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机构来对之负责，而要权衡校内校外（包括校友）的各种势力进行治理。校长没有一个确定的负责对象，大学结构庞大松散，大家各自为政、互不买账，无怪接任萨默斯当临时校长的前校长德里克·C·博克会将哈佛比之于印度。现在连文理学院的教授是否代表着哈佛教授这一点都搞不清楚。所以，许多人呼吁哈佛成立一个由各学院教授组成的“议会”，协调各学院之间的关系。
    频频成为媒体焦点的哈佛校长萨默斯终于辞职了。还有人能治理哈佛吗？
    在萨默斯宣布辞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马上问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放弃这个职位，听任自己被一部分教授给搞倒，那么这是否会使哈佛有变得无法治理的危险？”萨默斯当即承认他有同样的担心。前哈佛监督人理事会（Harvard’s Board of Overseers）的成员、波士顿地区的企业领袖和哈佛重要的捐款人约瑟夫·奥唐那（Joseph O’Donnell）也质问：“如果一部分教授能够逼校长辞职，谁还能领导这所学校？”
    这种担心和焦虑，并非没有根据。萨默斯是哈佛最近144年历史中任期最短的校长。前一位是在1860—1862年期间任校长的科尼利厄斯·康韦·费尔顿。他的短任，是因为不幸死在任上，并不是有人逼他下台。不过，他曾向朋友诉苦，说在这个学校当教授和当校长的滋味，那简直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萨默斯的前任，在1991年到2001年担任校长的尼尔·鲁登斯坦，累得精疲力竭，竟不得不在1994年被迫长休一年。再前面一任是德里克·C·博克（Derek C．Bok），这次萨默斯辞职后又在75岁高龄被召回来充任临时校长。他对哈佛的治理颇有些体会。他在任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来访。在欢迎仪式上，他开玩笑地说：“我和总理先生处在非常类似的位置上。我们都在治理着一群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谁也不买谁的账、又都不尊重中央权威的人们。”拉吉夫·甘地应声而笑。果然，他回印度不久就被暗杀了。知道自己处境的博克，却善始善终，安安稳稳地从校长位置上退休，之后不断就教育问题著书立说，保持着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如今临危受命，收拾萨默斯之后分裂的校园，也不出人们意料。
    萨默斯作为一个教育领袖，性格上有诸多不成熟之处。对此，我已经在《哈佛政变记》中详细论述。不过，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辞职，使人们反省：当今一流大学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领导力？究竟谁是大学的主人？
    哈佛校长难当，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决定的。哈佛创立时，其制度设计就给了教授们很大的影响力，给校长很弱的权威。上轻下重，不好管理。不过，在过去，校长首先是学术领袖，也是社会上的意见领袖。一直到“二战”前，名校校长对社会舆论还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像1869—1906年间的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就任时仅35岁，是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社会上是自由派的旗帜，甚至不惜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分庭抗礼。他在《亚特兰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文章，题为《新教育》，勾画出美国教育改革的蓝图，成为现代美国大学之父。他直言不讳地用他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布道”，要培养“有品格”的“绅士”。他认为一个绅士不应该由出身决定，而是由其品行塑造。这种品行说到底就是“民主”的人格。真正的绅士必须“体谅他人、慷慨、勤奋，从来不伤害弱者”。这些理念，明显是对19世纪末美国弱肉强食式的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合乎当时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理念。所以，他要求哈佛向各种阶层开放，让学生随便选课，享受思想自由。
    而他的继任者A·劳伦斯·洛厄尔则是一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同样观点鲜明。他反移民，反犹，反同性恋。有位教授因为是同性恋被开除，许多人向他为该教授打抱不平，认为该教授为哈佛尽心尽力服务一生，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开除？甚至有的教授愤怒地质问洛厄尔：“将心比心，如果你处在对方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洛厄尔竟说：“那我就去买把枪自杀！”
    这就是那时哈佛校长的“言论尺度”。那时当校长，常常是学术、思想第一。校长首先是学界的领袖。学问好，思想丰富，不管属于哪派，都能服人，嘴也不必要把得太紧。其实极右的洛厄尔，进哈佛还是受自由派的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提携，虽然后来他竭力反对后者继任校长。
