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后第一代新传统主义者终于因政局的变动而以尴尬告终，但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因其失败而结束。也就是说，当中国不得不面对世界而走向现代的时候，传统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传统与现代是否就是对立的两极，传统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吗?平心而论，无论新传统主义者的论证多么荒谬，多么漏洞百出，但他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本身无疑是对辛亥革命这一急剧性的政治变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弥补和修正，因而其积极意义也不应低估。
    但是，由于新传统主义者过分张扬传统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学理的探讨不恰当地转为政治实践，故而伴随着袁世凯、张勋两次帝制复辟运动及其失败，新传统主义实际上陷入一种深深的危机之中。只是他们并无这种自觉，不仅不愿承担两次帝制复辟的责任，反而以为中国自辛亥以来所发生的种种问题都是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所造成的。换言之，在他们的自我感觉中，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门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找到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的连接点。这种状况正如《青年杂志》一卷一号《新旧问题》一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自发生新旧问题以来，迄今无人对新旧三字下一确切的定义。在晚清，国中显分维新、守旧二党，彼此排低，各不相下，是谓新旧交哄之时代。辛亥后，守旧党之名词，早已随前清帝号以俱去，人之视新，几若神圣不可侵犯。即在倡言复古之人，也往往假托新又，引以为重。考究其实，则其一举一动无不与新又相抵触。因此之故，一切现象，似新非新，似旧非旧，是谓新旧混杂之时代。处此时期，非但是否不明，且无辨别是否之机会。这段分析虽然不尽准确，但基本反映了辛亥后包括新传统主义者在内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上的困惑与贫乏。辛亥后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实际上预示着他们已不可能久占历史舞台，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必将让位于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而当此时，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外，民主共和与中国人实际上依然无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旧知识分子的分化已不可避免，新一代知识分子自动脱离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固有轨道，而探寻新的救国道路。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即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那份刊物。不论它"青年"或"新青年"，实际上都意味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再循着者一代知识分子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国的未来或许应该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开辟似乎又只能依靠这"新青年"。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青年杂志》创刊号开篇便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似修身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