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繁荣，中国的中小企业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币的升值，来自海外客户的订单正在减少。仿佛这些还不够，维持中小企业运营所需的资金变得越来越难以筹措，且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银行已经开始总体压缩银行贷款。10月24日，总部位于伦敦的Capital Economics发布的最新研究表明，第三季度银行新增净贷款同比仅略有上升：从1.65万亿上升至1.73万亿元（相当于从2600亿上升至2720亿美元）。但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更广泛的定义，融资总额接近2.5万亿元，同比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这令人担忧吗？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Mark Williams）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官员对信贷总额增长的控制至少要持续一段时间，但其代价是将更多的借款人推向不受监管的地下贷款机构。”
    实际上，银行贷款最近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政府紧缩银行贷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金融部门的崩溃，但这也同时加剧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无论紧缩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政府推行的信贷紧缩将中小企业挤出了正规信贷渠道，并且正在助长高利贷和其他黑市贷款业务：参与者包括典当行、信托基金、甚至富裕人群等等。
    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咨询公司丝绸之路的董事总经理辛冯德（Ben Simpfendorfer）表示：“私人贷款的数量在过去几年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你越是挤压正规市场，越多的企业就会被挤入黑市，最终形成一个两级的或平行的银行体系。”
    破产倒闭
    非正规银行体系也并非中国所独有。位于New Paltz的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拉·徐（Sara Hsu）表示：“纵观历史，世界各地一直都在使用非正规银行体系。在美国银行系统正规化之前，有些一般性商店会向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和信贷额度。
    中国的非正规银行系统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多年以来，它一直是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重要来源。但地下银行系统肯定是有风险的。今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多起贷款违约、企业倒闭的事件，社会影响很大。有人担心非正式贷款人不是在支持中小型企业而是在助长投机。
    该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银行（其中有几个已经跻身世界最大银行之列）宁愿把重点放在服务大型国有企业（国企）客户，而不是中小企业。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胜军教授表示，银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储蓄和贷款产品设定利率，其利率必须保持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定的基准利率上下1％的范围之内。他在最近发表在《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表示，目前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为3.5％，一年期贷款的利率为6.56％。由于银行无法调整其贷款利率以反映不同的客户的贷款风险，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
    随着地下钱庄数量的增加及其贷款利率的上升，中国的监管机构变得紧张起来。温家宝总理已发出公开警告，指出了地下借贷的危险性，有时候其利率甚至超过100％。在十月初的温州市访问期间，当地媒体引述温家宝指出：“应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的趋势，打击非法募捐，并妥善处理抵押物和资金短缺的问题，以防止风险在区域范围内蔓延和不断变化。”
    非正规银行体系的确切规模无法确定。政府的估计是大约4000亿美元。但也有人说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其实要高得多。即使中国的国有银行也会提供另类信用。例如，银行找到那些可以提供企业贷款的人群后，以“委托”贷款方式充当中间人角色。据彭博社报道，去年委托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14.27万亿的近8％，而2002年的占比仅为0.9％。社会融资指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源，如股票和债券的回报。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信贷来源。渣打银行的一个报告显示，典当行及贷款担保人（两者均不归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也在和小额贷款公司竞争，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业务也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监管规定的范围。国企也想在贷款业务上分一杯羹，这让事态更加复杂。总而言之，辛冯德表示：“富人正在寻求办法提高投资的回报。”
    温州模式