    “二战”后，风气渐变，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观点鲜明的校长几乎看不到了。美国的政客，虽然不可能事事讲真话，但毕竟还是凭借政治立场吃饭，有自己的主张。大学校长则比政客还乏味，对什么公共事务都不发表见解，甚至对教育问题也顾左右而言他，你搞不清楚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校长的首务是给学校募捐，思想还有什么用？甚至学术成就和背景也越来越不重要。乃至有些学校，竟开始雇用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资格当教授的募捐专家当校长。
    哈佛在这方面，算是比较能坚持学术传统，雇用响当当的学者当校长。有些校长，不仅自己是优秀的学者，而且常常出自学术豪门。比如前面提到的德里克·C·博克，从1958年在法学院当教授，后来当法学院院长，1971年当了校长。他的岳父岳母，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岳父贡纳尔·默达尔（Gunnat Myrdal）于1974年和哈耶克一起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岳母阿尔沃·默达尔（Alva Myrdal）于198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萨默斯则出身于经济学世家，父母全是经济学家。他的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他们家本来就是姓萨缪尔逊，是他父亲把姓改成了萨默斯（Summers）的。他的舅舅，则是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本人28岁成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学终身教授。有人甚至说他如果不早早走出学术圈，说不定也会拿诺贝尔奖。
    大概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学术精英，萨默斯不甘心顺从流俗，当一个没有意见可说、不教书、不做学问、埋头搞钱的募捐人。在他的任上，哈佛获得的捐款虽然有所增加，但各校的捐款都在上涨，况且哈佛校友的捐款率这期间还有所下降，可见他搞钱并不成功。不过，他更像个学术领袖和教师。他不仅亲自教一年级本科生的讨论班和大课，而且对学生的思想和经验充满热情。他非常耐心地听学生发言，从道德伦理、干细胞研究，到伊拉克战争，无所不谈。他和学生辩论各种问题，通过提问迫使学生进行思考。他还常常光顾学生食堂、橄榄球赛、舞会，甚至被学生逼着跳舞。你看看现在美国的大学校长，一个个全像是生意人，哪里还有这样的老派校长？
    这也不奇怪，2005年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中积极参与为什么女科学家少的讨论，提出男女之间是否可能有先天不同的假设，引火烧身。这无非是说明他当教书匠太忘情，一心想刺激大家的思想，乃至忘记了当校长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受媒体的煎烤的同时，在哈佛学生中却深受爱戴。他宣布辞职后的民调表明，哈佛学生有57％认为他不该辞职，只有19％认为他应该辞职。哈佛的学生报纸一直支持他，在文理学院教授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案后，哈佛历史最悠久的学生报纸《哈佛深红报》发表社论，题为“对不信任案的不信任”，坚决站在他一边。
    所以，当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倒萨”成功后，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公共关系危机。许多媒体质问：大学是属于谁的？是为谁服务的？萨默斯一心为学生服务，事事把学生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要求那些只顾自己研究的教授给学生上大课，惹恼了教授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不想教书的教授，希望找任何借口把萨默斯搞掉，以求继续过自己不教书但名利双收的神仙日子。
    在政治上，这些哈佛教授更是受到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的攻击。乃至萨默斯这么一位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下子成为保守主义的烈士。保守派人士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大骂：“萨默斯是自由派，但是我们的大学已经被占领。那些搞掉他的10％的教授根本不是自由派，而是斯大林主义者。”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十年前曾经出任杀妻案中的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律师，频受保守派的攻击，自己还曾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进行政治辩论。他则说：“我在美国，属于20％最倾向自由派的人。但是要在哈佛文理学院，我就是10％最保守的人。”一句话，哈佛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已经让一些明显有自由派倾向的人也感到窒息。
    上述反映，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颇能说明这场“倒萨”运动给校园和社会带来的分裂。要立足未来，就必须摆脱暂时的情绪冲动，通过萨默斯倒台冷静分析一下美国大学制度的得失。
