统位子就老不安稳。从乌克兰到中亚，所谓的“颜色革命”几乎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定，要打败对美国的威胁，“我们必须动用我们军械库中的一切工具——军事力量、更好的国土防御、执法、情报”等等。但是，他们认为，心理战作为人类军械库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对战争的成功几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样必要”。
美国心理战行动网有一个专页，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论心理战的语录，也显示出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
关于心理战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有这样一些语录：
列在第一条的是孙子兵法《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第二条也取自孙子兵法，是《谋攻篇》中的：“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是拿破伦的话：“世界上只有两大力量，剑和心。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被心所击败。”
克劳维茨的话：“心理的力量对卷入战争的各种因素有决定性的影响。”“消灭敌人的勇气和消灭他的军队同样重要。”
这句话不知道是出自谁，但是他们很推崇，经常引用：“俘虏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心和灵魂就会跟过来。”
美国将军格利非茨的话：“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是远比其部队的躯体更重要得多的目标。”
美国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军事大灾难》的书中援引的戈倍尔日记中的一段话，也收集在这些语录中，挺有意思：
“用不着谋求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皈依，而是永远倒向强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样。因此，给出的理由必须没有加工的痕迹，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鸣，而不是理性的共鸣。真相并不重要，它完全从属于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轻蔑必须针对具体的个人。”
可以说，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心理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战略上，美国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这种战略上的心理战，都是国家行为。心理战就是攻心之战，攻的是人的思想。这样的心理战，是离不开舆论传播的。
传播学与心理战
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说，“心理战行动或心理战，就是了解关于你的目标敌人的一切，他们的信仰，好恶，长处，短处，以及弱点。一旦你知道驱动你的靶子的是什么，你就可以开始心理战行动了。”
攻心靠舆论。怎么造舆论？最好的手段就是传播。他们认为，“心理战行动可以从广义上定义为有计划地使用传播手段来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在目标群体中创立支持达到（美国）国家目标的行为、情感和态度。传播的形式可以是简单地通过口头隐蔽地扩散信息，也可以通过任何的多媒体手段。”
现在传播学很热门，我们有很多传播学专业的设置。传播学的鼻祖在美国，而传播学的诞生，就是美国进行心理战的一个结果。传播学和心理战，密不可分。对于如何运用舆论传播的手段有效地进行心理战，美国政府和军方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希特勒德国的宣传攻势，美国军方拿出了大笔研究经费，动员了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公关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就是传播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建立。现代大众传播学理论公认的奠基人，韦尔伯·施拉姆，40年代初在华盛顿任战争情报处和事实数据处处长，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美国军方的研究经费，为进行心理战而建立起大众传播学的。所以我们说，传播学的创立，是美国心理战的一个直接成果。战后施拉拇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建立起传播系，在1950年招收了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生。传播学自此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热。
对心理战行动的运用，美国有具体的要求，就是：
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
向目标受众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国的意愿思考；
扩大展示实力的效果；
评估民意；
使敌方受众有行动的选择，也就是劝降；
克服传播中的各种障碍，如新闻审查、文盲或干扰阻断等；
瓦解敌方士气，削弱其斗志；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经济的分歧；
支持欺骗行动。
这些对心理战行动的要求，决定了美国从事心理战行动的人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大众传播的行家，能以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多媒体等各种媒介进行传播或者说宣传，并达到心理战行动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国，从事心理战的组织和人员，数量很难估计。公开的资料只提到美国军队的现役心理战部队——第四心理战群，它的总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来格堡。我1988年去美国国防部访问过，得知当时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队和文职人员有2万3千多，其中专门做公关的有5000多人。所谓公关人员，其实就是和心理战行动有关的舆论传播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宣传工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机构中，并没有专门的政治宣传部门，尽管他们实际做的工作和我们概念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绝不标榜他们做的是政治宣传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传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传是个贬义词，会引起公众心理上的极大反感。他们把所有自我标榜做宣传工作的人都等同于希特勒，等同于纳粹德国的戈倍尔，也就是等同于欺骗，从内心里拒绝接受。