    温州向来以企业家精神而闻名遐迩，但是中国的地下钱庄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温州开始兴起。中欧商学院的刘教授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表明约有89％的温州人参与了民间借贷。
    纽约州立大学的徐教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温州并没有得到很多[国家]资金支持。温州的典当行和贷款担保人也做起了银行替代业务，为温州众多的非国有企业填补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缺口，因为对于银行业来说，这些企业是“未知的实体”。这种戒心至今仍在继续。相比之下，许多地下贷款人“往往认识借款人，或者认识借款担保人。”
    但是，辛冯德表示，地下钱庄已经偏离了它们支持中国民营中小企业的作用。随着固定资产价格特别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与公司业务投资相比，投机往往能够给借款人带来更快的回报。
    另外，信贷紧缩也是一个因素。在经过了一年的疯狂放贷之后，中国在2010年开始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通货膨胀正在成为一个问题，关于不良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担忧导致中国的贷款政策逐步收紧。今年，存款准备金率创下新高，中国的银行现在必须将存款的21％作为存款准备金。然而，紧缩开始的时间偏偏适逢许多中小企业都致力于投资，需要获得贷款完成投资。很多企业发现自己没有选择，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只能接受越来越高的贷款利息。
    瑞士信贷中国研究部主管陈昌华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紧缩手段导致情况更加恶化。陈昌华表示：“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高利率。政府是在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
    中国人们银行有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加息需要得到中国国务院批准。因此，虽然存款准备金率处于历史高位，加息却很谨慎。流动性紧张，但资本需求却在上升，所以非正规贷款机构的利率上涨速度要快得多。徐表示：“如果你不提高[正规银行系统]的利率，你就等于是在为获得贷款的企业提供补贴。因为它们贷款的真实成本比它们支付的利息更高。”
    这也是非正规金融部门吸引国有企业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往往能以7％利率贷款，而非正规部门的利率却高达120％。因此，国企往往以7％的利率借贷，然后再以80％的利息贷出去。
    不平衡的做法
    陈昌华表示：随着不平衡的增长，违约的风险正在加大。“在2009年和2010年，人们的期望很高，所以他们去借钱。他们需要支付的利率越来越高，[现在]不是能否赚钱的问题，而是能否全身而退的问题。信用链就是这样开始破裂的。”
    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违约事件，其中的一些就发生在温州。虽然在信贷紧缩背景下，破产并不让人惊讶，但地下钱庄对违约没什么办法。陈昌华表示：“如果企业对地下钱庄违约，那么这些钱庄可能会开始对存款者违约。地下钱庄通常以每年15％的利率吸纳存款，再以30％至40％的利率发放贷款。”
    9月，中国国家媒体报道，200多名在浙江省（温州属于浙江省）的商人由于无法支付债务而失踪。其中一些已经躲藏起来，还有人自杀了。温州的一个著名眼镜制造商的老板一走了之，而他的公司的债务超过了20亿元人民币，其中既有正规贷款也有地下钱庄的贷款。
    然而，除了违约的问题，一个不受监管的非正规银行系统将使得中国监管机构更难以控制信贷流动或收紧银根。正规经济部门的变化可能在非正规部门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陈昌华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调控。”
    陈昌华和辛冯德都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更快的银行业改革来避免其面临的非正规银行业的问题。辛冯德表示：“如果在过去10年中，中国建立了私人银行部门，中国就能更好地应对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而，徐指出，非正规行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监管部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小公司的贷款网络。她表示：“解决方案是在地方一级设立经政府批准的、了解小企业的、较小的金融机构。”
    聚光灯下
    尽管中小企业规模不大，它们却很重要。中国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劳动力的80％在中小型企业工作。徐教授认为，如果没有非正规银行帮助中小企业，中国过去20年来的增长可能不会那么快。她表示：“非正规银行系统是有必要的，政府没有阻止其发展，这说明政府是默许的。”
    近来，中小企业的倒闭和违约引起了足够多的媒体关注，官员需要做出回应。一些地方政府最近已经宣布将为小企业创造官方的信贷来源。例如，上海刚刚成立了一个3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以支持中小企业。在9月，中国工信部宣布了其第一个针对中小企业的“成长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包括提高中小企业的业务结构，目前还不清楚它将带来什么样的政策。
    除了支持中小企业，温州官员也在试图通过设置利率上限控制这类贷款。据市政府网站上发布的通知，非正规贷款利率应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官方利率6.56％的130％。然而，这样的规定将很难执行。
    徐教授表示，虽然一些较小的贷款方案获得了成功，要遏制中国非正规银行业对信贷流动的影响还需要采取更大的努力。她表示：“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管理项目，政府必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加以推动。”
    
    发布日期 : 2011.11.09
    来源：沃顿知识在线