    萨默斯倒台对哈佛和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对校长言论自由的封杀。萨默斯提出男女先天不同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假设。学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不断提出假设。况且这个假设，只是他解释女科学家为什么少的第三点假设，前面他已经提到社会传统偏见、妇女生儿育女使之无法承受一天12个小时、一周六七天的科学家的工作方式等等因素。他也只是试探性地提出问题，从来没有说自己一定对。关键是，讲话的场合是一个内部会议，本来就不该对外公开。他的话，属于非常正常的学术活动。美国大学教授的言论自由有严格的保证，教授讲课，常常禁止别人录音，目的就是可以关起门来畅所欲言。如果这样的话都不能讲，大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大学校长越变越圆滑，越来越不愿意发表哪怕是对教育问题的意见。他们的职责，就是谁也不得罪，一门心思募捐，变得越来越像生意人，而不是教育家。
    萨默斯则是一个以教育家自许的校长。一个生意人式的校长守成也许尚可，创新却不可能。萨默斯面临的，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哈佛，许多学生抱怨哈佛徒有虚名，没有给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学生在哈佛的满意度，远远比不上其他顶尖大学。所以，哈佛需要一个有思想的领袖出来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萨默斯正是这样一个有思想而且喜欢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人。靠打性别牌把他搞掉，从长远看恶化了校园中的学术环境，对哈佛有害无益。
    不过，在“倒萨”过程中所体现的教授治校的原则，却并没有错。大学校长的去留，由校董事会决定。无论教授投票还是学生投票，都没有法律效力。目前还没有听说哪个学校像选总统一样选校长。不过，教授通过不信任案，要扳倒学生信任的校长，董事会在教授和学生之间，站到了教授一边。这里虽然有种种不得已，却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学生在学校只呆4年，教授却要呆一辈子。教授和学校的利益最紧密。更何况，学生是受教育者，教授是教育者，让教授跟着学生的意见走，还开什么大学呢？如今美国的大学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人主张用市场方式经营大学。“让消费者满意”，成了压倒一切的考虑。有的教授不得不讨好学生，连打分也有所顾忌，生怕得罪人，乃至引起分数膨胀。这也是萨默斯要治理的问题之一。教书要靠教授，教授要有基本的权威。把教授都得罪了，学校的基本政策就无法落实，教育质量和标准无法保障，萨默斯本人所发起的种种改革，也无法推行。事实上，在7人组成的校董事会（包括萨默斯本人）中，已经发生分裂。2005年一位黑人校董愤然辞职，看不惯在萨默斯给学校带来如此大的震荡的情况下，校董事会还决定给他涨工资，他在自己辞职的同时，也要求萨默斯辞职。
    要知道，反对萨默斯的人，反对的不是他的教育主张，反对的是他的领导作风。萨默斯要求改革哈佛的核心课程、给弱势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加速哈佛的国际化、鼓励学生到海外读书、扩张校园、加大对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投入，等等，对此很少有人公开反对。但是，他的官僚式行政作风却让人反胃，对施行他的改革有害无益。
    我在《哈佛政变记》中已经分析过，萨默斯在华盛顿呆的时间太久。作为克林顿政府中的高官，他以思想和创造力著称，作风强悍专制。他有足够的洞察力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要求手下人立即执行。这种作风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中，当然什么都玩得转。可惜哈佛不是华盛顿，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干什么事情，都要先取得共识才行。这一点，当年哈佛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就有担心。当时哈佛的董事会和校长遴选委员会都意识到哈佛的问题：这个有11个学院、2万多学生、27万校友的学校组织太松散，固步自封，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砸烂既得利益，把学校现代化，以适应21世纪的挑战。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可以是两刃刀，在校内带来分裂。他们怕萨默斯的性格让哈佛的教授们消受不了，对推行改革适得其反。但当时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作为萨默斯前任的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哈佛校董，也是萨默斯的保护人和事业导师，向委员会保证，萨默斯已经锋芒渐敛，性格温和化了。这样萨默斯才拿到这个工作。
    可惜，鲁宾打的保票很快成为笑谈。萨默斯还是原来那副心直口快、专制傲慢的脾气。他当然是个聪明的学者和教授，他能够迅速进入任何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当教授们的领袖和当一个普通教授毕竟有些不同。他总是有个本能，要展示他自己是屋子里最聪明的人，而没有意识到校长的角色，要的并不是这样自己逞能，而是要在其他人中发现谁是屋子里最聪明的人。这个性格，实际上为他推行的改革帮了倒忙。