可是他们接受公关、接受心理咨询的概念。这种心理在今天我们中国的社会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对政治宣传很抵触，很逆反，不愿意接受。根据传播学原理，如果受众对你的传播有了先入为主的反感，你的传播就很难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么说，他反正不信。而对传播，对公关，受众这样的逆反心理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另外，作为传播者，一说是在宣传，自己主观上就难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生硬的灌输方式，这也会影响传播效果。而如果说是做传播，做公关，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众平等的立场，想方设法说服受众接受自己的推销，传播效果会比宣传好得多。所以，美国的政治宣传工作，是按着传播学的方式和理念来做的。他们诋毁我们发布的消息，就用一句话：那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发布消息的可信度和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除了美国军队的心理战部队和五角大楼的公关人员，美国新闻媒体也是美国政府舆论攻心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的心理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主办的“美国之音”，是美国心理战行动的当然参与者。另据西方媒体揭露，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与美国军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战群有一个专门的“业内培训”，就是在CNN总部进行的，由心理战部队选派军人到CNN总部，作为正常雇员参加新闻报道工作。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方让记者“嵌入”一些参战部队做报道，更收到了为这次战争大造正面舆论的积极效果。当时，他们把600多名记者嵌入美英联军中。调查表明：嵌入记者的新闻报道比非嵌入的报道对军方说好话的更多，报道更正面，对军方人员传达出更大的信任感。
作为中国新闻媒体，嵌入式报道并不新鲜。我们的军事记者可以说历来就是嵌入在部队里的。为什么在美国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那是因为，我们公开声明，我们的新闻是党和政府领导的，而美国的新闻，则标榜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现在，你的媒体从业人员嵌入到军事行动部队里，你的新闻报道还能自由独立吗？我从美国的几个研究报告中读到的结果是，很难。除了《纽约时报》采用嵌入式报道在其战争报道中不到40％以外，其他美国有影响的印刷媒体，其战争报道的一半以上来自嵌入记者，《今日美国》更达到百分之百。这样的报道营造的战争舆论，很明显是有利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
协助美国政府和军方进行心理战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莱坞。美国军方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像我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那样，也没有我们那样齐备的部队文工团。但是，五角大楼和好莱坞的关系极其密切。据美国一位军事史学家披露，美国军方与好莱坞的合作关系已有100年的历史。军方与好莱坞的互动，创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们熟悉的所谓“好莱坞大片”，树立了众多生动的美国男女军人的正面形象。这些形象，从《巴顿将军》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无不张扬着一种颇具个性的英雄主义。而且似乎满足了不同时代美国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莱坞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战为背景的银幕上的美军英雄，从《第一滴血》到《兰博》、《野战排》，不了解历史的人看了那些电影，还以为美国在越南打的多么漂亮，忘记了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从越南撤兵的历史。这些影片，不仅能鼓舞美军的士气，也使美国公众从越南战败后的低迷状态走出来，重新振奋了精神。可是好莱坞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爱我美国，振兴美国”之类的口号。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呼风唤雨。而这时好莱坞又推出了《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扬美国军人人道主义形象的影片。这些影片，很少政治说教，艺术感染力极强，他们对“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舆论导向
舆论攻心，导向的作用自然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们极少听到舆论导向的说法。但是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舆论，尤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舆论，是相当一致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比如，我们很少能够在美国媒体上看到有关古巴的积极正面的报道。所以，有一个在中国新闻媒体工作多年之后又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学习传播学的朋友说，美国媒体的舆论一律，和我们的舆论一律其实也不相上下，只不过他们在舆论一律的时候，还是标榜着新闻自由。而在他们舆论一律的背后，就有无形的舆论导向。那么，在美国，承担舆论导向的主体是谁呢？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新闻媒介的消息源，我们就不难发现，美国新闻报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政府机构，其他则来自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和企业。所以，承担舆论导向的主体，是美国当权者。他们并不说让新闻媒体担任他们的喉舌。但是他们以提供新闻的方式，使他们的观点通过新闻媒体影响公众，左右舆论。这种导向和我们的区别，用我那位朋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中国的舆论导向靠的是控制，控制舆论和媒体，而美国当权者的舆论导向靠的是操纵，操纵舆论和媒体。
美国官方的这种舆论导向，在危机时刻尤其明显。在这种时刻，他们的高层官员往往亲自出马。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布什马上发表谈话，说，这种恐怖行为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攻击！”“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这就马上给这个事件定了性。而官方的调子，立刻成了新闻媒体的标题和报道基调。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主要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这个调子：
