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财富 日期：2011年11月28日
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衬托下,似乎中国风景独好。值得高兴,但也应未雨绸缪:中国的繁荣怎样才能避免昙花一现?毕竟“国富”的辉煌还掩盖不住“民穷”的现实,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日本的1/10、美国的1/1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背后的密码是什么?虽然中国从社会制度上越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经济上是越不过去的,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威廉·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密码”进行了解析。虽然书中的诸多结论还谈不上“科学、系统”,但的确可为我们带来颇多启发。
在威廉·伯恩斯坦看来,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即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在这四个因素中,财产权是最关键的基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人”天然具有利己的本性,只有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财富的创造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本主义以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本质是财产权的缺位,从而使得财富创造者没有持续的动力,“今朝有酒今朝醉”,财富的增长总走不出波浪起伏的怪圈。
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腾飞,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中国在近代的没落,无疑源自新技术发明与使用的没落,以至于洋务运动时要大喊“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古代的技术创新多数时候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这些技术创新能力为什么没能持续呢?从伯恩斯坦的分析逻辑来看,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技术创新已经从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而我们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期才高举“科学”的旗帜。实际上,关于科学理性主义对经济腾飞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论述得更加全面和彻底。
关于现代资本市场这一因素的理解,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一书中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荷兰这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这一时期,荷兰对外投资的金额达到其国家GDP总量的两倍,也有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投资银行,推出了海事保险、退休金、年金、期货、期权、跨国证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创新。但还是没有摆脱没落的命运,原因之一是其忽略了科学理性主义推动的技术创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金融的系统风险缺乏评估和有效监管,以至于荷兰的对外投资大多打了水漂。在伯恩斯坦看来,现代资本市场主要是发挥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以及提供市场信息三大功能,而不是让“钱生钱”。
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人拥有着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们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正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伯恩斯坦在本书中将交通与通信技术单独拿出来论述,而不是归到科学理性主义这一因素中去。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海、陆、空交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2010年中国的物流总费用占到了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中国的现代通信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发展,3G、4G的国标还成了世界标准,但中国的通信成本却是美国的10多倍,韩国的135倍,日本的154倍。这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呢?
对现代经济腾飞的这四个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教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经济增长比做蛋糕,那么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便是面粉、鸡蛋、酵母和食糖,缺少任何一样都做不成蛋糕。没有面粉和鸡蛋,蛋糕无从谈起;没有食糖,蛋糕不会好吃;没有酵母,蛋糕不会膨胀。对于伯恩斯坦的观点,张宇燕教授说:“本书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原创,历史数据和故事无一例外地来自二手资料。但重要的不在于理论原创和一手资料,而在于凭借已有砖瓦筑造出别具一格的房屋来。”伯恩斯坦提出的系统思维,对我们思考中国当今的经济格局,保持未来的繁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实际上,在这四大要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伯恩斯坦在书中提到了,但却没有做专门的论述,那就是法治的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人”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利他人”如何统一,让商业社会真正变成文明社会?26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没有给出答案,但现实的探索中,人们用“法治”解决了这一问题。伯恩斯坦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往往直接将“财产权”置换为“法治”。也许,是因为伯恩斯坦已经习惯了法治的传统,所以没有专门论述。但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四大因素对经济发展与腾飞的推动,也将会是过眼烟云。而这,正是中国尤其应该重视的,只有同步追求“富强、民主、文明”,经济的可持续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才有可能。
对经济腾飞带来的“现代病”,伯恩斯坦在书中也多有论及,比如他说:“这种现代多样化的贫困只与收入的分散程度相关,只有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才能使其有所改善。”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进行了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又如他对逃离人口“马尔萨斯循环”的看法,单纯的“积极抑制”,毫无疑问会带来“刘易斯拐点”,路径只有想办法做到把经济增长变成集约型的,把财富的增长从算数级数增长变成几何级数增长。这对我们思考中国的人口政策,无疑也是一种思路。
最后,顺便说一下,伯恩斯坦把本书定位为“有理论依据的非小说文字”,但文字却并不像专业的经济学著作那么艰涩,丰富的资料、有趣的故事,可读性很强;严密的论证,事实的结论,又不能不让我们严肃对待。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不妨挤点时间好好读读,一定多多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