    比如，萨默斯的一大使命，是加大对科学的投入，加强科学在教学中的比重。但人文教育一直是哈佛的核心。这样的转向，当然不会让文科教授们太开心。不过话说回来，哈佛的文科教授都有自己的铁饭碗，是本学科中的学术领袖，不会如此小心眼、一听校长重视科学就不高兴。但是，萨默斯是麻省理工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在转到经济学前，是学物理的，科学家的劲头十分强。他为了治理分数膨胀、改革核心课程，频频找教授们谈话，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流露出一种经济学家比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授聪明、更有真才实学的态度和看法，甚至否决一些文科终身教授的提名。他28岁就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学终身教授，少年气盛，口口声声说在哈佛拿终身教授的平均年龄快接近60岁了，哈佛的终身教授制不应该是给一些已经没有创造力的学者提供一个荣誉职位或养老院，而要提拔年轻人，等等。甚至有位来自东欧的教授，由于经历曲折，博士毕业比正常的美国同行大十岁，虽然创造力旺盛，但因为年龄其终身教职被萨默斯否决。这就给大家一个印象：萨默斯认为哈佛就他这么一个聪明人！他说重视科学，重视年轻人，就是重视他这样的人。
    所以，在许多教授看来，萨默斯在学校里上演名人秀：他走进学生宿舍“亲民”，给学生的美元签字（他当财政部长时，发行的美元钞票印有他这位财长的签名，所以学生常常会拿这些美元钞票让他亲笔签字），把孩子们哄得高高兴兴，但对自己的同事，即教授们，骨子里却看不起，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之羞辱。结果，他在科学家中、在各种职业学院乃至经济系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但是在文理学院中却遭人恨。而他强调本科教育，要改革核心课程，这些事情主要依赖的就是文理学院的教授们。这些人中很少有愿意和他合作的，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本人的存在，已经成为他所鼓吹的改革的一个根本障碍。
    萨默斯的辞职，给哈佛带来了两大挑战。这两大挑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谁能领导哈佛”的问题。第一，哈佛规模庞大、结构松散，有世界第一学府的美誉，到2005年财政年度计有250多亿美元的捐赠基金，2006年就有23000名申请人竞争本科新生的区区1600个名额。但是，哈佛的学生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普遍不满。哈佛确实有躺在自己的实力和名誉上固步自封的问题，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校长来领导。在这方面，萨默斯传送的信息是对的：哈佛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送信的信使却是错的：萨默斯缺乏领导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关键素质，无法激励他的同事自愿为他给学校确定的目标而奋斗。俗话说：“一朝怕蛇咬，十年怕井绳。”萨默斯倒台前前后后，校内各派力量严重分裂，矛盾激化，在校外哈佛的名誉也受损。在他宣布辞职一周后，设计学院又出了乱子。教授们要把萨默斯2005年任命的院长艾伦·阿特舒勒（Alan Altshuler）搞掉。该院4个系主任中的3个到阿特舒勒那里逼宫：你不辞职，我们就投你的不信任票。萨默斯作为瘸鸭校长已经没有权威处理这一清除他的残余力量的纠纷，教授们动不动就投这个不信任票、那个不信任票，似乎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学校有陷入乱局的危险。所以哈佛校董罕见地介入，表明对阿特舒勒的坚决支持。同时许诺继任的临时校长德里克·C·博克就任后立即与教授们会面。这场大地震的余震如何收场，还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敢不敢再次赌博，任命一个强有力的校长？如果在这方面退缩，刚刚开始的改革就前功尽弃。哈佛在急剧全球化的社会变革中，会丧失关键的转型的时机。
    第二个挑战是制度上的：校长应该对谁负责？是董事会、学生，还是教授？这次萨默斯宣布辞职后，他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提出类似的问题：程序不明。究竟董事会根据什么决策？听了谁的意见？文理学院教授是否能够代表哈佛教授的大多数？这些都是一笔糊涂账。
    这一制度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哈佛校长都是被“监督人理事会”（Board of Overseers）任命，并对之负责。这个理事会，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和由马萨诸塞州议会任命的权要。当校长的有时是马萨诸塞州的前州长，有时甚至同时是波士顿市长。1865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法案，将哈佛“民主化”，让校友选举监督人，把哈佛从政治权力的网络中摘离下来。这一法案通过后4年，年轻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就被选为校长，带动了不仅哈佛，而且是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由此，哈佛乃至大部分美国的大学都形成了一种平等、独立的制度框架和文化。校长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机构来对之负责，而要权衡校内校外（包括校友）的各种势力进行治理。校长没有一个确定的负责对象，大学结构庞大松散，大家各自为政、互不买账，无怪接任萨默斯当临时校长的前校长德里克·C·博克会将哈佛比之于印度。现在连文理学院的教授是否代表着哈佛教授这一点都搞不清楚。所以，许多人呼吁哈佛成立一个由各学院教授组成的“议会”，协调各学院之间的关系。
    萨默斯辞职了，但他的影子还笼罩着哈佛。怎样走出这个影子，将对哈佛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