“开始对付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干掉他们，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CNN，9月11日）
“对这种不可想象的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的反应应当简单干脆——杀掉那些杂种。冲他们的眉心给一枪子儿，炸得他们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话毒死他们。至于那些庇护这些蠕虫的城市和国家，把它们炸平了拉倒。”（《纽约邮报》，9月12日）
“被一种正义的愤怒激发起来的美国向来是正义之师。支持本·拉丹那样的人的国家需要狠揍。如果我们荡平了一部分大马士革或者德黑兰或者随便哪里，那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华盛顿邮报》，9月13日）
“对阿富汗实施核打击的时候到了。”（《里士满时报快递》，9月13日）
“现在不是讲究把直接卷入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的人找准的时候。……我们应当侵入他们的国家，杀掉他们的领袖，让他们皈依基督教。我们过去就没有拘泥于只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官加以惩罚。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我们也杀了平民。那是战争。这也是战争。”（《国家评论在线》，9月13日）
在美国当权者的引导下，这些报道和评论，把美国烘托成正义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国带入了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战争状态。既然是战争状态，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打恐怖主义，“捍卫自由和民主”，那还不是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出异样的声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从这些报道看，美国官方在9·11之后的舆论导向，相当成功地凝聚了美国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绪统一到政府和当权者所希望的轨道上。
有一个材料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用15种文字总共发了350万字的新闻稿。这也显示了美国军方引导舆论的力度。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非常重视影响舆论，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解释政策。这是美国国防部网站上公布的他在2002年8月21日到9月19日期间参加的媒介活动，有接受不同电视网和通讯社记者的采访，也有一些会议、会见和演讲的消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电视网和媒体的采访，他是分别进行的。这样频繁的活动，想不对舆论产生影响，都办不到。
这样的舆论导向，尤其是危机时刻的舆论导向，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是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在美国的媒介上，我们看不到“舆论导向”之类的话。可是美国政府领导的想法却几乎都能通过新闻媒体体现出来。他们不是用行政命令来让媒体听命于他们，他们完全是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想提供的情况和观点，来左右舆论。拉姆斯菲尔德9·11之后在媒体的频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亮相中，媒体对他的报道都是有实质内容的，甚至是有个性的，这就很容易打动受众。
其次，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议程设置。媒体的舆论声势造足了，国会就会通过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国防预算的增加。比如2001年10月美国国会匆匆通过的《爱国法案》。这个法案赋予执法机构很大的权力，包括对可能无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经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它没有经过充分讨论或辩论就得到了通过。
第三，影响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可以说急剧右转，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总能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测验中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像2003年打伊拉克，在国际上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国内的支持率仍高达半数以上。现在，打伊拉克4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第四，不仅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影响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媒体，几乎也是这样。轰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冲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几乎美国一刮风，我们这儿就下雨。造成很多新闻媒体甚至政府官员，都围着美国的思路转。
关于美国的舆论导向，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忧患报道。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军事力量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的，没有什么对手。可是他们却常常报道说，美国空军的防御如何需要更多的经费来更新、增加情报、监控和侦察设备；美国军队对打城市战争如何毫无准备，缺乏成功地进行城市作战的能力。这样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面会提醒美国军人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就像会叫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饱还是喊饿，喊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关注，政府和国会都给他拨款。美国的防御战线远远超出他们的疆界，达到欧洲、中东。可是他们还是在大喊大叫他们的安全有问题，喊来了NMD，喊掉了束缚他手脚的《弹道导弹条约》。是不是也有迷惑对手的作用，就不好说了。
比较一下美国受到打击、挫折之后媒体反应的措辞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措辞，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受到打击，如9·11这样的打击之后，毫不遮掩地说：美国愤怒了！美国人被激怒了！而我们，遇到类似售台武器这样的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告诉人家我的感情被伤害了，谁在乎？这种传播就很无效。而从鼓舞士气的角度看，表示一个国家的愤怒更积极呢，还是表示一个国家的感情受伤害了更积极？
媒体的自觉
美国新闻媒体在参与心理战行动方面，或者说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方面，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相当自觉。这是美国新闻媒体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主管部门命令他们，要求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但是他们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国家利益的“看家狗”或“守门人”。
有人会问，美国不是有新闻自由吗？美国的媒体不是可以批评自己的总统和政府官员吗？对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不错，美国确实有一个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新闻自由。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很多限制，比如不得诽谤他人的限制，不得泄漏国家机密的限制，等等，所以实际上，那种自由度，并没有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时有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很多带有党派政治斗争或利益集团的背景，而且无损于甚至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塑造美国的国际形象。比如，当年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行双边谈判时，中国方面对谈判的情况常常是守口如瓶，中国媒体的报道基调则充满了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向往。反观美国媒体，却不断发出鼓噪，生怕中国占了什么便宜。他们死盯着双方谈判的进程和内容，及时报道中国在哪些地方仍没达到美国的要求。这样的批评，对美国政府来说，应该是有益无害的，因为这种表面上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其实对中国保持了一种舆论压力和主动，使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政府也可以运用这样的舆论批评来增加他们同中国谈判的筹码。
美国的新闻媒体虽然都标榜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党派，或各有其政治倾向，但是在捍卫、伸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他们，尤其是发行量、收视率排在前列的那些主流媒介，不约而同地非常一致。综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东部十三州扩张到西海岸，夺走墨西哥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印地安人几乎赶尽杀绝，吞并太平洋中的岛国夏威夷，这短短200多年的历史其实是相当血腥的。有人统计，美国独立230年以来，发动过240次战争。所有这些侵略扩张行为，大都获得了美国媒体的舆论支持，都被媒体说得冠冕堂皇，充满正义。80年代出的美国电影《与狼共舞》，是印地安人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美国银幕上。所以，我们在看美国新闻媒体的时候，不能光看到他们所谓“自由”的一面。好象我们不能报、不让报的东西，他们能报，他们就自由。就拿当年的越战和现在的伊拉克战争来说，美国媒体出现批评的声音，大都是在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与美国众多人的意愿相违背，越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有害的时候才出现的。在战争顺风顺水的时候，媒体的批评就极少极少。媒体的批评，基本上不会违背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历史上的媒介精英的确都很懂政治，也很讲政治。他们最大的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他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要比我们中国很多媒体强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美国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创办《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曾公开说明，办新闻周刊，是为了“宣传美国思想，振奋美国精神”，“使美国精神席卷全球”。早在1920年，22岁的卢斯就在给耶鲁大学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鼓励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写道：“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有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后来，《时代》周刊果然从一家默默无闻的杂志，发展成为美国统治阶级最有权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对美国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个22岁的青年就有这样的抱负，而且将它付诸实施，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政治主张同我们怎样不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今天的《时代》周刊继承了卢斯对美国的忠诚。美国“9·11事件”一周年时，《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九一一专辑，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为《通向巴格达之路》。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表达了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只要世界上还有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国打他们，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该文认为，美国已经改变了阿富汗政权，其他国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权，都应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